电影《酱园弄·悬案》票房口碑双崩盘，问题出在哪了？_风闻

在展望本片的时候，考虑到戛纳版150分钟、院线版拆成上下部、上部90分钟的巨大差异，确实有过担忧。将一部完整的作品拆分，且原是拿到戛纳、面向电影艺术最高殿堂、最苛刻电影评论群体、理应最忠实于质量、符合导演陈可辛原意的版本，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可能存在一定的隐患。原有的结构会被打散、摊开，为了撑时长而放入过多而杂的副线，节奏、情绪、主题表达逻辑，都可能变得冗长、凌乱。

但是，院线版之于原版的改动，显然比预想的更加彻底、深度，也更加伤筋动骨，无从修补。

在原版的架构之上，它需要在中途的阶段强行拆出一个节点，作为戏剧的高潮与至少阶段性的收束，而由于缺少了前期构思阶段的相应设计，它无法提供真正匹配的素材，表意与塑造中也根本没有安排这个部分的存在，因此只能将原属于其他表达功能的素材挪用过来，将之赋予收束与高潮的后天定义。

女性思想的确立，不应该在原版的半途即完成，而本片“上部”却必须给出这样的时刻。其他的很多要素与手法，也都被如此尴尬而生硬地再利用了。这也带来了演技的无法评价，因为人物的状态本不是院线版定义的那样，使得演员的表演根本无从谈起。更严重的是，它不得不修改了很多功能性角色的定位，将之归拢到院线版的节奏与调性之上，显得格外单薄。最后，它其实拍的是“社会众生相”，事实上已经开宗明义，但出于各种考虑，不得不仅留下了女性主义这一切入点作为整体。

在院线版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原有痕迹。

从个人的整体印象而言，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本片并没有真的把主题落在女性主义的程度，而是以此为出发点，作为时代乱局的变化节点之中、所有个体在内心中的混乱，价值观、世界观本应是一个人的生活根基，在时代的巨变中却完全丧失，每个人都找不到确定性的归属，失去了对生活的自主性，只能走向崩溃。他们基于个体的区别，会产生不同的反馈与思想，共性却是无从掌控生活的悲剧命运。定义一代人的时代定性丧失了，主义、民族意识都面临巨变，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超越时代的正确，只能基于个体的自我而行，又被笼罩在巨大的环境之中，个体决定不了任何东西。

陈可辛不断制造着各个层面与程度的虚幻。章子怡不停反抗、坚定思想的强势之幻象，女性主义在超越当时时代局限性之下的坚定，每个人物在初始的正反面定性形象之中、逐步呈现出反向一面（包括章子怡作为绝对主角的不坚定与妥协于逼供）的“明确立场正邪”之虚幻，以及象征性人物与直观“正确思想”本身的不彻底、不扎实之虚幻。

并且，他也给出了时代本身的真正主题落点，上升到了时代的宏观层面，设立了当时最容易把握、最正统定义的“民族层面定性”，从日寇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更优更光明”变化，却在章子怡案件的具体层面之上，反而表现出更混乱的状态，民族意识的明确不再支撑任何东西，因为意识形态是更难明的思想乱局，让时代变化的似乎坚实之希望，变成了深度的虚幻。在片中，他给出了平民夫妻的支线，似乎只是点缀，一种日常生活的趣味，却同样被裹挟到案件之中，将社会所有角落中的光明全部抹除，而黑暗才是最日常的全体真相。

但是，在院线版本之中，它反而在一味地凸显女性主义的层面，并放置在类型化的罪案、大尺度的元素之中。这显然与原来的思路是矛盾的。为了表现女性主义，男女往往被设置成单纯的正反对立关系，一方必须压迫，符号脸谱化的恶人，另一方则不停受害，同时又持续坚定反抗，或有一定程度的犹豫，也不足以改变最本质的坚定之心，而其他层面的内容也会比较少，凸显出这个层面的定位。

这种“提纯”是必要的，因为它往往有着很强止社会属性，也能对接到更复杂与多面的内容。为了避免关注度分散，主题定位偏离，作品必须提纯，凸显自己的定位，也是影片往往聚焦女性视角、工具化男性角色、以主观性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原因，直接屏蔽了其他视角与立场出发、带来辩证性探讨、辐射其他层面的可能性，让观众始终甚至“别无选择”地，与女性主角站在一起，坚信她的一切。

然而，这显然不是《酱园弄》的内容指向。如果雷佳音是一个恶人定位，他的受困于日本政府倒台、事业困境，查案中混杂着恶意与些许饶恕（没撞死证人，只做逼做伪证的威胁），以及最后的弱势，特别是表情的弱感，都是没有必要的。

更明显的是女性角色。章子怡的强势也不应该停留在空泛的表情层面，因为持续的动摇、示弱、求饶，以及强势部分的欠缺，显得格外缺乏说服力，而她对雷佳音的过多“破人设”式求饶，本身也是没有存在必要的“过火塑造”，弱势时间与程度远远大于空泛苍白且过于短暂与强行（靠念大稿子）、缺乏引导加深过程的强势崛起。

最后，作为最强势的女性，杨幂也不应该在最后暴露出破防式的崩溃，至少应该是革命烈士一样的宁折不弯状态，赵丽颖的整个人物更不应该在剧情中如此地无用，只是一个念稿输出思想的机器，如同其外在美丽强势形象一样的“强女花瓶”，这完全不符合戏剧创作的基本原则，甚至不如“挂在墙上，必须要响一声”的枪。

在人物之外，如果想要强调女性主义即止，陈可辛没有必要去反复强调时代背景，甚至具体到哪年哪月，设立明确的不同推进节点，引导日本时期从建立、巩固、弱化、瓦解的全过程，未免会显得过于细碎了。

此外，他更不会设计出那样一个让人、必然也包括他自己感到尴尬的演讲，而且还是两次，作为影片的点睛高潮时刻。哪怕是最没有鉴赏能力的短剧观众，都能轻易感受到其尴尬，更何况是创作能力极强的陈可辛，而且他也可以轻松地找到无数的方式，在那里表现女性主义的崛起，因为现在版本显然太过低劣，哪怕是50分的替代方案都是优化。最后，他也不会这一部的落点，放在一个如此仓促潦草、段落时长都不够的“光明胜利”之中。

显然，比之戛纳的版本，院线版可能有着最本质层面的大幅度调整，原有的时代性、“众生相之悲剧”，被压缩、矮化成了女性主义的局部层面，而它其实只是原有完整系统之中的“切入点”，是之于当时时代的完全超越之思想，对立于民族层面的“中华正义，日寇邪恶”之明确思想。

从这个呈现思路出发，女性主义先是在明确的民族黑暗时代之中，二者同步地低潮，随后民族性时代转到光明，女性主义却依然混乱，从而凸显出它代表的各层面思想价值观的深度混乱，最明确的民族不足以奠定时代整体的明确，也不足以带来走出时代夹缝期的全局社会，从而引导人们去坚实思想、找到生活的方向。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着过多层面的复杂性，不断且愈发地陷入各种新旧切换、两相混杂的夹缝阶段，根本无可解决，让所有人的众生相持续悲剧着，而民族层面的简单正邪二元性，引出的绝对光明，不过是之于整体的虚幻而已，也对应着各个形式的虚幻性。人们以为走出了日寇时期，就万事大吉，实际上远非如此，反而扎进了意识形态的更大漩涡，化为女性主义继续无从贯彻坚定的形式。

但是，按照这个思路的话，作品显然太过于“不正确”了，甚至让日伪政府的雷佳音成为了“中性“存在，反过来的意识形态则变成了非绝对正反面定性的部分。同时，这也不利于影片的宣传，不如女性主义议题来得讨好主力消费者、女性群体，也没有提供明晰的情绪价值，方方面面都不利于票房与舆论的风险规避。

并且，它显然会塑造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戏份去表现每个人的象征群体、身份属性，以及正反模糊的两面性，带来“正邪二元”的虚幻再打破之，引入不同形式的悲剧性结局，加上人物关系中的不断发展变向、从关系明晰到愈发复杂、模糊二元定位，由此表现出思想混乱、无从凭依、共同悲剧的众生相。

此外，它也显然会前导到早期的时代，具体表现章子怡的爱情，从“民族明确”---日占的民族角度之负面，格外体现表意逻辑中的客观敏感性--时代的甜蜜，到中日混战时期的同步动荡。

作为所有人物塑造的代表，章子怡在婚姻与案件、受审之中的形象，甚至都可能会更加“弱”，带有更彻底的妥协，包括爱情中的一些个人问题，从而削弱其强势女性主义的阶段性外表，反过来也表现其丈夫与李现的“两面性”，如同雷佳音的复杂趋向一样。

但是，这会让作品走到最广泛观众的对立面。它没有提供明确的正义立场，没有正义而聚焦压倒性戏份的绝对主角。这会让观众不知道自己要与何人共情，找不到情绪价值的载体，由此也就难以理解作品的主题。因为比起阅读文本与电影逻辑，基于感性情绪的直感，“我的共情者获胜，因此他就是正确的”，才是观众把握主题的最有效方式，也关系到影片口碑、观众体验中很重要的离场感之有无。

更危险的是，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巨大的争议。它毕竟有着一个女性主义的切入点，很难将这个角度完全淡化于该事件。那么，观众必然以这个角度去理解、审核它，而以女性主义能够引起的声浪，“反女性主义”的争议绝对会是影片的催命符，从票房成绩，到舆论口水战能够导致的作品负面形象。

因此，它只能强行聚焦女性主义，强行找出相应的素材，强行给出正反二元化的人物，强行将局部性的主题当成最终落点，强行将“虚幻胜利”定性成彻底崛起。以原有的出发点，雷佳音等人的两面性，相应的复杂人物关系，才应该是最主体的内容。而案件本身，乃至于章子怡的人物，都会是一个引发众生相激发个体内心、展现自身两面性、缺乏社会归纳明确之正确思想的诱导性存在，案件过程、围绕案件的侦查、真实犯案过程的揭露，都不会是主要内容。“配角”才是真正的主题性“主角”。

而在院线版本之中，基于女性主义与类型化的需要，案件要突出，章子怡要变成大女主的强势形象与戏份的唯一核心，其他人则要落为明确的正反面。作为结果，单薄的案件、有限的章子怡高光强势时刻，就成为了主要内容，其他人的更多内容、线索，只能大幅度地砍掉，只剩下摇摆中“反/正面”的单向部分。此外，一些表现虚幻性的内容，也就用成了更扎实明确的表意手段。

问题是，它们出自于原本的设计思路，强行调整定性之下，必然带着原来的质感，因此显得不够彻底，更像是表达度的严重不足。最典型的便是两段演讲，在院线版的语境之下完全沦为笑话式的雷点。而人物的塑造，势必也失之于单薄、强行，与口号宣讲基本处于同一水准。在类型化的部分，双方围绕案件过程的角力被强行放大，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很复杂，审讯逼供的作用也是“压迫本身”大于“逼问内容”，让案件在“罪案悬疑”的后天定位之中，也变成了单薄的存在。

相对更重要的，其实是庭审的部分，象征着社会浓缩的政府（更加正当化的雷佳音）的笼罩，也曝光在法庭之外的广泛民众的面前，由此引发“众生相”，法庭难以迅速宣判，民众对此也观点不一，而后续的下一部之时代则是对此的程度再升级，成为时代夹缝中的社会状态。《坠落的审判》与《正义回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但在院线版之中，它对罪案类型而言过于单一，对大尺度元素而言则过于保守，更不如“雷佳音审问章子怡”来得性别明确、正邪对立，因此被削弱成了几句话的程度。

事实上，当本片从原有的一部完整、150分钟体量，拆分成了上下部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上下部并非不可行，而是要在创作构思、表意系统搭建的阶段，就要从此出发，让上部成为阶段性主题达成的独立完整之作，而该主题又作为下一阶段、下部作品的前导，共同组成两阶段架构的“升级表意系统”。虽然表层剧情不免“预告片化”，但内在还是有其独立完整性，如《迈尔斯蜘蛛侠》与《碟中谍7》。

但是，本片完全是在创作已然完成的情况之下，强行进行拆分，而且还可能做出了主题定位方面的降格、局部化收缩等处理。那么，它就要面对素材的大幅度修改，删除不符合院线版定位却可能大量的部分，强行突出原本或许只是副线、具有辅助性表意作用的部分，将之变成新表意逻辑中的扛鼎存在，又得不续充足体量的后续补拍去填充。它能做的，只是勉强搭出一个成片去交差而已。

事实上，只看上部90分钟的体量，就不难看出可用素材的稀少，由此证明了院线版之于戛纳原版的修改幅度，因为这一般是纯类型片的体量水平，而本片显然具备很多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