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张原和汤芸：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_风闻

昨日看到老师在微信公众号【他山云深处】发布的自述和揭露，令我深感震惊。毕业十年，不知道这过去的十年，学校和西南民族研究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紧张以及滑落。

在我的记忆里，西南民族研究院依然还是那个纯粹的学术殿堂，里面有一群对学术和知识有着纯粹向往的老师们，包括：张建世教授、李锦教授、苏连科教授、杨正文教授、马林英教授，以及我的老师张原教授和汤芸教授。

还有在数不清的读书会里，陪伴我们这些研究生青年读书求知的郭建勋老师、王正宇老师。那时候的西南民族研究院像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青年老师们，对学术抱有极高的理想和追求，几乎用身体和热情高擎火炬，引领着我们这些懵懂青年，走向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殿堂，得以窥见殿堂四壁之上的真理、价值和人类走过的路。

我的导师是张原先生，我是2012年入学。开学不久后的导师选择会上，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这个身上自带燃烧属性的青年老师，他有着一种金属摇滚般的生命气质。

幸运的，师母汤芸也成了我正式非名义上的导师之一。他们两人，是我心目中一直以来学术伉俪的典范，对学术有着自己崇高的理想，对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定义，在研究生三年求学时光里，我没有在两位老师身上感受任何一丝淤泥的气息，全是不染的态度和精神。

班里的同学有人称呼老师为小张老师，大部分人都叫张老师，入学的时候我也叫张老师。那时候的张老师，刚刚30岁出头，在民研院里已经是最出色的青年老师，上课极度的用心用力，从来都不用麦克风，把自己的嗓子用到极致，连同自己的力气。几乎用尽一天的热情，投注在那半天的课堂之上，这种毫不吝啬的生命热情，至今想来都觉得很动容。

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教学和知识热情，会让一个青年老师如此燃烧自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学术和知识的耀眼光芒。是的，那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神圣感，我深刻而庄严的感受到人类学术精神的神圣感，而后这种神圣感一次又一次的涌动，如大海的波浪，乘我去蔚蓝深处远航。

严格来说，我算是张原老师作为硕士生导师，真正意义上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当然这个“批”并不多，只有三位，2个男生还有一个藏族的女生，我是其中一位。我们三位弟子，都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得到了行业的普遍认可和赞许。藏族女生，更是继续奔赴欧洲求学工作，如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我记得那时候每次上完张原老师的课，张原老师就要带我们去民研院后面藏族街的苍蝇馆子里饱餐一顿，每次都是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买单，我们这些学生只好听之任之。老师说过一句名言，老师请学生吃饭，永远都必须老师买单。张原老师之所以要请我们班里的这些学生吃饭，不是刻意为之，主要是情感所致，讲课讲到情感热烈处，与我们这些爱辩论的研究生讨论到激烈处，下课铃声响了，张原老师就带着我们转移课堂，在苍蝇管子里继续进行深入的知识辩论。在所有的教学老师里，这是与我们研究生最为亲近的青年老师，也是最执拗于我们脑子里保存何种落后观念，如何引领启迪我们求真求善求美的老师，没有之一。

正式成为张原老师的学生后，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更为严格。除了课上布置的系列书单之外，老师要求我们每个学期要精读10本书，寒暑假我们一般都要进入我们的田野工作点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所以，每个学期我们能够读书的时间非常紧张，不仅要读书，还要写读书笔记与总结，周末到老师位于成都一环双楠的家里汇报。

那是一处被汤芸老师打扮的极为漂亮的房子，房子很旧，连电梯都没有。但老师们在楼顶布置了一处美丽的书房，书房里堆满了书。书房连同阳台被老师们改为一处院子，院子里种满了果树和花树，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果。老师说，虽然身在城市，但还是要与自然天地相呼吸，应时而食，应时而动。

我们就在这处漂亮的院子里，读书汇报，和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一起。我们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生，老师为了让我们打好学术基础，让我们阅读了不少关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和读本，书目都是老师用心挑选的，对我们打下学术基础大有裨益的著作。

我印象深刻的有汉学家史华兹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的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本才华横溢的著作足有600多页。史华兹教授从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文明出发，坚信人类思想经验共享于同一世界，便以人类文明思想史的整体视角重写中国思想史，每个篇章都用世界思想史的历史材料与中国的先秦思想者进行纵横比较。这种基于人类思想史整体性研究视角，给我一种巨大辽阔的观念视野，史华兹教授对于历史材料的选择、编辑、解读的详实仔细，则让人看到治学的严谨细致，近乎严苛。

张老师治学大概就是希望我们从这种严谨的学术研究中，沉入进去，仔细精读，去体悟一个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精微辨析。这种读书的体验对我大有裨益，让我对学术著作的质量也有清晰的标准，大概知道什么样的著作学问是好的，什么的著作学问差。

除了史华兹教授，还有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魏裴德、周锡瑞、杜赞奇、科大卫等人的系列著作。

记忆深刻的还有历史学专题，这个专题里老师推荐了很多前辈学人的经典著作，有梁启超先生、柳诒徵先生、吕思勉先生、钱穆先生、傅斯年先生、葛兆光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等。

在思想史里既读儒家也读佛家和老庄哲学，佛家主要读葛兆光先生的禅宗思想史，也读葛兆光先生其他的重要著作，比如《宅兹中国》这类。

社会学和人类学专题理论里，老师带着我们主要读三大家的相关著作、学科经典理论著作和具体的民族志，三大家指的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这三位被誉为社会科学的三大奠基人，是读书路上的三大明灯。为了读懂这三个人，就涉及到政治学、考古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扩展阅读。这三位奠基人的学问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首先是从马克思开始，接着是涂尔干，这位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最后是韦伯，韦伯的思想关怀最为宏大精深。我记得读马克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接着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犹太人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等。要充分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要顺藤摸瓜去读其思想的来源，有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思想直接来源人类学家摩尔根等等，就是在这种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一及多，由少即厚的读书过程中，感觉到读书和做学问真的是天下公器，人类最闪耀思想的珍贵结晶。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的名单，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书单和学者名字，如闪亮的星辰，指引我们这些研究生青年朝深处去。

那时候读完书，中午在老师家里，汤芸老师就会煮面给研究生们吃，面碗足有9寸之大，里面卧有鸡蛋，还有汤老师精心搭配的煮西蓝花，味道极好，至今都令人怀念。我很难用短短几句话描述，张原和汤芸两位老师，对我精神上的灌溉和清洁，也很难用几句话描绘清楚老师们的治学、为人和处事。在我和两位老师相处的三年里，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的狭隘、自私与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高洁精神的熏陶，2023年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取名叫云舒，意为：像云朵一样舒展而高洁。或是对两位老师教育的某种反馈，也或是希望某种价值观念和坐标体系的传承。

跟着张老师读书期间，我兼任了他山人类学学社的社长，从2013年下学期开始到2015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这个学社是两位老师一手创立，精心培育，旨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内部打造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凝聚一批热爱学术和读书的老师以及研究生，探究真正的好的学问。学社当时主要做三件事情，都是两位老师创意策划，我们这些研究生跟着获益的。

第一件事，他山学社邀请全球众多知名的人类学学者来民研院讲座交流，当时每个学期都有密集的顶级学术讲座，有时候是连着2个月的学术讲座月，不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来自全球各地最优秀大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讲座，讲座都是以专题系列开始的，围绕的都是一些国际前沿的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学科基础理论，有牛津大学的帕金教授（David Parkin），帕金教授是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英国社会人类学会前任会长、大英科学院院士，继承了英国最古典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纪仁博研究员（David Gibeault），纪仁博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精通英语与中文，专长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长期在东南亚进行研究，并在中国中部进行田野调研，他专注于知识结构的形成与继承，他对歌师的研究颇有所长，探讨的是中国历史之结构与知识的传递方式也颇有创新；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戴木德教授（Frederick Damon）；有伦敦大学大学院人类学系主任罗兰（Michael Rowlands），罗兰教授曾担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长、世界考古学会会长、也是《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杂志主编；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等等。

这样开阔学术视野的讲座，还有很多名字，可待列举，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德国、挪威、意大利等地的优秀学者以及国内诸多高校的优秀学者。这些讲座的策划和设计，几乎都是两位老师一苇渡航、辛勤促成，汤芸老师几乎每场担任讲座翻译。这些国际化的优质讲座，带动了整个学院的学术研究氛围，为诸多青年教师以及青年研究生们，开拓了学科知识的视野，无论是从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都对整个学院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起到了无法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如果这种氛围继续保持，我认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不出十年，一定会成为全球人类学和民族学区域研究的一大重镇，合作产生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科研成果。那时候以他山学社为基础的学术讲座，已经产生了诸多国内重要前沿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而他山学社的社刊，至今仍然保留在牛津大学的人类学系图书馆。

第二件事，他山学社会定期举办民族志读书会，这也是人类学学科的内涵和特点，写出一本漂亮深厚的人类学民族志，是这个学科最根本的价值支撑。从费老（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林耀华先生《金翼》到田汝康先生《芒市边民的摆》，这些民族志作品奠定了中国人类学整体或区域研究的核心价值，是人类学研究生必须要掌握的一门博雅技艺。在两位老师精心策划的民族志作品系列读书会里，老教授们、青年教师、研究生们聚集在一起，每个章节由一位领读人领读总结，结束后由各位老师评议，研究生们或青年老师们相互发起问题讨论，往往最后从一本民族志作品牵扯出更多的民族志研究成果，牵扯出更多的隐藏在民族志背后的学者的思想经纬和脉络。每一次读书会，都是从一本书读到了很多本书，从一个人读到了一群人，从一个学科读到了很多学科的知识脉络和思想坐标。

第三件事，他山学社会定期举办一些专题研究班，针对某个特定专题联合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系研究生，大家聚集在一起进行专题报道和集中研讨，由人类学的青年教师们领衔进行基于自身田野经验或理论体悟的专题报道，研究生们参与其中，通过各自田野工作经验的交叉交流以及理论理解的不同阐释，我们对人类学的西方理论研究取向以及在如何适应中国研究，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启发。这些密集的交流，让我们理解了费老所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明包容和关怀。

这是两位老师在治学上，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虽然已经十多年过去，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两位老师，在研究生的教学和辅导上，可谓是倾尽心血，义无反顾，这样的老师，今日离开民研院，客居欧洲，想来真是莫大的遗憾和可惜！

还有一些小事，足以洞见张原和汤芸老师的为人。在担任他山学社社长期间，我印象里几乎没有任何一次因为老师家里的私事，收到老师的要求或请求。在他山学社的所有历次学者交流与接待中，我从未有任何一次，被要求帮老师整理发票报销及其他和我的学业无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学校的其他研究生那里，却处处都是。两位老师，永远关心的都是我们的学业精进，我们何以成为一个独立之精神的完整青年。

在两位老师的自身学术研究领域里，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拿得出手，经得起推敲的。在人文社会科学，你抄我抄大家抄的浮躁氛围里，两位老师潜心治学，几乎每一篇论文都经得起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推敲和检验，每一本著作都对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田野经验的典范与理论反思，两位老师爱惜自己的学术成果如同珍惜自己的羽毛，从未轻易潦草对待，这与我熟知的学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位老师，博士毕业回到民研院，即开始寻求民研院人类学研究的独特定位和优势，探究自己区域研究的独特范式和成果，从一开始的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到西南区域的文化、历史与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古典理论核心的王权研究、人类文明整体比较类型研究，每个研究领域两位老师都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人类学界的普遍认可。可以说，两位老师的每一篇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在故纸堆里、在田野大地上呕心泣血的结晶。

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就深度参与了两位老师的研究专题序列之中，以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为例，通过一个一个完全不同的田野研究经验和比较分析，苗寨的火灾人类学研究、地震的人类学研究、风雪灾害、冰雹灾害、草原沙化灾害、动物疫情灾害等等的人类学研究主题，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研究生，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几乎已经在事实上，奠定了西南民族研究院在国内人类学灾难研究中的领导地位。而这，只是两位老师的学术研究历程的开始，从区域走向整体，从单一分析走向比较分析，从文化研究走向文明研究，两位老师的学术视野越发开阔，学术抱负越发宽广，学术成果越发体现出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独特生机。

两位老师2025年初，选择移居海外，只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为了自身的学术自由追求，也为了乐得清净，远离那些是非与鄙陋的人。作家张丰先生所写的文章《成都失去了一些天真，那是美好的东西》《如果那些不是真的，你又是因何流泪呢》，以及黄菊在公众号的发文《张原&汤芸:天真的人类学家》，足以说明，两位老师在成都这座城市的公开之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别有用心的媒体与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张原老师是间谍出卖秘密出逃，简直啼笑皆非。试问，一个沉浸在书斋和田野里的人类学家，能有什么样绝密的情报可供出售？一个真的出卖国家绝密信息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才能举家从学校离职，拿到护照，坦坦荡荡拿着机票离开中国？

而老师之所以遭遇所有不公平的对待，主要就是因为在不适当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主要是因为2022年的一件抗疫转运导致的灾难事件，事件回顾如下（官方及多家媒体已做公示）：

2022年9月18日，贵州黔运集团有限公司车牌号为贵A75868车辆，溪抗疫转运征用车辆，核载49人。该车从云岩区接送涉疫隔离人员前往黔南州荔波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于9月18日0点10分从云岩区出发，9月18日2:40许，车辆行驶至黔南州三都至荔波高速32公里处发生侧翻，坠入路旁深沟。截至9月18日21时，事故共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名伤者被就近送往医院救治。

事情发生之后，张原老师看到这样的灾难发生，胸中积郁悲愤，激烈的情绪涌动之下，写了一首悲愤人民苦难的诗歌，诗歌内容和当年杜甫的三吏三别本质无异。诗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二次编辑成视频，进行了转发传播，由此造成了张原老师的人生动荡。作为一个学者，其学术的追求一旦走向崇高，就不可避免走向许倬云先生所言的“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我走过的路之一”的关怀境地。

一个知识分子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和表达，在特殊的时间节点“确实”不合时宜，但这种表达本身也是某种呐喊或提醒，提醒我们的社会治理要更以人民为中心，提醒我们犯过的错，不能重犯，提醒我们不能忘却历史和教训。其背后的情感涌动的源泉，不过是艾青诗歌里写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爱之深，责之切。张原老师的悲愤，其情可谅解，其行可宽恕，其悲愤可疏导。校方对张原老师的简单粗暴严厉处理，虽所谓政治正确，但也值得商榷，至少还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去爱护这样的青年教师，给这样怀抱理想主义和美好社会主义的青年教师，继续燃烧自己理想的事业和平台。

对于那些网络胡乱编造的谣言，所造成对两位老师的伤害，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呐喊：人吃人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用心之险恶，用力之狠毒，令人胆寒。包括网络上对汤芸老师的疾病隐私的辛辣讽刺和大众传播，让人激愤，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这样的无底线伤害，是否还有为人的基本良知！

某个别自媒体，我想反问你们：当你们在网络世界中胡乱表达、宣泄、伤害，仿佛匿名的面纱消弭了行为的重量，你们是否意识到，每一次敲击键盘的回响，都如同投入现实海洋的石子，激起的涟漪，终会抵达某个真实的人生岸边。

关于张原老师与学生的黄谣、出走海外的间谍造谣，完全纯属臆造污蔑，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证据，没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基础。但凡用一个正常大脑思考的人，都不会得出这般荒谬的结论。而某些学院领导对两位青年教授的戕害，暴露出其对公权力毫不敬畏以及滥用，对民研院学术环境维护的毫不在意及漠不关心，一个原本快要走向良好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在某些院领导的肆意妄为里，正变得平庸不堪且无聊透顶，甚至已经散发出即将腐朽的味道。在此，作为一直关心民大发展的毕业生，期盼学校领导重视该事件的调查，重视民研院的学风建设、学科团队领导建设，让民研院真正走向一流，成为一流，培养出真正服务于国家及民族地区建设的高质量优秀人才。

鲁迅先生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两位老师，教学、治学、做人，都是后面这句话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