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令人震惊的关于伊朗的“暴论”，全是错的_风闻

1）这段时间，由于以色列突然袭击伊朗，伊朗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网民的高度关注。

在中国网络上，一些自媒体抛出了关于伊朗的各种“暴论”，包括但不限于：

——伊朗是一个“神棍”统治的国家；

——伊朗好比满清，是“小族临大国”；

——伊朗工业化水平较高，经济结构与中国存在竞争，所以才倒向美西方。

这些“暴论”流传甚广，影响力很大。但是，我之所以称它们为“暴论”，原因就在于，这些观点大多出自一些非传统国际问题专家，更非伊朗问题专家之口，带有明显的断章取义、胡编乱造、似是而非的痕迹。虽然这些“暴论”看起来逻辑自洽，但却缺乏事实依据，具有很强的误导性。

2）其中一个流传甚广的“暴论”，是有人把伊朗称为一个“神棍”统治的国家。

我在此前的文章里已经指出，用这种带有强烈歧视性和恶意的词语，去形容一个与中国关系尚可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不得体、也是非常不应当的。

很多人连伊朗最高领袖是如何产生的都不了解，就开始从自己的狭隘观念出发，对伊朗的政治制度进行各种冷嘲热讽，还以为自己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方向”。这种表演看起来正义感满满，实际上由于基本知识的欠缺，反而显得滑稽而无聊。

3）很多人在描述伊朗政权性质的时候，喜欢使用一个词——“政教合一”。尤其是英美媒体，在描述伊朗时，喜欢说伊朗是一个“Theocracy”（神权国家），这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歧视色彩，就跟他们动不动就说某个国家是“authoritarian”（专制主义）一样，都是一种话语陷阱。美国说自己是“Democracy”（民主），难道美国政治制度就真的是“美国人民当家做主”吗？我们要理解伊朗的政治制度，必须回归伊朗的近现代历史，摒弃西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创造的各种名词、概念和话语体系。

4）过去100多年来，伊朗到底是怎么走到现在这种局面的？历史上，美国在伊朗到底扮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1921年，伊朗卡扎尔王朝时期的一名哥萨克旅军官礼萨·汗发动政变，掌握实权。1925年废黜卡扎尔王朝，自立为王，建立巴列维王朝，并效仿土耳其凯末尔，推行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设。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部分。二战期间，因亲德嫌疑，1941年礼萨·汗被英苏联军入侵迫使退位，传位给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年轻时继位，初期政权软弱，受英美影响深重。1953年，民选总理摩萨台（民族主义者）试图国有化石油工业，被CIA与英方策动政变推翻。从此巴列维王权进一步巩固，转向绝对君主制，亲美路线确立。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期间，伊朗民选议会有名无实，所有政治反对派被镇压，社会缺乏合法表达不满的渠道；政府强推世俗化政策，激起什叶派教士阶层与宗教民众的强烈不满，霍梅尼等宗教领袖成为反对力量核心；石油繁荣带来寡头经济，贫富差距扩大，中下阶层不满情绪上升。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视为“美国的傀儡”，伊朗国内民族主义与反美情绪升温。巴列维王朝国防、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缺乏自主发展能力，伊朗民族自尊心受挫。1970年代末，伊朗爆发经济危机，加上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加剧，国内矛盾全面爆发。1978年起，霍梅尼领导的宗教反对派掀起大规模革命运动，联合各阶层力量。1979年1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国外，伊斯兰革命成功，王朝覆灭。

5）归纳起来，巴列维王朝是伊朗民族主义现代化的尝试，但专制统治、宗教打压、贫富分化和对外依赖导致社会大规模反弹，最终在强大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下覆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根源在于巴列维专制统治与民众政治排斥、文化西化冲突、社会经济矛盾积累，加上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的激发；革命的胜利则靠宗教体系的动员能力、反对派的广泛联盟、群众的坚定行动，以及政权自身失误和国际力量错位。因此，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具有反对巴列维王朝专制统治、摆脱美国外部势力干涉的进步意义，也得到了伊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

6）为什么美国如此仇视伊朗现政权？关键原因就在于，伊朗“伊斯兰革命”颠覆了美国亲密盟友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冷战期间帮助遏制苏联南下，也是美国武器出口和石油利益的重要依托。革命后，伊朗从亲美国家变成一个明确反美、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同时，革命后的伊朗还影响了美国主导的地区格局，伊朗革命输出的理念包括反帝、反美、反以色列、支持“受压迫的穆斯林”等，对中东亲美政权构成思想威胁，尤其是对沙特等逊尼派王权国家。1979年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攻占，52名外交人员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这是美国历史上重大外交羞辱，国内舆论和政府极度愤怒，民意长期恶化。卡特政府未能解决，里根上台后更采取强硬立场，美伊关系彻底破裂。

7）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从来不是什么“山巅之国”，它的对外政策从来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1953年，美国CIA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伊朗民选政府，就已经撕下了美国所谓“自由、民主灯塔”的伪装。此后，美国长期支持、纵容、包庇和利用伊朗巴列维王朝，甚至助纣为虐，帮助后者残酷镇压伊朗国内的反对派，也再次说明，美国在伊朗的政策就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为此，它不惜倒行逆施，与腐败、残酷和专制的巴列维王朝合作。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长期仇视、“妖魔化”伊朗现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在伊朗的“傀儡统治”；而且此后，伊朗现政权一直推行反美、反以政策，加上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极大地羞辱了美国，美伊关系就越来越差。如果你还以为美国仇视伊朗现政权是为了推翻伊朗的“神权统治”，是为了“解放伊朗人民”，是为了“在伊朗推广民主”，我只能说，你实在是太幼稚、太好骗了。

8）那么，伊朗的政治制度到底如何？如果我们抛开多年以来美国对伊朗政治制度的污蔑和攻击，我们会发现，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很有自己的特色。它反美、反以，但并非像一些海湾国家那样搞王权家族世袭。无论是伊朗最高领袖，还是伊朗总统和议会，都是由伊朗民众间接或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中，伊朗民众选举产生88名教士组成“专家会议”，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最高领袖。而伊朗总统和议会则直接由伊朗民众选举产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伊朗政治制度要比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期待。而且，虽然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伊朗社会整体上依然较为世俗化，女性可以正常受教育，也可以正常工作。一言以蔽之，伊朗的政治制度带有明显的伊斯兰世界色彩，但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作为外人，我们要有起码的同理心，尝试去理解它的由来，而不是跟着美国的调子，动辄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对伊朗现政权进行攻击。对于那些人云亦云，跟着美国节奏攻击伊朗政治制度的人，我就想问一句：“你才吃饱饭几天？你被美国污蔑和攻击过多少次？现在反过来帮着美国污蔑和攻击伊朗，你真的是非不分、敌我不分。”

9）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在探索现代化之路时，走过了很多曲折、艰难的历程。到今天，我们基本已确立一个原则，那就是坚定走自己的路，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中国也提出，任何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这与美国那种带有强烈基督教传教士情节、动辄自诩为文明国家而对他国进行干涉和改造的做法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而现在，稍微有点知识和逻辑的人也都看到，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在日渐衰败、腐化，它更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榜样和标杆。美国动辄按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其他国家，说到底，并不是什么高尚行为，而是源于一种西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心态，更是为了维护美国狭隘、自私的利益。

10）我们不需要为伊朗的政治制度辩护，但是，我们更不要替美国去攻击伊朗的政治制度。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的现政权，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那就让伊朗人民自己去决定。这不关你我的事，你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干涉伊朗的政治制度。一些自媒体跟着美国的调子攻击伊朗政权，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伊朗很腐败，发展很糟糕。那么，美国政权不腐败吗？你问问马斯克。至于伊朗发展不佳，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政治制度，而在于美西方长期对伊朗的制裁、封锁与禁运。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人口接近一个亿，如果能自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发展前景不容小觑。但西方的封锁让伊朗连基本的对外贸易都难以开展，何谈发展？在长期封锁的背景下，伊朗全社会痛苦不堪，普遍希望改善对美关系，换取制裁解除，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但是，美国绝不会让伊朗如愿。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伊朗，最好是促使其内爆、分裂，扶持一个傀儡政府，从根本上替以色列消除威胁。

弗朗西斯·福山三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对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为人类社会有唯一终极模式的看法，是狂妄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早已使“历史终结论”沦为笑柄。福山本人后来也修正观点，提出“国家能力”构建比政治制度本身更为关键。对伊朗而言亦如此，问题在于国家能力的建设。而恰恰是美西方的制裁，使伊朗无法获得资金、技术、经验及市场，国家能力长期处于孱弱状态，发展水平日渐落后于世界。

我昨天写了，伊朗的未来在东方，而不在西方。意思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伊朗提供了不照搬西方、立足本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的发展成果，如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也为伊朗提供了非西方的现代化方案。

过去几十年，不少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今后，在美国强迫选边站的压力下，这一策略将面临挑战。中国已逐渐具备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非美国选择”的能力，无论在安全还是经济层面。

我们看看伊朗能否看清大势，是否能真正受益于这个大势。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P.S. 其他“暴论”，我简单驳斥如下：

——认为伊朗如同清朝，是“小族临大国”。实际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属阿塞里族，但其母语为波斯语，长期坚持“宗教高于民族”理念。选举最高领袖的“专家会议”，主要成员均为波斯人。整体来看，阿塞里族高度融合于波斯族社会，民族矛盾并不显著，与清朝的“满汉分隔”状况根本不同。

——认为伊朗工业化水平较高，与中国构成经济竞争，因此对西方抱有幻想。这更是无稽之谈。伊朗工业化水平不高，最多算中低度工业化。其石油天然气大量出口中国，工业制成品大量依赖中国进口，经济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伊朗对西方抱有幻想，主要原因是未认清当前东升西降的格局，仍停留在“离开西方就无法发展”的旧观念。由于封闭与落后，伊朗民族心理中自尊、自卑与自大交织，在与中国合作中表现出狭隘、保守，缺乏格局。这一点，中国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也有类似阶段。但随着开放深入，大家逐渐理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算总账我没吃亏。伊朗也需要完成这种心理转变。

P.S.S. 希望自媒体在谈论国际关系时，多读权威报道、百科全书与年鉴，少看微博、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上不靠谱的信息。同时，也期待权威媒体与专家及时解疑释惑。让各种虚假论调流行，是自媒体的耻辱，也是专家与主流媒体的耻辱。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