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与战力双拉胯，何以至此？_风闻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对伊朗的连续袭击已经造成纳坦兹铀浓缩基地、导弹制造工厂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处重要目标遭到毁灭性打击，数十名高级军官与专家身亡，伊朗的安全体系受到重创。

尽管伊朗随后发起了代号为“真实承诺3”的反击，但总体上，基本处于单方面挨打的状态。

就在前几天，美国也实施了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的袭击。对这种攻击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下的核设施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

以色列公然侵犯他国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让伊朗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面积达以色列近百倍、坐拥丰富自然资源和战略优势的国家，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

回望过去几十年伊朗经济的跌宕沉浮、社会的撕裂动荡，人们不禁要问：伊朗为什么走到了今天？

巴列维王朝的经济崩溃与革命根源

现代伊朗的国运一直不能算平顺，即便它上世纪70年代曾经依靠石油财富实现了经济腾飞——当时伊朗的人均GDP达约1500美元，同时期的以色列也只有2300美元，中国更是只有100美元出头。当时的德黑兰高楼林立，中产阶级迅速崛起。

但繁荣的背后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石油收入高度集中于王室和权贵阶层，财富分配极不均衡，腐败盛行。到1976年，巴列维家族通过石油积累了高达数十亿美元财富（约占当时GDP的10%以上）。

王室奢华享受和社会不公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快速增长却加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石油红利并未惠及广大底层民众。同时，巴列维政府推行的过度西化、世俗化改革（如“白色革命”）触及宗教和传统势力利益，引发保守派和宗教人士强烈不满。

换言之，少数“精英”独享经济成果，绝大多数民众感受不到福祉，社会各阶层怨气累积。

步入70年代后期，伊朗经济出现严重过热和失衡。石油繁荣带来的政府过度支出引发通货膨胀率飙升，货币购买力停滞不前。到1978年前后，伊朗通胀率据估计已超过30%，许多低收入伊朗人不得不在20%以上的通胀中挣扎度日。

为遏制物价，政府仓促紧缩开支，却导致企业大规模裁员，特别是年轻无技能工人大批失业。失业潮与物价飞涨直接刺痛了底层民众的神经。1978年，伊朗爆发全国性抗议浪潮，数百万心怀不满的市民走上街头，与长期受压制的宗教势力合流，矛头直指巴列维政权。

王室镇压未能平息动荡，反而造成流血事件激化民愤。“经济搞砸”的巴列维王朝在内外交困中丧失了最后的合法性。在1978年底通胀飙升、失业激增的背景下，一场社会大危机一触即发。

1979年初，巴列维被推翻，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实现了王朝更替。其根源固然复杂，但经济崩溃和社会不公无疑是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当一个政权不能为大多数民众创造体面生活时，政治危机终将一触即发。

霍梅尼与哈梅内伊时代的经济起伏

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新政权（1979～1989）在经济上采取了国有化和去西方化方针，其中大批企业被收归国有，禁止外国资本进入经济领域，伊朗实质上开始“闭关锁国”，并与全球技术和资金脱节。

这种政策选择在和平环境下或许尚可支撑，但两伊战争的爆发让伊朗经济雪上加霜。1980年，萨达姆政权发动入侵，伊朗被迫进行长达8年的消耗性战争。战争耗资巨大，据战后统计伊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基础设施大面积毁坏。

战时政府入不敷出，被迫向海外举债，到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朗累积了约450亿美元外债。战火与制裁双重打击，让80年代的伊朗经济几近瘫痪。美国因人质事件和伊朗反美立场对其施加了严厉制裁，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和高科技设备输入。西方的技术封锁导致伊朗石油产业技术断层，生产难以扩大。

同时，伊朗原油出口因战争被迫腰斩，大量石油设施受损。GDP连续负增长，通胀恶性攀升，民生物资匮乏。长达8年的战争不仅造成约35万人阵亡、75万人伤残的人道惨剧，更使伊朗发展进程至少倒退了20至30年。

霍梅尼时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伊朗经济“失血过多”：战争消耗了王朝时期积累的家底，国际孤立令国家无法通过贸易和投资回血。至1988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经济产出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峰值，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1989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伊朗进入战后重建期。

一开始，短暂的复苏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油价上涨，伊朗石油收入增多，加上拉夫桑贾尼等技术官僚推行务实的经济重建政策，GDP一度恢复增长。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石油价格波动，再度让伊朗经济承压；

紧接着在2000年代中后期，伊朗因核计划问题遭遇新一轮国际制裁：2006年起，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一系列金融和能源禁运，石油出口量和出口收入骤降，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再到2010至2020年间，伊朗实际GDP年均增速已降至不到1%。尤其2012年欧美全面禁运伊朗原油时，经济一度陷入衰退，通胀率突破40%。此后几年虽因油价反弹略有喘息，但整体呈低速徘徊。据估算，2010～2019年伊朗年均经济增长率仅0.9%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导致人均收入停滞甚至倒退。

不管谁掌权，伊朗都存在石油依赖与产业结构极其脆弱的顽疾。哈梅内伊时期伊朗经济反复陷入困境，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资源型经济”的单一运行模式。

石油和天然气至今仍占伊朗政府财政收入的60%左右。石油既是支撑国家运行的命脉，也成为最大风险源：油价下跌或出口受限都会让财政瞬间陷入赤字。

反观非石油部门，多年来发展滞后，产业多元化严重不足。据统计，伊朗非石油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不到20%；非油工业和制造业只占GDP不到三成，服务业也缺乏国际竞争力。相当多产业效率低下、竞争力弱，无法在制裁压力下提供稳定就业和收入。

更严峻的是，伊朗未能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国有部门和半官方的宗教基金会掌控经济命脉，民营企业受到管控和权贵寻租的困扰，腐败和低效普遍存在。

在这种“资源的诅咒”下，伊朗庞大的石油美元非但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反而养肥了既得利益集团，削弱了经济韧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伊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规模往往占到GDP的40%左右。

这些灰色和黑色经济（如走私、逃税、地下交易）不仅反映出官方经济治理的失灵，也进一步侵蚀了官方经济的稳定基础。

综上，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经济始终在“制裁-缓解-再制裁”的循环中蹒跚前行，资源依赖和结构弊端使得每次外部冲击都对民生和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动力。

近十年经济恶化与政权保守化（2015–2025）

过去十年，伊朗经济历经了一波“过山车”。

2015年伊核协议（JCPOA）签署后，国际制裁一度缓解，伊朗迎来过短暂的经济喘息：原油出口迅速恢复到每天约250万桶的水平。货币里亚尔也从长期贬值中稍有企稳（2015年时非官方汇率约为1美元兑4万里亚尔）。

然而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极限施压”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石油出口量自2018年后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末一度降至日均仅35万桶。

尽管在某些国家支持下，伊朗近年通过灰色渠道逐渐将出口回升到每天约130～160万桶，但与制裁前相比仍减少一半以上。以2024年为例，伊朗石油出口量徘徊在每日120～150万桶左右，不到2018年协议未破裂时的一半。石油创汇骤减直接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砍半。

随之出现的是伊朗本币里亚尔汇率在黑市上狂贬不止，从2015年的1美元≈4万里亚尔，暴跌到2023年初约60万里亚尔（2025年也一度超55万，货币价值较十年前缩水逾90%）。由此造成的物价飞涨自然令民众苦不堪言。货币崩溃和高通胀造成实际工资大幅下跌，大批中产坠入贫困。

据伊朗议会研究中心数据，当前约35%的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近2800万人营养摄入不足。贫困率之高，已回到了革命前夕令人绝望的状态。

可以说，美国制裁引爆了伊朗新一轮民生危机：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甚至负增长，2020至2022年间又叠加新冠疫情冲击，GDP总量跌至4500亿美元上下，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峰值相当。过去十年，鲁哈尼和莱希两届政府均未能破解制裁困局，反而见证了民众生活水准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全面恶化。

与经济困境相伴相生的是伊朗社会不满情绪持续发酵。

在高通胀与高失业的煎熬下，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其中震动最大的是2022年的“头巾抗议”浪潮。当年9月，22岁女性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捕身亡，引燃全国范围的群情激愤。

长年压抑的民怨（既有对经济困苦的不满，也有对社会管控的反感）借机全面爆发，以大批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走上街头，直斥政权专制无能。面对最大规模的挑战，政府祭出了强硬镇压手段：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及其下属巴斯基民兵倾巢出动，在清场和情报监控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数月冲突造成至少500多名抗议者丧生、逾2.2万人被捕拘押。

随后当局又通过最高领袖发布“大赦令”，宣称赦免了22000名涉抗议者，以求平息怒火。

虽然运动被强力压下，但伊朗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离心力”明显增强。青年一代对现状极度失望：官方数据显示，15-24岁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1%；相当比例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移民海外谋求前途。

据估计，2020年以来每年都有十余万技术和高学历人才流出伊朗，流失规模创历史新高。例如仅2021年就有约11.5万名伊朗专业人士离开祖国。这意味着伊朗用宝贵教育资源培养的人才却在为别国创造价值。

人才出走、投资停滞、消费疲弱等问题交织，使普通民众对国家未来普遍感到黯淡无望。在国际民调中，伊朗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对政府信任度降至谷底。许多家庭如今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每日涨价中糊口，对政治改革或国家发展已不抱期待。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正被经济失败侵蚀殆尽。

伊朗应该往哪里走

尽管经济江河日下、民怨沸腾，伊朗伊斯兰政权仍保持了相对稳固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大支柱的支撑：军经复合统治、意识形态控制与高压镇压机器，以及灰色经济下的替代生存网络。

首先第一个支柱是革命卫队主导的军经复合体。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不仅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已深度渗透经济领域，形成“军商合一”的庞大利益集团。经过数十年经营，革命卫队直接或间接掌控着伊朗石油、天然气、电信、基建、银行等关键行业的大量企业。

据多方估计，IRGC关联企业覆盖范围之广，使其控制着伊朗20%～40%的经济活动。其中，革命卫队旗下最大的工程财团——“盖达尔”营建总部拥有逾13.5万员工、800多家子公司，累计承包项目价值约500亿美元，相当于伊朗GDP的12%。

通过这种军工复合体，IRGC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他们承包政府基建工程、垄断巨额预算资金，并利用制裁背景下的灰色贸易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这一经济帝国绑定了广泛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高层神职人员、保守派官僚以及成千上万依附于IRGC企业就业的人群。“有奶便是娘”，当政权把石油等国家财富分肥给卫队及其裙带网络，就确保了这些集团对体制的忠诚支持。

换言之，革命卫队的经济帝国是政权稳定的物质基础：它不仅为管控机器提供了自我供养能力，还通过利益输送将社会精英牢牢拴在体制战车上。面对任何变革威胁，这个军经联合体都有顽强的动机和资源去捍卫现状。

伊朗政权的第二个支柱是意识形态话语与管控机器的结合。在经济困境面前，当局一直反复强调是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联合绞杀伊朗经济，很多保守民众也相信，伊朗的贫困和通胀主要源于外部封锁。

同时，伊朗政权不断以“维护伊斯兰价值”和“抵御文化入侵”为由，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学校教育、宗教仪式和官方媒体日夜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使一部分保守派群众形成认同共同体。

隶属于情报部和革命卫队的安全机构则严密监控社会通讯和社交媒体，对互联网实施极为严格的审查过滤，民众获取外界信息受限。巴斯基（隶属于革命卫队的民兵组织）民兵则深入社区，一旦发现异议分子的苗头，立即向上汇报，进行处理，这些异议分子往往被迅速逮捕关押。2022年抗议中大量公民被关押就是明证。

最后一个支柱是灰色经济支撑下的替代性生存网络。在严苛制裁和官方经济凋敝的环境中，伊朗社会部分地转向了非正规渠道维持运转。这个庞大的灰色/地下经济网络，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降低了整体社会爆发的概率。国际制裁封堵了伊朗的常规贸易，但同时催生了走私和黑市的繁荣。

通过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走私，伊朗人依然可以获取汽油、药品、食品等紧缺物资。例如，据估计伊朗约13%的对外贸易是在黑市走私中进行。海湾水路和陆地边境线上，活跃着大量军方或私人背景的走私集团，将原油、黄金乃至毒品等运出换汇，再从国外偷运耐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回国。

非正规经济规模十分惊人。有研究称，伊朗的地下经济总量相当于官方GDP的35%～44%。这意味着除了政府统计的约5500亿美元GDP外，尚有三分之一产出在体制外流动。

虽然走私违法且造成税收流失，但在制裁背景下，它起到了某种“替代性市场”的作用，让普通人不至于在短缺中绝望。很多小商贩通过地下汇兑和走私人脉照样能取得进口零件、药品，百姓也能在黑市上换到美元、采购外国商品。

官方默许这些活动一定程度上存在，也是为了避免经济崩盘——毕竟一旦灰色市场完全断绝，真实生活物资将极度短缺，社会恐将难以为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灰色网络背后往往有权势背景，包括革命卫队控制的隐秘商业帝国。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灰色经济不仅支撑了民生基本需求，还成为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摇钱树，强化了他们维护现状的动力。

走私—寻租网络和政权形成了共生关系：它让民众勉强度日，亦让统治集团大发不义之财，从而一起度过经济风暴。这张庞杂的非正规生存网络，某种意义上成为伊朗经济在制裁下免于完全崩溃的“减震垫”，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尾声：关于治理的反思

目前伊朗当局虽成功平息了一次次抗议，但治标不治本：青年人的愤怒、贫困群体的绝望仍潜伏于社会之中。一旦新的经济冲击或政治变局到来，先前被压下的火种可能再度燎原。

伊朗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始终没有摆脱对油气资源的高度依赖。这种“资源诅咒”不仅使其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更迫使国家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上严重依赖外部市场。

在全球油气市场长期处于买方主导、替代能源逐渐兴起的格局下，伊朗本应优先改善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关系，以确保其原油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定价权。

然而，德黑兰多年来却固守对抗性外交路线，与主要买家长期敌对，导致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自我孤立，实际上就是一种“外交反比较优势”现象——一个天然拥有出口优势的国家，却拒绝与最具购买力的市场正常往来，等同于主动放弃优化国际分工的机会。

这种制度性误判，既暴露出伊朗对现代全球经济逻辑的无视，也注定其经济多元化尝试始终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形成内生增长机制。

真正稳固的政府，必然是能持续创造经济发展、让绝大多数百姓共享繁荣的政府——这才能让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

同时，伊朗的教训也引发人们对“民主/专制”这一表层分类之外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成败与政权稳定的，在于其制度是否包容、治理是否良善。西方自由民主绝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答案，被美国强行改造的伊朗邻国就是一个不算成功的案例。一国治理体系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腐败并激励经济创造。

譬如，和伊朗相比，当年经济基础很差的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通过释放市场活力、引入技术专业治理和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经济腾飞和贫困大幅减少，从而赢得了民众对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充分信任。

反观伊朗，政权在意识形态上高举反美反西方大旗，却未能在发展经济、反腐分配上拿出与之匹配的成绩。神权体制对政治和社会的严密控制，压抑了经济活力和制度弹性，资源错配与低效累积成痼疾，最终拖累了整个国家的进步。

可以说，伊朗不是输在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上，而是输在没有建立起符合自身国情的包容性制度：既无有效监督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亦无专业治国能力实现经济振兴。

治理逻辑重于价值口号。伊朗政权若要走出困境，必须痛定思痛，在制度改革上下功夫，包括削减特权、反腐肃贪、重用专业人才、推动经济多元化等。

然而在神权桎梏下，要触动既有利益格局殊为不易。目前看，伊朗统治集团更倾向于守成保权而非改革求变。这也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仍将徘徊在低效稳定的怪圈里，难以释放其人民应得的发展潜能。

伊朗的故事提醒我们：一国政府的治理绩效这笔基本账谁也无法逃避——经济兴衰终究决定民心向背，民生冷暖才是治国硬道理。

让我们拭目伊朗可否在本次危机中成功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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