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米危机：“一粒米”中的政治与信任困局_风闻

2025年06月19日 12:47 澎湃新闻

2025年5月，日本社会因一则看似无心的玩笑再度陷入政治风波。在面临严重米荒与米价较去年飙涨近两倍的背景下，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竟然开玩笑称自己“从不买米”，因为支持者送得太多，甚至多到足以转卖。这原本看似一次轻微失言，仿佛只是麻生太郎式的惯常“口无遮拦”，一般道歉即可平息。然而在日本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的当下，这番言论直接刺痛了公众神经，迫使江藤拓在任仅六个月即引咎辞职。“令和米骚动”等新闻标题频繁出现，明显唤起1918年导致寺内正毅内阁倒台的“米骚动”历史记忆。大米与政治、公信力之间深层的联结再次浮出水面。历史记忆、现实压力与政治结构三重张力汇聚于“一粒米”中，让这场粮食风波远远超出一场简单的农业危机，演变为日本社会对政治信任的全面拷问。

　　当地时间2025年6月4日，日本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展示的日本政府储备米在商店出售。

　　一、神话、文化与政权：一粒米的历史厚度

　　在日本，大米从不是一项单纯的农产品，也从来不只是普通食物。自《日本书纪》与《古事记》时代起，大米便深深镌刻在日本的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中。《日本书记》记载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将稻种赐予天孙琼琼杵尊的传说。她命天孙降世统御众生，并将一把稻穗交予他——稻米遂成为日本的主要作物，亦象征财富与丰饶。语言反映文化根脉，“ご飯”（饭）在日语中既代表“米饭”，亦指“餐食”，显示出大米之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直至今日，新潟鱼沼产的越光米（コシヒカリ）仍能卖出普通大米数倍的价格。大米不仅奠定了“和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根基，更因其在国家、社会、家庭层面的多重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深入骨髓的稻作文化，使得任何涉及大米的危机都会直接触发国民的安全警报。

　　事实上，大米早就深刻影响过日本政局。江户时代，每逢歉收和饥荒，百姓袭击米仓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米政治”事件，无疑是1918年的“米骚动”。当时日本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囤积成风。地方米商因预判政府将征用军粮，哄抬米价，致使普通民众陷入饥饿。数百万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打砸米店、包围政府仓库，骚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最终迫使寺内正毅内阁倒台。此次抗议由沿海地区的家庭主妇率先发动，她们穿着木屐、手持捣衣棒敲打米店大门，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动员史的重要开端。

　　正是这场社会动荡，催生了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以天皇统治年号“大正”（1912–1926）为背景，其特征是政党政治与舆论力量的兴起，并为战后以政党内阁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历史学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其名著《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 1999）中援引东京都情报资料指出：“比起天皇的命运，日本人民更关心的是如何获得食物与栖身之所。”（p305）这句话在今日读来，依旧发人深省。在粮食安全面临动摇之时，民众真正关切的，往往不是国家体面的象征或宏观的外交辞令，而是饭碗里是否还有一口米饭，超市货架上是否还能买到米。食物问题不仅牵动最基本的生存焦虑，更常被视为检验国家治理能力、公平机制与社会信任的直观尺度。面对这一轮米荒，日本政府似乎未能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二、米荒的多重成因：不只是气候问题

　　自2024年8月持续至今的米荒，是多重压力交织下所引发的结果。表面上，政府所列出的原因包括：经历了125年来最炎热的9月，极端高温导致稻米减产；地震预警引发的民众恐慌性抢购；以及访日游客激增带来的额外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市场上的供需失衡，成为这场粮食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但这场大米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2024年夏季高温所带来的所谓“绝对性减产”。 尽管异常天气造成优质稻米比例下降、部分低质稻米在流通环节中被剔除，但事实上，2024年日本稻米总产量比上一年仍略有增长，增加了约18万吨。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的僵化与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得本可局部应对的产量波动与地区性消费上升，演化为一场全国性的恐慌。结果便是米价暴涨、超市限购、消费者恐慌囤货的现象层出不穷，令社会整体产生了自1993年冷害以来最为严重的粮食不安感。

　　但是，1993年那场令许多如今中年以上日本人记忆犹新的“平成米骚动”，成因与今日大不相同。彼时因天气异常，全国作况指数骤降至74（以100为平年值），导致稻米收成仅700多万吨，远低于当时约1000万吨的需求，出现实际性的严重供给短缺（当时政府储备量仅为23万吨左右）。日本政府不得不从泰国等国紧急进口大米，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对日本消费者而言颇为陌生、口感与习惯不符的长粒型“泰国米”，甚至因销售不畅被大量弃置或作为家畜饲料，引发国内外批评。

　　如果说1993年的米荒是“天灾中的应对不足”，如今的“令和米骚动”更像是“制度内部制造的粮食焦虑”。除了气候原因造成的稻米减产，地震预警与旅游反弹也对需求侧形成放大效应。2024年8月初南海海沟地震预警发布时，正值盂兰盆节前夕，许多家庭提前囤积食物，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与此同时，访日游客在餐饮消费上的集中爆发，也使餐饮业用米需求暴涨，但游客对大米销量的影响并非主要原因。这类突发因素本可通过制度化储备与市场调节机制加以缓冲，然而政府在释放储备米与稳定价格方面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导致信任流失。

　　一场产销错配便能撬动全社会的信任危机，也正反映出日本农业政策在结构性僵化与政治利益驱动下早已失去了调节市场、安抚人心的基本能力。尽管如此，危机根源仍在于长期扭曲的农业政策——从生产限制、储备机制失调，到保护主义壁垒，制度惯性不断削弱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2024年修订的《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虽名义上强调全球动荡下的粮安战略，但实际政策仍偏向保护小农，对农业企业化趋势的支持仍然不足。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制度结构的僵化与政策惯性。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0日，日本东京，政府储备大米通过新干线运抵东京站，卸货后准备分发。

　　三、制度僵化的代价：粮安为何让位于选票

　　这场米荒实质上暴露出日本粮食安全政策的深层弊病。尽管日本政府汲取了1993年“平成米骚动”的教训，目前拥有超过91万吨的国家储备米，却因担忧过度投放会压低价格、动摇农业利益集团的支持基础，始终拒绝大规模释出。2024年8月，时任农林水产省大臣坂本哲志甚至公开表示，只要到了收获季节，市场供需将自然恢复平衡，米荒问题无需过度担忧。这一轻率判断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也暴露出政策制定层对危机严重性与结构性问题的认知脱节。考虑到自民党依赖农业协同组合（农协）和农户选票，在9月自民党总裁和总理选举与10月众院选战前，政策制定者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触动其核心支持层利益的措施。近几十年，日本政府的政策重心一直放在严格限制稻米产量与维持高价上，部分原因就在于稳固农民这个自民党的核心票仓。

　　但是，日本农业政策的根本矛盾在于，其所谓的“保护”对象早已偏离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初衷。自1970年代推行“减反政策”以来，政府通过人为限制水稻种植面积来控制产量，意在维持稻米价格和农民收益，以避免农村人口加速流失。这一政策将全国稻米产量从1967年的1430万吨压缩至2024年的679万吨，减少超过一半，长期使消费者承受高昂米价。虽然这一制度在战后确实稳定了农村社会，但随着人口结构剧烈变化（截至目前，日本农户总数仅剩约100万，平均年龄已超过67.8岁，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而1960年时，农户人数为3440万，占全国人口的36.9%）、饮食消费方式转变，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重组，这一政策的僵化弊端日益显著。在长期受限的产量框架下，全职农民反而难以单靠种稻维持生计，种稻逐渐沦为副业甚至“领取补贴的手段”。正因如此，大米被列为农业结构改革的核心领域。尽管“减反政策”在2018年已名义上废止，但其背后的政策惯性与利益分配格局却根深蒂固。这种制度性惰性不仅扭曲了农业生产逻辑，也削弱了日本粮食体系面对危机的自我修复能力。

　　农协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作为既代表农户利益、又在事实上主导米价定价的机构，农协不仅在农业政策中具备强大影响力，其金融与保险业务同样不容小觑：其金融部门的存款总额已高达100万亿日元，占日本个人储蓄的约10%，规模可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提并论；而“共济保险”业务则累计至57万亿日元，已成为农协最主要、也最具获利能力的支柱业务之一。这种结构性依赖不仅令粮食市场失去价格弹性，也将粮食安全问题转化为金融利益问题。当粮价飙升时，受益者往往并非粮食最需要的人群，而是被体制护持的既得利益阶层。农协与农林水产省之间所维系的密切共生关系，使得生产与市场脱节成为常态。结果是，在总产量尚可的年份，市面却出现“有米无饭”的结构性错配。

　　更讽刺的是，就在2024年大米危机爆发之际，农协依然将大量本可食用的大米转用于饲料生产，仅仅是为了获取补贴并符合既定的农业申报制度。部分原本可进入餐桌的大米，被人为划入饲料用途，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出于政策导向与行政流程的设定。这也意味着，在表面上的“供不应求”背后，实则存在大量被政策机制排除在食物链之外的潜在可食资源。危机的真相并非“无米可吃”，而是“有米难得”。

　　日本政府对大米生产的控制由来已久。根据政府规定的申报机制，农户必须在春耕前预先申报哪些田地将用于种植饲料稻，哪些用于食用稻。这一制度始于2008年，当时政府推出了新的补贴政策，以鼓励农户在水田中种植饲料稻。为了获得饲料稻补贴，农户需在播种前申报田块用途，申报内容一经确定便不得更改。通过为饲料稻种植提供每10公亩55000至105000日元（约合2700元至5210元人民币）的高额补贴，政府实际上激励农户将可食用的大米用于饲料生产。这种刚性的补贴与申报安排在面对粮食危机时缺乏调整空间，政策更偏向于行政操作的便利性和利益结构的稳定，而非应实际粮食需求作出灵活回应。这不仅压制了市场的调节机制，也在农业体系内部人为制造了“短缺”的现象。当前，全国约有十分之一的大米产量以远低于食用米的价格出售给畜牧业者作为饲料使用。而更关键的是，其中约四分之一的饲料米实际上与食用米是同一品种，完全可以用于民众消费。若这部分米被投入食用市场，供给将远超当前的实际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并不缺米，缺的是一个能够合理调配资源、应对波动的制度机制。换言之，大米危机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绝对短缺，而是人为管制与利益结构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而日本长期以补贴维持小规模农户收益的政策逻辑，在危机中显得格外脆弱。农业合作社与农林水产省之间形成的稳固利益共同体，使农业政策更多地着眼于保护选票基础，而非提升粮食调配能力或应对突发风险的弹性。在此结构下，民众不得不为基本食品付出高昂成本，却难以获得制度及时回应。正是在这种结构性错位中，粮食焦虑从具体的供需失衡，升格为对制度信任的动摇。

　　当地时间2025年6月2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热田区，民众排队在等候AEON商店开门，购买日本政府储备的大米。

　　在这一政策积弊深重的背景下，此次米荒引发了格外激烈的公众反应。在舆论与政界双重压力下，江藤拓成为石破茂少数派内阁中首位辞职的核心阁僚，仅六个月便黯然下台。尽管石破茂一度尝试挽留，要求江藤拓撤回“不当言论”继续留任，但在7月参院选举、众院在野党的围攻以及政府支持率跌至22%的背景下，已无回旋余地。大米危机成为选战焦点，江藤拓辞职进一步削弱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政权，可能引发更为惨烈的选举结果。

　　江藤拓的发言引发的反弹，暴露出公众对粮食安全、气候韧性和政治责任的深层焦虑。大米作为日本长期稳定的国产主食，其形象首次受到动摇。日本甚至在25年来首次自韩国进口大米。与此同时，日本游客赴韩旅游时不得不摒弃“国产至上”的固有执念，反而将更便宜的韩国米填满行李箱带回国。固然，日本大米在光泽度、润泽感与甘甜度上独树一帜，但若政府迟迟无所作为，进口米或将不再只是权宜之计，而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四、政治危机的导火索：一场失言如何变成体制性裂痕

　　当危机演化为选举议题，政策导向也变得更加赤裸清晰。自民党长期依赖地方农业选票，尤其是以农协为支柱的地方网络和年长农户，对其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在2024年秋季的众议院选举与2025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之间，内阁面对米价飙升与支持率下滑的双重压力，却始终在是否大规模释出库存米的问题上迟疑不决。这背后的关键，不是资源是否充足，而是“选择谁”的政治抉择——是选择缓解消费者的物价压力，还是守住农户的收益与票源根基。大量释放储备虽可缓解米荒，却可能拉低米价，损害农户利益；反之，维持高价则令民众承压，社会不满情绪升温。最终，政府在选票与粮安之间作出判断，优先选择了稳住政治支持的那一方。

　　江藤拓“我从不买米”的发言，不仅成为其辞去农林水产大臣职务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将石破茂政权推向风口浪尖。作为石破少数派内阁中的重要支持者，江藤原本意在展现亲民姿态，未料却引发强烈反弹，反而暴露出政权与民众情绪之间的深刻脱节。

　　更广泛地看，这场危机再次暴露出政民之间的信任断裂。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现实中，政治人物越来越被视为脱离实际的象征，不再是民众切身利益的代言人。2024年10月的众院选举，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进行。尽管石破茂在当月刚刚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仅上任一月便火速宣布解散众议院、寻求选民授权，创下战后日本最快寻求民意基础的纪录，但选民对此举反应冷淡。多重因素加剧了这种冷淡与不信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民生困顿背景下自民党的“黑金丑闻”曝光，严重削弱了其政治公信力。如今，米价持续暴涨、民怨沸腾，江藤拓的失言被公众视为傲慢与脱节的象征，成为其下台乃至政权摇摇欲坠的导火索。大米这一承载着国民日常饮食的大宗粮食，再度成为政治与社会矛盾的焦点，如同百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米骚动”。

　　1918年的“米骚动”与现如今的情况亦有呼应：通货膨胀、低薪、囤积行为，所有这些因素或再次成为引爆不满的导火索。当前，日本各阶层民众在长期低薪环境下已苦不堪言，对通货膨胀感受尤为敏感。尽管政府自今年3月以来不断投放储备粮试图平抑价格，但成效有限，民众对批发商囤积的指责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农民因担忧行业前景和收入崩塌，集体发动了农民抗议行动——“令和百姓一揆”。他们驾驶着拖拉机驶入东京涩谷、原宿等市中心，要求政府“保护农民，补偿农民” （農家を守ろう，農家に補償を）。这一名称借用了历史上的“百姓一揆”——日本江户时代起，农民在面对沉重年贡、饥荒或政治压迫时，曾多次通过集体行动要求减负赈济。虽然许多历史上的“一揆”遭到镇压，但它们也促成了地方政策的调整与政治制度的反思。

　　自民党的“米政策”实质上是以稳固农业选票为目标的政治工程。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江藤拓那句轻浮玩笑中彻底暴露出来。从1918年“米骚动”到2025年“江藤风波”，历史一再证明：大米之于日本，不只是食品，而是制度与情感的交汇点。人们清楚认识到工资低迷与通货膨胀失控，与政策选择息息相关；而囤积乱象，则揭示了关键环节的监管失灵。若日本政府不尽快推进农业结构转型，改革生产政策并建立可持续的储备机制，下一场“米危机”可能不再是偶发，而有可能成为周期性的社会震荡。

　　当地时间2025年6月5日，日本东京，在首相官邸，日本农业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稳定大米供应内阁委员会首次会议后接受记者提问。

　　米之重，不在于其价格，而在于民众是否仍相信国家能保障他们一日三餐的最基本尊严。上个月末仙台一位49岁的父亲（公务员）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为了买到米，从半夜12点排队到早上九点，才抢到店里限量供应的95袋之一。他说：“5公斤要4000-5000日元（约合200元至250元人民币）实在太贵了。家里有正食量大的孩子，能买到米真的很感激”。这样的声音并不罕见——它真实地揭示了今日日本普通家庭在生活边缘所感受到的不安与无力。或许，他们要的不只是大米本身，而是一个不必彻夜排队、不必为一口饭焦虑的生活。

　　今日日本真正想要守护的“财富”，究竟是百姓的饭碗，还是制度中沉积的利益结构？当自民党为保守票仓，在2024年9-10月大选前拒绝释放储备米，又在2025年7月参议院选举临近时仓皇放粮以挽回民心；当民众在超市抢米，甚至远赴韩国背米回国——这一切都在追问：日本的农业政策，究竟在“保护”谁，又在“排除”谁？当下“一粒米”的政治含义愈发沉重，我们必须追问的不只是谁在受益、谁在承压，更是这个体制还能否承担保障日常的责任？如果不能，改革似乎就不再是选项，而是必须。一粒米，从神话到现实，既是国家叙事的种子，也是社会信任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