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惨败后，清政府为啥反而“疯狂”送留学生过去？_风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日本所发动的“甲午战争”彻底打破自同治皇帝即位以来的“中兴幻象”，理应被清政府视为仇寇，又怎么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向其派遣留学生呢？ 

影视剧中留日学生形象。来源：《人生若如初见》影视剧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从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来寻找答案。

最不肯输的对手

和最廉价的改革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尽管一衣带水，但双方的互动却并不算紧密。尽管在隋、唐两朝，日本曾多次派遣使团向中国学习。但随着武士阶层在日本列岛的崛起，日本随即陷入了漫长而纷乱的“武家政治”时代，在镰仓、室町、江户三大幕府“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大小领主相互攻伐，与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的外交联络自然也是时断时续。 

由于缺乏对日本国内情况的深入了解，清朝的中下层民众对日本长期以来都还停留在明朝时的“倭寇”“蕞尔小国”的印象。以至于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举国都陷入了长久的自我怀疑之中，毕竟清朝此前虽然屡败于英、法，面对沙俄也不免吃瘪，可这些国家终究可算是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列强，而日本长期被清朝士大夫们视为藩邦小国，如今倒反天罡，自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但事情的玄妙之处却也往往在此，甲午战败之前的清政府对历次的失败都有着自己的推脱和理由，如鸦片战争败北后，满蒙勋贵还鼓吹着什么：英夷船坚炮利、若非截断了运河，则朝廷以举国之兵在内地迎敌，势必令其片帆不得不西返。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则又可以归咎于“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淮军集团认定只要从欧洲列强手中买来新式的轮船、枪炮以及生产这些东西的机器，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工厂，便能反败为胜、化弱为强。而“洋务运动”的兴起及19世纪60年代后多次“边疆危机”的成功化解，都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双筒火枪。来源：故宫博物院

然而，这一切自得都随着甲午战败而烟消云散，海、陆皆败的屈辱、割地赔款的损失，令清政府不得不正视现实，并在朝野内外的谴责声中认真考虑变法。然而无论是“废八股改授现代科学”还是“废驿递改邮政”“废漕运改海轮”“废绿营练新军”都将触动太多人的既得利益，也自然无法轻易推动下去。而就在朝野上下物议纷纷却始终莫衷一是之际，派遣留学生向日本学习便被视为一种最为简单、有效的改革途径。

唯有中国可医的日本“帝国病”

与中国基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不得不以日本为海外留学的重点区域相比，日本此刻其实也很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和认可。因为，此时的日本已然罹患了一种名为“帝国病”的顽疾。 

甲午战后，日本虽然获得了巨额的赔款，实现了明治维新之初便确定的领土扩张的初期目标，但是日本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却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有所缓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局面。

1894年黄海海战照片

巨大的战争开支令日本的地租上涨了四成，1896年随着酒税和烟草专卖制以及其他间接税的上涨，小农贫农纷纷面临破产的窘境，只能将明治政府所授予的土地卖掉，再次沦为佃农。

与小农阶层的逐渐消亡相比，日本产业工人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展现出了对清朝的工业优势，但日本本土的重工业却依旧处于蹒跚起步的阶段，战争所需的军舰和枪炮无一不依靠纺织业和矿石出口所获得的外汇购买。企业利润和军备税收的双重盘剥，令日本的纺织女工和矿业劳力几乎生活于人间炼狱之中。加上城市化的进程和桑园种植面积的扩大，日本粮食价格更出现直线攀升的局面。

各地不断出现的“米骚动”和罢工运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一方面也令日本政坛由财阀、军队及贵族元老所组成的“政友会”放弃了所谓“休养生息”，选择了对内通过《治安警察法》镇压民众的反抗，对外则以“维新输出”和军事干涉为双臂，加入西方列强瓜分东亚的行列中去。

1918年8月11日。神户的铃木商店在暴乱中被烧毁

所谓“维新输出”，名义上指的是辅助东亚各国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入近现代国家的行列，但其实质却是试图在东亚打造一个以日本为宗主的新秩序。

1898年8月19日，经历了第三次上台组阁失败后的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开始了他个人的访华之旅。

伊藤博文此次出访恰逢清政府经历了两年多的酝酿，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戊戌变法”的发端。但是自以为可以出任清政府变法“总顾问”的伊藤博文一到北京便发现气氛不对。他曾私下对随从表示：

“近来光绪帝突然提拔这么多新人，未免也急了一些。”

伊藤博文照片

但是伊藤博文并不知道，他的到来更成为压垮清政府双头领导——光绪和慈禧之间纽带的最后一根稻草。

“戊戌变法”的意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在此不再赘述，而伊藤博文在清廷的此次变法中，除了保护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没有令“戊戌六君子”的队伍继续扩大之外并无太大的助益。而伊藤博文此举的初衷也并非推动中国的富强，而是寄希望于“变法派”日后可以东山再起，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即便这一目的暂时无法达到，也可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码。

当然以伊藤博文之老辣，自然不难看出“变法派”背后除了“清流”名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外，还有张之洞等“南洋派”的幕后推手。如果不是所谓“湘鄂冲突”引发的火烧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的“沙市事件”，张之洞早已入主军机处，主持变法事宜了，日本海军更不会以保护在华利益派出军舰来华，造成所谓意图劫持慈禧的假象。 

洋瓷五彩金边花卉带盖双耳碗碟。来源：故宫博物院

9月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10月5日至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会见张之洞，10月19日赴南京会见刘坤一。作为清廷内部联盟英、日对抗沙俄战略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便聘请了日本参谋本部大原武庆中佐为武昌武备学堂顾问。此时和伊藤博文会商之后，张之洞更开出日本如能驱逐康有为，不仅湖北两年内计划编练的新式陆军将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所需枪支弹药，相关联的造纸厂、皮革厂所需设备也将从日本进口。

心满意足的伊藤博文于11月中旬回到日本之后，便公然鼓吹慈禧太后镇压“变法派”是“有裨于政局稳定”的。不过日本政府还是留了后手，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主编的《请议报》在日本横滨正式发表，日本列岛随即成为康、梁“保皇党”的重要据点。而以湖北为起点，大批日本军事顾问和清政府赴日军校留学生逐渐在中国内陆悄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

争夺新军控制权的

日本士官学院留学生们

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本意是为了以编练新军为手段收兵权于中央。因此在慈禧的计划中，这个练兵处是以庆亲王奕劻为名义上的领导，由袁世凯主持具体的练兵工作，以满人铁良辅佐奕劻并制约袁世凯。如此组建练兵处的领导班子，对清廷中枢而言似乎是一种最合适的配置。但这种配置很快便发生了问题。

新军操练场景

据在练兵处军令司做过副使的哈汉章回忆，引爆练兵处满汉冲突者，是留日归来的满人青年军官良弼：

“中国军队，最早多半行伍出身，自小站练兵，始取材于武备学堂。后来派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近年学成陆续回国，因为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所以分散各省。良赉臣（即良弼）系满洲镶黄旗籍，他是红带子，在旗人中有此崭新军事人才，而且才情卓越，故在北京能周旋于亲贵之间……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

良弼照片

不过，哈汉章将留日士官生大量进入练兵处和后来的新军视为良弼的谋划，其实是误解。良弼自日本留学归国时，不过20余岁的年纪，资历尚浅，并无能力与袁世凯直接对垒。按彭贺超的研究，真正大量往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不是良弼，恰是袁世凯自己。 

总之，“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三位大臣的共识，袁世凯最为积极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奕劻、铁良则是他的支持者”。袁世凯这样做，既是为了“从地方借调留日军事人才，以供中央之用”，更是为了“自我解围，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同时还有“以调入士官生为契机，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的深刻用心。 

在后续南、北新军的发展中，留日士官们的确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们并没有帮同学良弼对抗袁世凯，而是计划着用武力推翻腐朽的清政府。1911年9月，在清廷启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野战演习——永平秋操中，便以汉族新军为“东军”，以良弼所组建的“满族禁卫军”为“西军”，并拟定了一个“西军”先败后胜的演习剧本，显然有意以现代化武器装备武装八旗子弟压制各镇新军。但满蒙贵族显然没有想到这样的演习安排早已挫伤了汉族新军的自尊心。 

汽枪。来源/故宫博物院

秋操尚未开始，留学日本的湖北籍军官，也就是袁世凯特意从张之洞处要来的“鄂军名将”吴禄贞，便与同僚秘议以实弹攻击“西军”，扫清禁卫军后整军入京，直取首都。但秋操尚未正式举行便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参演各部队只能草草收兵，吴禄贞又鼓动屯兵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增，发动“兵谏”。要求清廷“废除内阁，速开国会”。

张绍增发动“滦州兵谏”之时，正值北洋六镇主力悉数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如果张绍增能更为坚决地举兵入京，一举荡平清廷禁卫军，控制京师并非难事。但张绍增本身隶属北洋系统，与吴禄贞虽为留日同学，但政治见解未必一致。在得到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并接受其全部兵谏要求后，便“停军不发”了。随后更在袁世凯的利诱下，放弃兵权跑到天津“养病”去了。随后袁世凯暗杀吴禄贞，弹压第二十镇中的异己分子，“滦州兵谏”归于失败。

1912年1月26日，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的良弼，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今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厂街），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员彭家珍（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生）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后不治身亡。清政府利用留日士官对抗北洋军阀和革命党人的计划至此也归于破产。

参考文献：

[1]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12月.

[2] 《中日关系大事辑览》陈锦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3]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黄治军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