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到海陆权：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人类历史_风闻

引言

      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重构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标志着陆地帝国主导时代的终结，以及海权时代的开启。从此，陆地帝国的传统主导地位让位于海洋霸权，国际贸易主轴也由驼铃古道转向了万里波涛。五百年风云激荡，一部海权与陆权交织对抗的宏大史诗铺陈开来。英国凭单洋海权建立“日不落帝国”，美国以两洋海权成就全球霸主。然而，每一次海权巅峰均以与陆权力量的激烈冲突为标志，从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后冷战冲突，陆权国家被长期排斥于海权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之外，沦为地缘博弈的“失落者”、全球利益分配的“门外人”。冲突消耗着既有霸权的根基，也推动着霸权秩序的迭代。今日的世界，正处于这一漫长演变的关键节点——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的海陆权复合型大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海陆文明大融合，即将终结500年来海陆国家对抗的宿命，开启了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新纪元。

千年未有之变局——地理大发现与人类历史的转折

      在漫长的人类古典文明时期，欧亚大陆的核心经济命脉紧紧依附于跨越大陆的“丝绸之路”网络。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将中华帝国、波斯、印度、阿拉伯及地中海文明区紧密连接，其中流转的商品、思想与技术构成了前现代全球化的基石。古老东方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掌控东亚陆权的中华帝国、围绕跨欧亚陆权兴起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依靠庞大的内陆体系控制着财富流通和文明交流的路径。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根植于对广袤陆地的治理能力。威尼斯、热那亚等依靠地中海区域贸易的海洋城市国家，尽管展现出了一定的商业活力，但其能量与影响力终究受限于地域规模，无法主导整个时代的发展走向。

      在大明郑和船队下西洋一个甲子之后，1498年，葡萄牙的达伽马船队成功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首次开辟了欧洲直接驶向富庶东方的全新海路。这一关键性的航海壮举，从根本上撕裂了旧有的陆地贸易垄断格局。紧随其后，1492年，西班牙的哥伦布航抵美洲，为欧洲引入巨额的贵金属资源，以及庞大的殖民地体系。1522年，麦哲伦领导的西班牙船队完成人类首次的环球航行，最终确认了海洋连为一体的客观现实。航海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例如星盘、新型帆船的应用，使人类具备了持续深入远洋并进行跨洋活动的技术可能。至此，海洋不再是文明交流的障碍，而是转化为塑造全球权力格局的新轴线。

      地理大发现最直接且深远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范式转移，其核心形式从人类古典文明时期的陆权主导转移到海权主导。人类近现代文明由此开始。海洋承运以其更大的运载能力、更远的活动范围、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迅速取代了依赖驿站和驼队的长途陆运，成为洲际商品和货物流通的主要模式。那些能够建造先进远洋舰队、拥有优质天然良港、具有全球视野的沿海国家，迅速跃升为新的世界中心。西班牙、葡萄牙率先凭借着新开辟的航路，建立起了跨洋帝国，并以子午线瓜分新世界。荷兰依托自身在金融以及物流方面的优势，开创了高效的海上贸易体系，成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最终，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巨擘，通过夺取关键的海上战略据点，以及构筑全球的军事投射链条，将自身塑造成为了“日不落”霸权。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新世界，欧洲海权国家不仅控制了全球财富流通的要道，同时也重塑了世界贸易的运行规则。

单洋海权时代——日不落帝国兴衰

      英国的海权崛起依托其精妙的国家战略选择与地缘优势的充分发挥。16世纪下半叶开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长期统治见证了英国海军逐步加大对私掠船及正规海军的建设力度，致力于挑战西班牙霸权。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终结了西班牙在大西洋的绝对统治，极大地提升了英格兰的国际地位。此后，克伦威尔时期推出《航海条例》，规定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商品原产地船只运输。该法律直接挑战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地位，标志着英国系统性地确立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此爆发的三次英荷战争最终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邀请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成为英王、实现两国政治和解以及海上优势向英国彻底转移为结局。18世纪中叶爆发的七年战争实质上是英国与法国争夺世界殖民霸权的决定性战争。在北美、印度及辽阔海域的激烈冲突后，1763年，两国签订《巴黎和约》，确认了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从法国手中完全接管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权。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期间，纳尔逊勋爵指挥的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彻底摧毁了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次胜利彻底肃清了法国海上挑战的威胁，确立了英国对大西洋贸易通道的绝对控制权。正是因为牢固地掌握了这条核心的海上生命线，海外的资源和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大不列颠岛，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的爆发。通过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机械发明和大西洋贸易市场，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功引领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和“铁路时代”。19世纪中期，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占据全球总量的40%。伦敦金融城也成为无可比拟的全球资本分配中心。英国单一大西洋海权时代达到巅峰，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约四分之一，其海军力量的标准成为整个世纪的国际标准。庞大的海军、海上贸易网与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共同构筑了这一霸权。

      然而，单一大西洋海权的固有弱点也在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19世纪中叶，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试图向巴尔干扩张、向地中海夺取温水出海口。这对英国所把控的经由地中海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构成了严峻的威胁。作为回应，英国联合法国于1853年挑起克里米亚战争，成功封堵了俄国南下的海洋通道。此役巩固了英国的地中海霸权，但战争的巨额开销也暴露了依赖单一海洋的经济脆弱性。进入20世纪后，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德意志帝国，凭借其雄厚的陆地与工业实力，寻求突破英国的海洋封锁，并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为阻止德国挑战其海洋霸权，英国被迫投入两次世界大战的巨额消耗之中。这两场空前惨烈且代价极大的全球战争最终彻底耗尽了英国长久积累的财力资源。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标志着英国自愿将西方领导权让渡于同时具备跨大西洋与跨太平洋双重制海优势的美国。人类单洋海权时代由此终结。

     单一的、局限于大西洋的海权体系已无力应对来自欧亚大陆大规模工业化强权挑战，这正是单洋海权结构的历史宿命。

两洋海权时代——美利坚的全球投射

      美国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先天优势，预示了其海权帝国的潜力。19世纪，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在北美大陆稳步扩张，为其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与辽阔的腹地市场。随着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的力量逐渐增强，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将美洲视为美国势力范围。“门罗主义”实质上是挑战欧洲传统列强在美洲影响力的重要宣言。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取得关岛、波多黎各，并将菲律宾纳入势力范围，其海上力量正式进入太平洋纵深区域。1907年，老罗斯福总统派遣由16艘精锐战列舰组成的“大白舰队”进行为期14个月的全球巡航。这支舰队不仅绕航南美、横越太平洋、访问亚洲并最终经苏伊士运河返回本土。其航迹明确宣告了美国同时掌控两大洋的战略意图及其海军技术能力，为“两洋海军”理念奠定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力量首次大规模地赴欧参战。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包含国际联盟设想在内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积极谋求全球话语的主导权。二战期间，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动员其国内强大的工业基础，为英国、苏联等盟国提供庞大战备物资。诺曼底登陆与太平洋战场跳岛作战分别确立了美国在两洋之上无可争议的军事主导地位。

      二战结束后，美国立即着手构建两洋海权体系，取代英国主导的单洋海权体系。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美元本位。1947年“马歇尔计划”通过巨额经济援助恢复西欧，构建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贸易体系。1956年，美国和苏联强迫英法停止苏伊士运河行动，标志着旧大陆殖民霸权被美洲新兴两洋霸权和苏联陆权所取代。冷战中北约集团与西太平洋岛链组成的体系，构成了美国全球力量投射的海权骨骼。然而，1945年至1970年，美国所构建的两洋海权体系，其中一翼太平洋海权因缺少东方陆权的支撑，无法充分发挥其地缘战略力量。因此这段时间美国仅凭大西洋海权力量和西欧陆权力量的联合，在与占据西方霸权战略腹地中东欧的苏联陆权力量角逐中落入下风。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之后的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开始共同构建太平洋贸易体系。

      美国两洋霸权的地缘经济基础，在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贸易体系。西太平洋区域在二战后迅速发展为全球制造业重镇，构成了跨太平洋的密集产业链条和供应链体系。以加州为主的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和金融经济逐步成型。美国市场则成为东亚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在跨大西洋方向，美欧形成了全球最主要的高端技术合作与金融服务互补网络。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制造业中心形成，并逐步发展成今日的欧盟。1974年，石油美元机制将中东石油出产与美国金融体系深度绑定，进一步巩固了两洋海权的经济支柱。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海洋关键通道如新加坡、巴林、迪戈加西亚等，设置战略据点，遍布海军基地，有力地保障了贸易航道的安全。依靠东亚和西欧两大制造业中心，美国形成以加州为主的西海岸和以纽约为主的东海岸两大经济中心，作为两洋贸易体系的主要抓手。

      然而，海权时代的财富流向始终具有鲜明的地理烙印。掌控海岸线、海洋贸易要道的国家及其核心城市成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赢家。美国东北海岸的纽约与西海岸的加州、西欧、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都是这一逻辑的直接受益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伊拉克、伊朗等传统陆权强国，难以有效接入以海权国家为枢纽构建的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成为全球贸易的“利益失落者”。这种深刻的利益分化，使得海权霸主与传统陆权大国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尖锐矛盾，并无一例外最终都发展成为剧烈的战争。冷战中后期到后冷战时代，美国海权与东欧陆权苏联俄罗斯、中东陆权伊拉克伊朗之间持续不断的地缘对抗正是此逻辑的展开。1990年代海湾战争、200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2022年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伊以冲突，这些激烈对抗均是欧亚内陆强权等“海权全球化失落者”和“海权全球化支配者”美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呈现。长期高强度对抗引发军事上的巨额投入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反复震荡严重消耗了美国两洋霸权。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全球化外包与金融化趋势不断深化，实体经济面临空心化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国内经济基础遭遇重创，运行两洋海权体系的成本逐渐超出美国自身承载。至2016年和2024年，秉持“美国孤立”策略的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主导的两洋海权时代正迎来无可挽救的衰败，并最终走向终结。

海陆权时代——华夏文明的新天命

      世界海权秩序的演进脉络清晰表明：从依附单一海洋的“日不落”殖民帝国体系，跨越到控制两大洋的超级强国体系，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人类历史始终在海权与陆权二元格局的矛盾张力中推进。前一体系无力整合陆地强国的力量导致了自身崩溃，后一体系因对抗欧亚大陆主要陆权力量而消耗过度。破解海陆对抗的历史魔咒，构建包含广大海陆国家在内的新型国际秩序，正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历史发展至今的人类历史核心需求。

      作为人类历史唯一延续不断的5000年文明古国，中国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范例，因其超大规模且相对连通的陆地国土、漫长且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岸线，以及历史上深厚的内外整合治理传统，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兼具强大陆权基础与有效海权发展潜力的“海陆复合型”国家。这一特性使其历史性地肩负起一项重大使命：推动地理大发现五百余年来因海权单极控制而分裂的世界实现真正的和解与融合，让古老的陆上文明与新兴的海洋国家在全球发展进程中共享繁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无疑是历史在新时代赋予华夏文明的“新天命”——为人类文明开启“海陆权时代”。

      在西方舰队叩关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以东方世界秩序的“天下”体系建构者而闻名于世，其影响力的核心立足于深厚的东方陆权传统。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以及19世纪后半叶沙皇俄国在东北亚持续的领土蚕食，使这一古老的陆权主导体系在海权冲击与陆强挑战下，逐渐走向瓦解。

      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特别是经过1950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场的铁血考验，新生政权凭借强大意志与组织力量，成功击退了来自美国海权的威胁，同时极大地抑制了苏俄陆权在东北亚的过度扩张。中国重新奠定了其作为东亚区域核心陆权力量的结构性和历史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与美国的战略互动以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巩固了东亚陆权的中华文明开始拥抱和主导现代海权秩序的关键步骤。中国开始与美国共同构建和发展太平洋贸易体系，依托东部沿海地带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不仅吸纳全球化红利，更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其制造业体量与贸易规模相继超越美国，事实上成为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核心驱动引擎。而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历史意义上远超单一的经济合作范畴。其宏伟构思——通过链接中亚、俄罗斯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贯通东南亚、南亚、非洲至欧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物理层面和制度理念上，致力于弥合海权国家主导的蓝色文明圈与陆权国家构成的广袤大陆地带之间的鸿沟，尝试构建一个涵盖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协同发展网络。这清晰地标志着由中国推动并引领、旨在克服历史隔阂、整合海陆双重空间的人类文明发展新纪元“海陆权时代”正在开启其壮阔序幕。

      中国的“海陆协同时代”构想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东部沿海作为全球最高效的制造业与贸易枢纽之一，本身已是现代海权体系的高度受益者与核心支柱，理解海洋通道的自由畅通对经济繁荣的命脉意义。同时，辽阔的西部及北部腹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欧班列陆路干线、中巴经济走廊、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深化能源及基础设施合作等，正在成为连接亚欧大陆内陆的陆权复兴纽带。中国力推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旨在针对陆权国家基建薄弱这一历史短板提供替代性融资支持，帮助它们接入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在规则层面，中国倡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如RCEP）、反对单边制裁的外交实践、以及对联合国中心地位的维护，实质是对抗海权国家主导的排他性“俱乐部式”国际规则体系，意图构建更具包容性、平等参与的新时代全球治理方案，尤其呼应广大陆权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这与历史上英美海权集团构建的排他性联盟（如北约）、长期施行的单边域外制裁（对伊朗、古巴等）、选择性解释国际法的做法形成路径差异。

      促成海陆协同发展并非霸权竞争或替代路径，而是旨在弥补地理大发现五百余年后全球贸易体系内存在的系统性、结构性失衡——即贸易利益长期集中于海权国家或沿海狭窄地带，而欧亚广袤内陆地区却难以深度参与并获取合理收益。这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海权陆权的激烈冲突，致使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皆沦为输家：单洋海权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后灰飞烟灭；两洋海权的美利坚山巅之城在冷战、后冷战的激烈对抗中跌落山巅；一战、二战更是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推进的陆海联动范式，让资源丰富但地处内陆的中亚国家通过跨境管道与铁路直接对接沿海消费市场；通过吉布提港口保障基地建设为东非高原内陆国家建立出海门户；启动的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工程帮助尼泊尔从地理封闭走向区域连接。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所承负的伟大使命，是在历史尺度上超越单一“海洋中心主义”或“大陆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以其唯一的“海陆权”地缘政治条件，构建陆海统筹、共同发展、包含全球所有国家的最完整版本的全球化。这也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人类文明之船最终所达之地，大明永乐时代的未竟之业，华夏文明的第三次巅峰——海陆权时代！

结****语

      500年前地理大发现的号角吹响，打破了以大陆帝国为核心的传统世界构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直至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相继建立了覆盖全球、利益向海倾斜的单一海权体系。随着工业发展进程推移，当欧亚大陆的陆权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后便难以长期承受被海洋贸易体系边缘化的困境，必然向海权霸权发起挑战。从拿破仑帝国到统一德国的欧洲陆权挑战，再到苏联这一横跨欧亚的超级陆权体系崛起，直至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以资源为依托的抗争，海权世界秩序始终承受着来自大陆腹地国家要求分割全球化利益的历史压力。历史进程清晰表明：从依赖单一海洋的英帝国体系发展为覆盖两大洋的美国两洋海权体系，其每一次权力中心转移都在海权与陆权的对抗逻辑中完成，而每一次主导者的更替都因为对抗所消耗的巨大国力。

      当历史行进至21世纪的今天，美国主导的体系在频繁干预欧亚大陆冲突、维持两洋霸权投入过程中呈现出深刻的统治成本危机。英国单洋海权和美国两洋海权都因为海权陆权的激烈对抗而衰亡，历史证明海陆对抗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世界秩序正呼唤更公正包容的结构调整。中国作为五千年未中断的东方文明体，其同时濒临太平洋广阔水域并背靠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条件，决定了其是历史上唯一成功整合海洋贸易深度参与及陆域治理能力协调演进的大国。1840年以来战胜海权与陆权的双重侵略、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的伟大实践，塑造了中国对海陆关系复杂性的深刻理解。2013年开始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个体系性解决方案：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打通海陆循环障碍，实现港口连通腹地、内陆通达海洋；以亚投行等合作机制为平台；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地理生态。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成功将“陆锁国”哈萨克斯坦转变为亚欧物流枢纽。蒙内铁路建设显著提升了东非区域互联。瓜达尔港运营则为中亚打通出海通道提供可能。

      人类历史正迎来海权陆权并重的新阶段，这一进程的本质并非海权内部重复霸权转移的旧剧本，而是推动形成真正包容共享的全球秩序新体系。中国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智慧，将以资源、纵深为特征的陆权禀赋与以贸易、创新为特征海权优势相融合，通过“一带一路”实现麦金德“世界岛”与马汉“海权论”的辩证统一，必将带领人类文明走向“海陆权”的新时代，必将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