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红灯区，看见50岁女人们的爱与欲_风闻

十点人物志

2025年06月11日 19:50:31

采访、撰文｜三金

编辑｜野格

十点人物志原创

2021年4月17日，一名68岁的男子从基隆坐了接近一小时车到台北火车站，接着步行到万华茶室“消费”，深夜十点再坐末班车返回基隆。

同样的行程他持续了26天，风雨无阻。这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男人，但他所去的“万华茶室”却并不简单。这里被认为是台北最后的红灯区。

“红灯区”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当时性工作者会把红色的灯放在窗前，借此吸引顾客。现在，红灯区通常指一座城市的性产业聚集地，集中着人类的原始欲望。

歌舞伎町一番街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聚集着许多风俗营业场所。图源：视觉中国

万华茶室的店铺俗称“阿公店”。白天这里普通而破旧，门店虚掩。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灯牌亮起，俗艳的霓虹灯落在浓妆艳抹的女人身上，街道笼罩在一片情色的暧昧气息中。

万华红灯区的一条暗巷，晚上招牌会亮起艳丽的彩灯。图源：社工机构Zoe。

在这里谋生的女人大多出生于1951年之后，年纪最小的也已经五十多岁。

她们中有人被父母当成摇钱树，少女时代就被卖到妓女户；有人怀抱歌星梦，却中途沦落至此；还有人原本生活平凡安稳，却遇上了好赌的另一半……她们来到万华，万华也成为她们人生的最后一站。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没有人看得起她们。包括她们自己。

当地义工机构的出现为她们带来了一丝转机。

义工们来到万华，希望做些事情改变这些底层女性的处境。除了开展日常的活动，义工小赵找到李玟萱——一位曾经书写过万华流浪汉们经历的作家——希望她能记录下茶室女人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文章，也由此展开。

这是与性工作者有关的故事，也是一群人试图用拥抱对抗孤单、用记录对抗遗忘的故事。

无聊和等待，是她们工作的常态

偌大的空间，只有几把桌椅，玟萱第一次见到了从事性工作的阿嬷，对方已经在万华红灯区工作了二十多年。

玟萱很惊讶，自己居然没能第一时间发现她。阿嬷把自己藏得很好，习惯用头发挡住脸，人缩得小小的，像一个隐形人，“她就希望你看不到她”。

刚开始，玟萱和阿嬷们的对话进展并不顺利。

很多阿嬷说，自己的故事“很丢脸、不光彩”，害怕“自己不会讲话”。她们对外界充满戒备。毕竟在此之前，她们接受这样面对面的对话通常是和警察、黑帮和“高利贷”。

当谈话深入，阿嬷们聊起自己入行的原因。这倒是与外界想象中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同，很多人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选择”。

呆在房间里的一位阿嬷。图源：社工机构Zoe

阿娟原本在万华卖衣服，她知道街道深处鱼龙混杂，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做“这种工作”。但随着儿子锒铛入狱，如果想帮儿子打官司，她就不得不在短时间里赚到更多钱。

阿娟找到熟悉的朋友，朋友带她来到红灯区，里里外外打了招呼：“这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如果来了，你们都多帮帮她。”阿娟犹豫过，但为了儿子，只能接受这份工作。从新人做到老人，阿娟仍然会想起当时的心情：“每天躺在床上，痛苦得想死，想为什么我的人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不过女人们入行并不都是因为穷。

研究中国红灯区的社会学者潘绥铭曾访谈过上千位“小姐”，几百位“妈咪”，他提到，每当性工作者被问“为什么要做这一行”，早年什么原因都有，后来都说是因为穷。这是社会舆论更能接受的说法，但真实情况往往更复杂。

万华很多阿嬷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年代和家庭，牺牲姐姐供养弟弟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从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不认字，也没有话语权。这不是简单的“穷”可以概括。

还有极少数阿嬷自愿入行，她们相信“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青梅以前在百货公司做柜姐，见到很多“小姐”去她那买东西，每天背着品牌包，珠宝加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青梅意识到，自己现在年轻又漂亮，在舞厅工作可以快速积累财富，“如果能在年轻的时候赚很多钱，为什么要拒绝呢？”

阿嬷们工作中最大的烦恼是黑帮和客人的骚扰，但同样让她们苦恼的是难以排遣的无聊：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客人随时可能来，而大部分的时间只能无所事事地等待。

如果是受过教育的“小姐”，有的会在等待的时候背英文单词，还有的会背保险的法条，“她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去做保险业”。与大家想象的“小姐”的生活不同，只要是能生财的方式，她们都会去努力试试看。

玟萱遇到过一位从外地到万华红灯区的阿嬷，为了挣更多钱，她不只是在茶室舞厅里等待客人上门，而是联合老乡们，一起去巷口、街旁拉人。那些年，靠着主动出击，她一个月可以赚几十万台币。

阿嬷们大都有家庭，但几乎没有人想要让家人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丽丽平常要照顾两个孙子，每次工作时，只能把孙子安排在自己房间，再跟其他姐妹借房间做“生意”。她告诉孙子：“阿嬷要去按摩，你乖乖呆在家里。”

玟萱说：“有时候，家人未必全然不知情，只是不说破而已。因为家庭需要这笔钱，所以希望太太去赚，妈妈去赚。”

工作后回家。图源：社工机构Zoe

有人远离家乡，家人的确对她们的工作一无所知。

一位阿嬷过世后，她的儿子来到万华，这是儿子第一次来到母亲的“工作场地”。

葬礼结束后，警察带儿子找到义工机构，说：“你妈妈以前被她们照顾过。”儿子希望义工小赵可以带自己去妈妈之前住的地方。那时候他妈妈租的小房间还在，去到那里一看，儿子当场泪如雨下。

儿子说，因为爸爸家暴妈妈，自己十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了。记忆中的妈妈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生，所以他长大之后开了一家美容院，希望以后某一天，妈妈会走进去。但当时他看到的妈妈的房间，甚至不如他给实习生安排的床位。

儿子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问小赵：“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妈妈之前是做什么的？”因为阿嬷已经去世，小赵不知道阿嬷是否愿意让儿子知道自己的遭遇，只能说：“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不想下沉，奋力踩水的女人

那位儿子看到的是一个用木板隔断的房间：屋里只有一张双人床；木板上吊着链条，方便挂衣服；房间有一个小窗，刚好是能安置一个排风扇的大小，这是为了让室内空气循环畅通。

尽管如此简陋，房间里还有一台空调，冷气经常固定在28度。

玟萱解释：“28度不凉快，但对阿嬷们来说比较省电；而且在服务过程中，人肢体间会有接触，开冷气是要让客人感觉舒服一些。”

万华一带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不同于游客眼中文艺而繁华的台北，万华藏在其中，是欲望的、生猛的，是活色生香的，也是难以启齿的。

电影《艋舺》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万华，这一带有许多庙宇和夜市，十分混乱。

白先勇在《孽子》中形容这附近尽是“热臭污秽的死巷”。作家廖信忠提到所谓“五流人生”的说法，即万华这块区域聚集了流氓、流莺（性工作者）、流浪汉、流动摊贩和流动工人。如他所说，“这是任何台北旅游书里都不会提到的事情”。

据说，万华情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附近有码头，人来人往，“花街”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公娼（纳税并接受政府管理的女性性工作者）”和“幼齿”（未成年雏妓）。

“吃幼齿补眼睛”的说法流行一时，很多小女孩被父母卖到这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直到后来众多妇女团体集结在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雏妓运动”，情况才有所好转。

后来，作为当地最早的通商口岸，万华持续吸引着越来越多底层人来此谋生。贫穷的女人们来到这里，本是希望生活从此不再下坠，但“当地的环境远比经济的困难要复杂得多”。

电影《艋舺》描绘过这里灯红酒绿的玩乐场所、烧香拜佛的寺庙和暴力重义的黑帮。二十多年前，这边的夜市还有杀蛇剥皮表演，以“强身健体”为噱头的餐厅小吃也不少。在走进暗巷前，许多嫖客会先在夜市补一补。

附近的夜市。图源：社工机构Zoe

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女人们，被迫卷入更深的洪流。

阿嬷们中有人借了高利贷，短短几天利息就是天文数字；有人接触到毒品，或是卷入毒品走私案，被媒体戏称为“阿嬷运毒团”；还有人得罪了黑道被恐吓，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巨大的压力引发一系列疾病，基本每个人都患有失眠和胃溃疡，需要服用精神类的药物。

在药物作用下，性工作者想要换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生活作息使然，她们大都没有时间观念，如果前一天吃了药，第二天甚至没有办法准时到工作地点；但不吃药，也无法正常清醒地完成工作。随着年龄增大，体力活做不了了，愿意接收她们岗位就更少了。

玟萱认识的很多阿嬷已经在万华工作了二三十年，经历过红灯区的繁荣与衰落。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性工作，但如果能做些别的事情，她们也愿意尝试。

曾有一位阿嬷，因为要养活自己九十多岁的母亲，一直做“小姐”。后来她终于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每次见面，阿嬷都穿着自己的清洁工制服，“她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工人了，哪怕那身制服远没有她以前的蕾丝短裙那么漂亮”。

有能力转业的阿嬷是少数，很多阿嬷抱怨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干了。年轻漂亮的东南亚女性占领了原本阿嬷们的房间，高龄的她们只能去到更远更小的巷子里招揽生意。

影视剧《华灯初上》剧照

但很难说做着这种工作的女人们就是自甘堕落。

有阿嬷告诉玟萱，自己不是橱窗里的货物，有人看了喜欢想买，自己就一定要接受，“如果是很臭的、喝多了酒的男人，我们也不想做对方生意”。

玟萱可以感受到这种微弱的区别：“哪怕是在性行业里，女性的选择权已经无比微弱，她们无法挑选工作，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挑选客人。”

义工阿水曾经也帮助过流浪汉，后来帮助这些女性性工作者。他本以为这两个同处底层的群体会相互怜惜，结果她们彼此都觉得，“我总归比你好一点”。

流浪汉瞧不起性工作者出卖身体，说她们是“能被钱买下的女人”；性工作者也瞧不起流浪汉，认为他们“自我放弃、好吃懒做”。

阿水注意到，一些流浪汉的确已经放弃了自己，每天只是等着看能不能领到补助。但这些女人总是在想，“我还有妈妈要养，我还有小孩要养”。

影视剧《华灯初上》剧照

她们仿佛被丢进一个很深的、踩不到底的泳池，双脚却还在不断踩水，一直踩、一直踩，奋力地让自己不要溺死。

老年人的情与欲，

说到底还是人的孤单

一开始，玟萱带着“猎奇”的想法走进万华红灯区。她想要透过这些女性了解红灯区如何运作、这一特种行业还有哪些秘辛。

她也的确得到了这些信息。“阿嬷们讲得很具体。譬如行业黑话分别对应着哪些细节……”

但当玟萱看完每个阿嬷的一生，发现“小姐”也只是她们人生阶段的一份特殊工作而已。

有阿嬷说，自己从来不想做“小姐”。她的梦想是做幼稚园里煮饭的阿姨，因为她太喜欢孩子了。在“小姐”的身份之外，她还有她的梦想、她的挫折、她的失落。

有阿嬷把头发剪得很短，细问才知道，在家里吵架时，她总会被丈夫拉着头发去撞墙，“头发短了，丈夫就拉不到她的头发了”。玟萱没想到，剪短发居然也是女人保护自己的方式。

有阿嬷告诉玟萱，她不理解为什么义工机构的人会对她这么好。这是一件稀奇事——在她过往的生命经验中，一定要付出什么才能得到爱。比如有阿嬷明明是被父亲卖去红灯区，她却认为自己努力赚钱的意义是将来要买一个房子给爸爸。

或许正因为毫无依靠，在红灯区，女人们建立起格外复杂的友谊。

被迫入行的女人看不上自愿入行的人，“你就是享受男人给你钱，你喜欢去骗别人钱”。但当有人知道同事丈夫过世了，同事自己还带着两个小孩，便主动说，“让男人摸的事我来做，钱都给你”。

红灯区生意好的时候，客人出手大方，很多阿嬷会要求客人连带着把自己十几个姐妹一起点了。姐妹不服务，最多进屋露个脸、敬一杯酒，但最后都能分到钱。这也算是“姐妹之间的照顾”。

卡拉OK点播代码。图源：社工机构Zoe

阿娟的室友曾经拿她的身份证去借高利贷，阿娟原本很生气，但要债时，却发现室友的丈夫病情严重，两个小孙女还在发高烧。阿娟不但自己没要到钱，还去银行取了两万块帮助这个家庭。外人听到都难以理解，但阿娟说：“大家都是辛苦人，我们只能帮一把。”

后来，阿娟的儿子脱罪，家里情况好转，但她没有离开万华。她在这里活得很自在，工作机会也多，哪怕不做“小姐”，也很容易找到一份洗碗或端盘子的活计。

小洁则是被迫在万华安顿下来。她曾痛下决心：只要赚到当初来这里的成本就回家。但其实她早就赚回来了，甚至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去给儿子买了房子、娶了媳妇。但当她回到老家，发现那个家已经不需要她。

于是她又回到万华，继续当“小姐”。

对小洁来说，至少这里还有一群阿公需要她。他们可以一起唱卡拉OK、聊天、喝酒。她还有一个男朋友，尽管对她并不太好，但“他们之间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现在来茶室找这些阿嬷的男人也已步入老年。他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往日那么好，出手不再大方，身体也不允许他们再和女性发生实质性关系。他们常常花几百台币，在茶室里待上一整个下午。

阿嬷们都知道：“这些阿公就是希望有人听他说话，你只要听着就好，他讲什么，你回一句，他知道有人在听他讲话，就会一直想要来。”

阿嬷们同样依恋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不过她们更需要挣钱，所以如果找到机会，她们会尽可能多转几个房间。但兜兜转转，还是在挣“老客户”的钱。

红灯区有兴衰，曾经一间间隔开的小包厢因为生意不好被拆掉，改成了开放式卡拉OK，只有一些地下室里还存在特殊的交易。而欲望没有涨落，阿嬷们总是在寻找一种被爱的感受，曾经她们向家庭追求，后来向客人追求，现在更多是在义工机构里相拥取暖。

义工们做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她们会透过各种活动陪伴这些老人，比如做手工艺品、学歌仔戏、画画，“重要的是让阿嬷们知道，来这里是有事可做的”。阿嬷在这里不谈工作，默契地不问彼此过往，也不再自我消耗。

阿嬷门一起玩桌游。图源：社工机构Zoe

对65岁以上的老人，义工会帮助他们申请补助——很多老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最困难的是未满65岁的老人，她们不符合任何补助申请的条件，义工们会想办法让她们用其他方式赚钱。

义工们做了很多，但“所有事情只是在帮她们对抗孤单”。

对人类来说，孤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孤单，阿嬷们有的去赌博，有的接触到毒品，还有的沉迷投币式电动游戏，在热闹的声光效果里麻痹自己。

“有人不见得需要这个钱，但她们觉得孤单，所以会反复回到茶室。”玟萱说。

阿嬷们在做义卖品。图源：社工机构Zoe

人们爱看“救风尘”的故事，但要让不断下坠的女性重新找回并认可自己的价值何其困难。

义工们同样为此困扰，“阿嬷们只要稍微不如意又会回到原本的圈子”，他们看着女人们在同样的环境里来来回回，疲惫于如何努力也看不到成果。玟萱也经历过严重的自我怀疑：“写出阿嬷的故事能怎么样？她们的处境就能被改变吗？”

义工小赵曾经因为这种疲惫逃离工作一年。

那一年，在和其他义工的交往中，她反思自己对待阿嬷有一种傲慢。“要改变一个人，那是上帝的事情，你陪着她，只是有可能看到那个改变。”

曾经帮助流浪汉的义工对玟萱说：“人的改变都是一瞬间的，我坚持下来，只是不希望她们某次终于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在。”

书写万华红灯区的故事《茶室女人心》出版后，做过不少新书活动，其中一场有很多阿嬷们来了。她们坐在玟萱一开始见到她们的桌旁，却不再刻意隐藏自己，而是大方认真地给读者签名。

一位阿嬷说：“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不敢站在台上讲话。我大概会坐在最靠近门边的位置，随时准备跑掉。可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故事是有人愿意看的……”

对阿嬷们而言，人生很辛苦，她们奋力踩水这些年，才换来今天能够浮出水面，好好喘口气。

从龙山寺地铁站出去就是万华。图源：社工机构Zoe

有读者说，自己从阿嬷的经历里看到了一个年代的劳动史——这些妇女不得不用性产业去维系她们的家庭。这是玟萱没有想到的角度。她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她应该相信，把故事记录下来，这个社会一定会有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接住这些妇女。

“我们要相信社会有这样的能量去接触边缘族群。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呈现她们的故事，不要夸张、不要渲染。”

为保护隐私，文中阿娟、青梅、丽丽、小洁、小赵、阿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