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洛杉矶”？——为什么“身份政治”构成美国大变局的核心密码_风闻

编者按

近日来，因美国联邦机构执法人员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突袭搜捕行动而在洛杉矶引发的对峙、骚乱在8日升级，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美政府部署国民警卫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洛杉矶已被非法移民和罪犯“入侵占领”。他指示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和司法部长邦迪等官员，协同相关部门与机构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将洛杉矶从移民入侵中解放出来，并结束这些移民暴乱”。本事件再次反映出，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极化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本文指出,近年来，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变局，这一变局的基本逻辑是美国政治正在从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主义周期，进入到一个保守主义的周期，它不仅深刻影响美国，而且深刻影响世界。而这场大变局的根源是基于美国的身份政治逻辑，这一逻辑将驱动一个新美国的诞生。本公众号特推出本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美国大变局及其根源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近年来，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变局，这一变局的基本逻辑是美国政治正在改变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主义政治形态，开启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政治形态，它不仅深刻影响美国，而且深刻影响世界。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美国政治地图出现了一波“红色浪潮”。美国很多选区出现了蓝州翻红现象，民主党长期主导的蓝墙州（Blue Wall States）纷纷陷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获得312张选举人票，不仅赢得全部七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在全美的普选票也领先哈里斯500万票之多。同时，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改选中，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53席、在众议院获得218席的多数党地位。纵观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成功组建了一个“美国优先联盟”（Coalition of American First），获得了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组建“新政联盟”式的胜利，在美国政治中开启了一个保守主义主导的新美国周期。

特朗普所掀起的美国政治“红色浪潮”制造了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美国大变局，它造成了美国国家方向调整的“换轨效应”。从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选战呈现一些新特点。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地区主要是大城市及其周边，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地区大多为乡村郊区。红色战胜蓝色，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第二，选票追随族票。美国的身份政治更多集中于族裔身份，白人精英大多支持特朗普，少数族裔的中下层更多支持哈里斯，美国政治天平重新偏向白人精英。第三，中间选民陷阱。这次大选中的选民投票倾向出现了偏转，中间选民大大缩小，所有摇摆选民采取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政治极化更加严重。基于以上三点，2024年美国大选的意义在于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主导美国的“政治正确”被打破，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共识”呈现分化和极化趋势，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分界线，特朗普用“国民身份”之美国身份政治最大公约数逻辑打败了哈里斯的“亚文化群体身份”之美国身份政治最小公倍数逻辑，标志着美国政治开始向着保守主义的轨道行进。

从长远来看，对于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换轨效应”，在理论上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它造成了美国研究范式的危机，意味着长期以来认识和理解美国的思维框架失灵，要求所有研究美国的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美国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美国大变局的学术意义在于突破长期以来主导美国研究的知识体系，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重构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如何解释美国大变局，成为美国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美国大变局的解释困境

面对美国大变局，既有研究更多基于制度主义路径和国家主义视角，无法解释美国大变局的历史动因和底层逻辑。从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喊出“相信你自己”的口号开始，美国研究就开辟了一种“理解我们自己”的自由主义道路，确立了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这一路径从早期强调追求“民主的文学”和“山巅之城”的梦想，一直到美国学界恪守 “在某种程度上应从事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无论是主流的自由派思想家，还是左翼和右翼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新大陆，把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旧大陆，美国研究意味着不断完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灯塔”，犹如传教士一样承载着照亮世界的“天定命运”。20世纪80年代后，弥漫在美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形形色色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就是明证，即便是在充斥着现实主义陈词滥调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战略研究中，也一直把自由民主共识作为一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于制度主义路径来说，美国大变局被解释为“民主的困惑”，特朗普当选及其对“政治正确”肆无忌惮的冒犯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噩梦，无论是来自保守主义阵营的萨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的困惑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幻灭”的揶揄，还是以约翰·艾肯伯瑞（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主流自由派的苦恼，都宣告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行进在一个艰难时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信条”显然被特朗普带来的大变局所动摇了。

相比美国学界在美国研究上的制度主义路径，其他国家的美国研究则更多采取了国家主义的视角，将美国理解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倾向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致力于探寻自身与美国的相处之道。资中筠先生就提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或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无论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研究，还是对美国历史、文化、文学的研究，都具有一种“为我所用”的初衷。国内涉美研究机构的美国研究从本质上都是遵循国家主义路径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研究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探寻如何以美国为镜鉴、如何与美国相处的治国策。国家主义路径将美国大变局解释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即由于实力下降，美国正在从一个“例外国家”转变为一个“正常国家”。

无论是制度主义路径的民主困惑论，还是国家主义路径的霸权衰落论，都仅仅看到了美国大变局的表面逻辑，将美国大变局视作一个孤立的现象，没有看到美国大变局背后的底层逻辑。它们都是以道德论史，而非以技术论史，没有看到美国所处时空方位的变化，导致对美国大变局的解释局限于美国自身变化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大变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美国的国家体系及其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但美国赖以立足的生态体系和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必要确立生态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

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可以将美国历史理解为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大历史。解释美国大变局，需要确立大历史眼光。在大历史观视阈下，理解美国大变局已经不能从美国政治体系来研究，也不能从国际体系来研究，需要确立生态体系的视角，即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变化角度来理解美国所处的生态体系，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历史视野来理解美国大变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方位中，美国大变局是时间维度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空间维度的经济全球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时间上来说，美国面临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挑战，数字化和智能化催生了数字时代的保守主义选民，来自技术前沿的技术右翼和来自数字空间的社会右翼结合起来，导致美国社会中形成了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并存的极化趋势，确立了一个强大的保守化社会集团。从空间上来说，美国面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导致美国将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挑战界定为安全威胁，迫使美国内政和外交越来越行政集权，日益出现“帝王式总统”。保守化社会和“帝王式总统”结合，推动了美国大选的“红色浪潮”，成为美国大变局的直接根源。

世界大变局的美国效应

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美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而是取决于美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韧性与适应能力。美国大变局导致美国在国内和国际维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国内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推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建制主义与反建制主义二元竞争的国家；在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转型推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二元竞争的霸权。

（一）二元美国的竞争

2024年大选表明，美国两党之争的形式虽然还存在，但实质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政治竞争。特朗普是反建制派的领导人，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旗帜下，反建制派召集了一批来自硅谷的科技右翼（Tech Right）群体、社会保守主义者、福音派基督徒和退伍军人群体及执法人员、铁锈地带的蓝领居民等，他们对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充满忧虑，担心经济全球化冲击传统价值观，认为建制派精英（无论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是共和党建制派）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美国精神，美国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在2024年大选中，共和党内部建制派的第一道防线早在初选阶段就崩溃了，布什、麦康奈尔等建制派大佬脱离了美国数字化社会的实际，已经遭到MAGA选民的抛弃。在大选阶段，特朗普整编了共和党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力量与民主党建制派对决，最终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从2024年大选来看，美国存在着自由主义美国与保守主义美国的竞争，且竞争的性质已经从建制派内部的利益政治之争转变为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身份政治之争，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自由主义美国与保守主义美国之间的政治角力。

美国原本是一个以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是平衡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产物，且主要局限于国内事务，在里根总统的保守主义革命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快速转型的历史进程，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克林顿政府搁置了冷战期间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以互联网革命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美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方面，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催生了一大批新兴科技巨头，比如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Google）和Facebook等日益主导全球数字产业链，推动美国经济和就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在美国3亿人口中，超过96%的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基本盘，网民尤其是Z世代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快速提升。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种族分化、性别分化、性倾向分化等后物质主义矛盾日益上升，尤其是随着Z世代日益走进社会舆论中心，美国社会中的文化保守派和进步派围绕性别、移民等议题的文化冲突越来越频发。

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美国政治出现了科技领域的右翼保守主义，以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科技新贵为主体，包括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特斯拉和SpaceX的CEO埃隆·马斯克、风险投资家和比特货币投资者大卫·萨克斯、浏览器之父马克·安德森、Oculus VR创始人帕尔默·拉奇等，他们通过资本运作和舆论操控倡导技术至上，倡导突破“反垄断法”和自由派对科技企业设置的种种伦理约束，反对针对保守派言论的内容审查和“取消文化”，批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运动等进步主义思潮，支持民族主义和具有排外色彩的移民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外交和国际经济政策等。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来自硅谷的科技右翼代表被三任总统延揽入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科技右翼的保守主义与社会中下层的文化保守主义合流，尤其是活跃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一代，更容忍多样性和尊重社会复杂性，更易于情感表达极端化，更关注社会性价值的权威分配，这对强调价值绝对主义的老保守主义和强调价值相对主义的进步主义均形成了巨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竞争是长期的。在可见的未来，由于来自科技右翼的技术保守主义和社会中下层的文化保守主义一起形成了对进步主义思潮的相对优势，决定了美国政治的未来很可能会更多呈现保守主义的基调。当然，由于进步主义和建制派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保守主义还不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二）二元世界的竞争

实际上，美国国内的二元竞争在空间上是美国与世界竞争的产物，无论是美国科技右翼的技术保守主义，还是美国社会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美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胫而走，华盛顿共识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由于缺乏类似于冷战期间苏联那样的实力相当的大国制约，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整个世界也步入了“单极时刻”，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反建制主义所驱动的反体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升温。事实上，美国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反建制主义和“脱钩断链”“废约筑墙”的行为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悖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最早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为了克服“不可能三角”悖论，在不对国家制度做根本性调整的前提下，美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改变经济全球化政策，以向外部世界转嫁矛盾的方式释放一些压力，努力缓解民主制度与国家自主权的张力，这就是逆全球化思潮和一些国家采取“脱钩断链”行为的根源；二是提高政府债务规模，以向全体民众转嫁压力的方式，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目前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这也是为了缓解“不可能三角”悖论造成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悖论更深层的根源来自世界一体化与社会多样化的张力。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将美国和世界连为一体，世界是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之网，一些学者称之为“世界是平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伴随着社会多样化，被卷入相互依赖之网的各个行为体之间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差异，所有这些多样性差异在世界一体化中的张力和摩擦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随着一系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化并存，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面临着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本土供应链的张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和推手，美国在最先获得经济全球化之利的同时，也最先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之弊。从2024年大选来看，美国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化的二元选择困境。在世界上，美国认为自身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强大外部竞争对手的挑战，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是“历史的回归”。

在2024年大选中，美国讨论的问题涉及移民、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中国崛起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涉及美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面对来自二元世界的安全困境，美国希望首先要维护国家安全，其次在大国竞争中胜出。尤其是对于科技右翼来说，他们反对对科技施加问责限制，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海外促进民主。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过是对美国身份的强调，核心是强调本土主义。然而，经过了全球化洗礼后的美国不会走向孤立主义，而是会平衡推进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最可能的未来形态是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

美国大变局的身份政治逻辑

身份是一种界定个人和集体的品质、信仰、个性特征、外形和表达的机制。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份是从童年时期就确立的理解自身的概念，且在不同生命阶段都持续保持的特征，这一概念强调个人对自身以及与其他人相同点的心理认知意象。身份认同涵盖了不同的职业认同、宗教认同、国别认同、族群或种族认同、性别认同、教育认同、代际认同以及政治认同等。

一般来说，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是可交换的，而身份是不可以交换的，身份政治具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特征。在社会学中，身份往往与集体和组织联系在一起，个人认同会强有力地与界定其成员特征的集体角色挂钩，在彼得·伯克（Peter Burke）看来，“身份往往告诉人们我们是谁和对外向他人宣布我们是谁”。因此，身份往往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角色化和模式化。在心理学中，身份往往用于描述个人独特的品质，与个人概念、个人认知、个人自信和个人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身份与环境相适应，且随着环境变化而自我调整。比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体现在心理发展理论中，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自我认同理论，被描述成个人的持续认知，这一认知包括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个人的特征和发展；二是影响个人认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角色。内部个人世界和外部社会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往往界定个人的身份认同。因此，身份揭示了界定群体内（in-group）和群体外（out-group）的认知会对人们评估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

显然，对于美国来说，身份政治包括美国内部的身份政治和美国与世界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基于特定身份（比如种族、国家、宗教、性别、性倾向、社会背景、种姓和社会阶级）的认同的政治现象，往往用于解释一定社会压制行动对一个人的生活及其身份产生影响的社会现象，这一压制导致过分强调群体间的差异而忽视群体内差异。《牛津英语词典》将身份政治追溯到1973年，从那个时候起，女性主义者、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等批评主流群体对自身的挤压，采取身份政治标签来动员政治行动。无论是数字化转型造成的二元美国的竞争，还是全球化转型造成的二元世界的竞争，美国大变局的核心逻辑不是基于利益政治的逻辑，而是基于身份政治的逻辑。从身份政治视角来看，美国大变局意味着美国不仅面临国内建制主义与反建制主义的身份政治，也面临国际上全球主义与反全球主义的身份政治，两种身份政治复杂的非此即彼关系共同导致了美国大变局的产生。

首先，在国内社会，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建制主义与反建制主义二元竞争的国家，二元美国竞争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份政治。在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看来，尽管美国的身份政治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民权时代，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存在着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界线（比如种族、族群、性别等），但当时政治角逐的目标还是为不同身份群体获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核心逻辑仍然是将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纳入主流文化和主流群体，而非通过明确身份边界而永久维系不平等地位。然而，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固化，美国身份政治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关注身份本身上来。尤其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将身份政治用于激励解放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裔群体的身份至上性上来，从而将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界限绝对化了。有学者批评，过分强调身份政治导致从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转移了能量和注意力，以西德尼·塔罗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导致孤立的、宗派的和分裂的运动，无法扩大成员资格，扩大吸引力，并与潜在的盟友谈判。还有一些学者从意识形态光谱角度批评身份政治存在更多偏见，背离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流路线，类似于历史上的分而治之策略，没有政治能量聚焦在一些更根本性的社会压制行动之中。近年来，无论是在美国内政中的“政治正确”问题，还是在美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都集中体现了美国身份政治导致的不同群体间张力上升的趋势。面对建制派制造的“政治正确”标签，来自科技右翼和社会右翼的反建制主义则显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身份群体，彼此的关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美国国内建制主义与非建制主义之间的竞争在性质上更多属于身份政治之争，而非利益政治之争，这是美国政治不断极化的根源所在。

其次，在国际社会，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二元竞争的霸权，二元世界的竞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身份政治。对于美国的世界角色，多数研究将其界定为霸权，对于美国霸权的研究也主要纳入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框架，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霸权护持问题。在这一框架下，即便是关于美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倾向于将维护霸权的底层逻辑归结为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而价值和道德因素仅仅作为辩护的理由。早在1814年，托马斯·杰斐逊就指出，如果“整个欧洲都屈从于一个霸主”，美国的安全就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到罗斯福的自由国际主义，美国霸权的逻辑从来都是捍卫美国的利益。事实上，与美国一直标榜的“美国例外论”不同的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早期是欧洲，后来拓展到整个世界）一直没有摆脱黑格尔所说的“承认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基于不同身份的政治关系。对处于不同历史方位的美国人来说，美国代表着光明，而欧洲、非洲、拉美、亚洲等都有一个“黑暗的传说”。当美国面对这些地方的时候，无非是选择将其视作“古巴的椰子”（熟透了就会自己掉下来），或者选择由美国牛仔以传播“基督福音”的名义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摘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关系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都是不同身份群体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从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外交实践看，无论是早期的种族问题和独立问题，还是后来的“门罗宣言”和“罗斯福推论”，一直到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冷战后的“输出民主”，贯穿美国外交历史的主线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身份问题。换言之，只要美国将对方视作朋友，他们之间就是朋友关系。反之，只要美国将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之间就是敌人关系。从这一底层逻辑出发，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的张力，绝非因利益而起，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美国的身份认同。特朗普口口声声大谈特谈“让美国再次伟大”，其潜台词不过是一切都任凭美国为所欲为，而不听命于所谓的“国际社会”，底层逻辑仍是身份政治。

总之，国内身份政治和国际身份政治的逻辑共同推动了一个新美国的诞生，这就是美国大变局的核心密码。在美国国内，建制主义与反建制主义的身份政治催生了美国政治的极化，硅谷的科技右翼和华尔街的主流建制派之间的争论绝不是利益分配和交易交换问题，而是不同身份之间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问题。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均动员自己全部的资源和力量，通过参与选举和搅动舆论将身份政治注入美国政治过程，塑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角逐的政治恶斗，且在此种日趋极化的政治恶斗中，彼此的开放度和包容度都在下降，无论哪一方掌控国家机器，都会立即调集全部力量将对手置于死地。近年来，特朗普被判34项罪名成立和拜登、哈里斯、希拉里等15人在特朗普上台后很快就被取消特勤局的安全许可，都是身份政治恶斗的典型案例。在美国国外，美国一直倾向于将一些对自己构成挑战的国家界定为“竞争对手”“假想敌”甚至“敌人”，在战略上采取最坏情况下可能的情境分析，甚至不惜破坏亲手缔造的国际关系准则，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采取霸道霸凌霸权的遏制、打压和制裁措施，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归结起来，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一直没有摆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二元身份思维，此种先入为主的二分法在近年来的美国全球战略思维中逐渐从深层走向表层，导致美国外交越来越懒得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言辞修饰，甚至连“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交易逻辑都不再坚守。在此情况下，只要一个国家被美国锁定为“对手”，无论你怎么辩解都无济于事了。正是从国内身份政治和国际身份政治的双重逻辑出发，我们才得出美国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异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甚至与十年前的美国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美国之所以发生脱胎换骨的大变局，核心的密码都在美国的身份政治逻辑之中。

结论

美国正处于大变局之中，这一大变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美国大变局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因为政治体系和国际体系变了，而是因为美国所处的生态体系和时空方位变了，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美国所引发的政治反应。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面临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挑战，美国年轻人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生存，要求冲破建制派的重重罗网，突破自由主义主导的观念图谱。从空间维度来看，美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大国竞争的双重挑战，美国越来越被撕裂为倡导全球化的建制派和倡导本土化的反建制派，导致国家越来越集权，越来越重视经济安全化。集权化的国家和保守化的社会两股潮流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美国大变局。

从美国大变局的宏观视野来看，特朗普当选所掀起的冲击波是美国大变局的集中体现。2024年选举是一次关键性选举，当下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优先联盟”，而且很可能会开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保守主义年代。在美国内政方面，特朗普政府新任期会重点关注美国身份政治、反腐败、政府机构改革、能源问题、减税与关税、移民问题等。特朗普的MAGA将步入实质性推动进程，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事实上，也许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从根本上就是对当年新政联盟及其进步主义思潮的反动。美国保守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积蓄能量，经过了里根的保守主义、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一直到特朗普的另类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从思想界的万涓细流最终汇成覆盖全美的磅礴能量，很可能驱动美国发生一场深刻的“保守主义革命”。特朗普对美国的改造至少可以持续四年，如果MAGA议程推进顺利，特朗普主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美国保守化趋势会进一步加强，极化也会进一步加强。特朗普首要的工作是清理“华盛顿沼泽”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其47条日程会不同程度地推进。展望未来，由于特朗普冲击波必然会引发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的反抗，美国内政会出现双方持续的较量，并在国际社会产生外部性，导致中美关系与美国内政的联系将更为紧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大变局的牺牲品。

美国大变局是世界生态变化的产物，世界已经发生了新旧时代意义上的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撕裂世界，也撕裂了美国社会，美国内政的变化就是对经济全球化新生态的反应，推动美国政治分界线正在从利益政治走向身份政治。对中国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朗普影响下的美国所引领的反体系运动崛起的世界，且反体系运动最猛烈的震荡地带来自美国的科技右翼和社会右翼。经济全球化越深入，科技右翼和社会右翼的反体系运动越激烈。因此，中国与美国打交道，需要在战略上将重点聚焦到全球性问题和中间地带上，加强与中美之间的第三方联系，在身份政治上争取中间地带的支持。中间地带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更多体现为跨国资本的世界市场、跨国社会的国际组织。因此，对美外交要坚持重心下移，更多集中于大城市和地方政府的交往，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同时，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也必须坚持就事论事，既要抓住机遇，积极在一些问题上寻求合作，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坚决斗争。总之，中国对美外交必须适应大变局，并通过积极引导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