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为何总是误判_风闻

作者：伍国

2025-06-11 

研究和阐释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中国学者，应该尽量摆脱对中国历史迷思和文学作品的依赖。

《三国演义》这种古代文人的总结和感慨，并不能解释两个语言文化、文明特质、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国，如中美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笔者可以肯定地说，中美虽然“相遇”，但中美关系史从来不是，也不会是所谓的“分分合合”关系史。

自几年前开始，笔者就注意到在中国和美国华人学界，盛行的一种对中美关系的盲目乐观态度。中国学者的盲目乐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天真可爱闻名于世。但是，如果“天真可爱”已经影响到对世界的准确判断，那或许只能说，作为人是个好人，作为朋友也肯定是个好朋友，但作为对客观世界进行严谨的观察和研究的学人，似乎还差点火候。

好几年前，笔者就注意到某位知名学者反复对公众声称，新冷战打不起来，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完全不一样，紧密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云云。因此，笔者早在2020年的一篇微信公号文章中即明确提出，中美之间在人文教育交流、经贸关系、中国与美国的所谓盟友之间的领土争议，以及台湾问题，只会导致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比阵线分明的美苏争斗还要复杂难解。换句话说，合作紧密既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笔者当时还指出，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动用行政力量，实行中美经济、技术、教育全面脱钩， 把中国学者以为中美共享的牢不可破的“同一个体系”撕裂。

当然，笔者的判断并非基于一味的悲观，而正是建立于对美国文化、社会，及中美历史关系的长期观察和文献研读之上。这些观察还包括十几年间，与美国大学生和大学教授的多次面对面交流。笔者认为，中国很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确实存在一厢情愿、天真可爱的缺点，认识不到在美国人（即便所谓知华派）眼里，美中关系的开展基本上是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综合算计，其间含有居高临下的施舍和“改变中国”的梦想，更有“值得”还是“不值得”的反复权衡。在美国人眼里，从来就没有牢不可破的美中关系。

中国学者以及一批在中国成长、求学，近中年才赴美求学的学者，还有另一种思维误区，就是无限重复和引用中国一些官式外交套话和陈旧的历史模式。例如，如果中国官方曾经以“斗而不破”定性中美关系，这些中国学者就会反复论证中美关系如何“斗而不破”，不论客观事实是什么，都永远用“斗而不破”来描述和预测中美关系；明明陷入僵局，也大呼改善中美关系“此其时也”。这可以说是认知上的一种典型的“刻舟求剑”。这种僵化迂腐而自得其乐的思维方式，在深入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学者的英文论述里，确实看不到，因为不论立场如何，美国学者治学的思维倒是不僵化也不教条的。

另一个误区就是笔者已经批评过的，对所谓熊猫外交的依赖。笔者想再度指出，可爱的熊猫能起点作用，前提是人能解决问题；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熊猫就更不可能解决。

依赖演义和小说解读中美关系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无限依赖中国的历史演义。笔者其实长期对于中国文科教授，为何如此痴迷于笔者实在不屑的金庸地摊小说感到困惑。虽然个人文学趣味无可厚非，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学者的头脑，如果过度被什么东邪西毒、华山论剑、葵花宝典、挥刀自宫之类宰制，同样无助于理解真实的现实世界。在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中，一些学者也很容易陷入这类“路径依赖”。例如，《三国演义》里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陈词滥调，就很容易被中国学者反复引用，从而又强化了对“斗而不破”的想象。与“斗而不破” 的恩怨情仇相比，“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更像一种看似客观但似是而非的大历史观，局限性是明显的。

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下一句，其实是明代文人对先秦和秦汉史的系统阐释：“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这种大历史观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统一、结盟、争斗，但成立的前提是中国人之间，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前现代的准民族国家认同，并经历秦朝的文字、领土和行政统一，其后才有基于这一前提的分裂和再统一，即所谓的“分”与“合”。

这种古代文人的总结和感慨，并不能解释两个语言文化、文明特质、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国，如中美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笔者可以肯定地说，中美虽然“相遇”，但中美关系史从来不是，也不会是所谓的“分分合合”关系史。

笔者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反对用《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关系，来类比中美俄之间的合纵连横，因为确实有几分相似。但是，这个类比同样有漏洞。第一，除了诸葛亮征讨“南蛮”以外，魏蜀吴基本上就构成当时的“天下三分”和全部博弈；而当代世界除了中美俄之外，尚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势力和集团可谓多矣。当今的三国关系之纵横捭阖，恐怕很大程度在于其中任一国家，如何处理与三国之外的那些国家、地区、联盟——如欧盟、亚细安、非盟、中东、拉美之间的关系。这些都超越古代的经验。

第二，论者关于蜀国和东吴两弱必然联合对付曹魏，绝不可能形成蜀国—曹魏或东吴—曹魏媾和的论述，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中也并非绝对。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中，司马懿已经道破诸葛亮也有吞吴的志向，只是“恐中原（曹魏）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在第一百回中，诸葛亮收到情报，获知“东吴令人入洛阳，与魏连和”，大惊之后仓促退兵。小说中不仅多次描述西蜀与东吴之间后期的猜忌与防范，也早在第八十六回中就描述过孙权为求自保称臣于魏的举动。

笔者当然无意纠结《三国演义》的情节，只是想指出，即便要进行历史比附，也必须注意到这种比附或许有用，但也有限，根本问题仍然在于，研究和阐释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中国学者，应该尽量摆脱对中国历史迷思和文学作品的依赖。

笔者认为，每个国家的根本问题都在于自己内部。但愿如今特朗普穷凶极恶的胁迫，能推进中国国内减轻对美贸易的依赖，加强内需，以促进民众收入增长和改变消费观念的方式，扩大国内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供出口，而非一味依赖加工服装玩具运动鞋。当然，这肯定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伍国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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