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的最后十三位状元，都去哪了？_风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日俄战争宣告结束，沙俄战败。日本的胜局令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升起一丝“以夷制夷” 的希望，朝野上下视 “立宪强国” 为救命稻草。数月后，五大臣端方、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出国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

这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被正式提出。

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开创进士科算起，延续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选官制度，走到了历史的终点。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短短二十余字的诏书，宣告了科举时代的正式落幕。

光绪三十一年间的十三位状元，就此成了最后一届“天子门生”。

光绪二年（1876）恩科状元曹鸿勋，于年初升任陕西巡抚，正摩拳擦掌，欲兴边政。

光绪三年（1877）状元王仁堪，逝世已有十二年，他无从见证这一历史的到来。

光绪六年（1880）状元黄思永，正与光绪二十年（1894） 恩科状元张謇南北呼应，携手推动实业救国。

光绪九年（1883）状元陈冕，英年早逝，其赈灾义举名留青史。

光绪十二年（1886）状元赵以炯，感慨仕途艰难，归乡讲学而病重，正于病榻上整理一生所作。

光绪十五年（1889）状元张建勋与光绪十六年（1890）状元吴鲁一同，在云南致力于兴办边疆教育。

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刘福姚，历任多届乡试考官，因性格刚正，仕途难畅，正在期待改革的到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状元骆成骧、光绪二十四年（1898）状元夏同龢、光绪三十年（1904）恩科状元刘春霖，均在着手准备来年前往东京法政大学的留学旅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状元王寿彭，正在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的路上。

这些取得传统社会中士子最高荣耀的状元们，因时代变化，恰处在近代化转型的动荡节点。窥斑见豹，片叶知森，十三位状元的个人浮沉映照出整个传统知识精英群体在时代巨变中的困顿与抉择。

拓荒者的命运

曹鸿勋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山东潍县（今潍坊）人，清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考取魁首。作为光绪朝首位状元，按照惯例，第一任职务是翰林院修撰，后被调派学政系统，于1901年外放云南永昌府任知府，1905年升迁陕西巡抚，完成从文教官员到封疆大吏的转型。他的前半生循规蹈矩，除因劝谏修颐和园被外放外，没有太大波澜。其任职陕西期间正值清廷推行预备立宪，作为传统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曹鸿勋在地方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最具先锋意义的是开采了位于陕北延长的延长油矿。

延长油矿在汉时已昭著于世。《汉书·地理志》即云：

上郡高奴县（按今肤施以东延长等境，即古高奴，董瞿王所都也）有洧水（按今延长志，洧水即延河），肥，可燃。

然而，近代以前，关于延长石油利用的方式，不外乎熏衣制墨、燃灯照明、敷疮疗癣；利用的规模一年也不过几百余斤，有人对此叹言：

“地实蕴蓄千古莫泄，讵不可惜，独是中国科学幼稚，人鲜究研，不知探取提炼以供民生之需。”

曹鸿勋上任之时，延长的石油资源已经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局势十分不利。而国内护路保矿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受此影响，曹鸿勋便决定立即自行开办石油矿井，于当年十月上奏清廷，获得许可。1907年3月，第一部石油钻机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油苗露头处安装，6月开工凿井，9月井深凿到81米处完工，日产原油1至1.5吨。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口油井”的“延一井”。

同样积极护路保矿，开拓国内工业的，还有黄思永。

黄思永，字慎之，号亦瓢。本籍安徽徽州休宁五城人，寄籍江宁（江苏南京）。在考取状元之前，黄思永已在军机处任职三年有余，这或许令他亲身感知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深，从而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光绪六年（1880）得中状元后，尽管受限于学政体系，但始终密切关注洋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上书奏请开办商办铁路，提议由商人集股修筑津镇铁路，试图打破洋行对铁路修筑权的垄断。获批后，黄思永便奔走于南北，联络各地商人，四处筹集股金。虽因列强干涉与清廷内部矛盾，此计划最终流产，但他并未气馁，次年，又在北京创办北京工艺商局，致力于推广新式工艺技术，培养实业人才。该局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聘请外国技师传授技艺，生产玻璃、肥皂、火柴等日用商品，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

甲午战后，清廷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并约定分8期在3年内付清，逾期则需加付5%的年息。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雪上加霜。在支付第四期赔款后，光绪帝深感财政压力，下诏要求群臣“筹划开源之计以偿付赔款”。黄思永上书光绪帝，提出以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赔款。他建议以田赋、盐税作为担保，募集库平银1亿两，年息5厘（即5%），分20年偿还，并强调此借款关乎国家自强，故提议将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

黄思永的方案得到户部侍郎张荫桓的支持，将其更名为“昭信股票”，取“昭示国家信用”之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式发行，并同时颁布《昭信股票章程》，规定由户部设立昭信局，各省设分局，负责股票发行事宜。“昭信股票”因发行过程强行摊派而激起民愤，不久后被中止，黄思永也因此被牵连罢官。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立商部，标志着官方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黄思永被商部尚书载振重新启用，与另一位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同聘为头等顾问官，两人并称“商部两状元”，成为大清实业的主打招牌。

“状元”实业的波澜

较黄思永，张謇“状元实业家”名头倒是更为响亮。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状元。作为十三人中名气最大，也是最有成就的状元，张謇投身实业的决心比之前辈，要更加坚定。在考取状元的第二年，他就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和同治十三年 （1874）的状元陆润庠一起，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在创办大生纱厂过程中，他创新性地采用“官招商办”模式，即官方（张之洞）以设备作价入股，商人（张謇等）负责募集资金并自主经营，形成官商合营、政企分开的新型企业制度。这一创新模式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巨大挑战。最初商股募集十分困难，直到1897年才勉强集齐所需资金。张謇曾回忆道：

“几乎无人敢应，百计劝说，应者寥寥。”

最困难时，他甚至不得不靠卖字来维持筹办处运转。经过四年艰难筹备，大生纱厂于1899年正式投产，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重要里程碑。

1903年，张謇与黄思永被同时聘为商部顾问，志同道合的两人携手颁布了诸多奖励新办铁路、矿务的公司和商会章程。其中，张謇因创办纱厂艰难，而重点关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黄思永则以其在北京工艺商局的运营经验，着力于手工业改良与技术创新。他们共同起草的《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等政策文件，构建了中国最早的工商业制度框架。

二人特别注重“官商合力”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推动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给予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倡导商人组织商会，建立行业自治。在他们的努力下，1904-1908年间，全国新设工矿企业达400余家，民族资本迎来首个发展高潮。

舆论对状元实业家的事业开拓，也大加赞赏，《申报》评价道：

以状元之才行商贾之事，以翰墨之手绘实业之图，此千古未有之奇也。

然而，受制于清廷的体制局限，黄张二人的改革未能彻底改变中国经济面貌，辛亥革命后，黄思永自觉年老，退出政坛，隐居上海。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实业救国理想，曾对家人感叹：

“吾志未酬，国运多艰，后生当勉之。”

张謇则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求索。随着一战的爆发，大生企业陷入原料短缺、外资挤压的困境，1922年被迫接受日本资本渗透。军阀混战更使南通实业遭受重创，毕生心血几近破产。贫病交加中，他仍坚持办学、治水，临终前，张謇回顾自己跌宕一生，不禁悲叹“恨不能见中国之强”。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坚定地选择实业救国的道路，更多科举精英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踌躇：是固守传统士大夫的荣光，还是拥抱未知的新世界？

跨越新世界

科举选官体系的终结，令作为“学而优则仕”最佳代名词的状元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他们是旧制度下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儒家传统文化正是他们获得地位、荣誉的阶梯。

另一方面，社会现状要求积极引入西洋新学，这不仅挑战了身为传统士子赖以成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如何接纳和学习新学也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昔日金榜题名时的荣光被迅速冲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尴尬和实用性的质疑。苦读数十年所获得的知识体系，正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中失去价值。

当整个社会开始质疑、甚至抛弃传统文化时，状元们经历着比常人更为剧烈的精神冲突。他们既是旧时代的遗民，也或被迫或自觉地成为近代中国革新的探路者。这一点在光绪后期的状元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清廷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他们更多选择走向新世界。

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四川资中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状元。他在殿试策论中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慷慨之辞打动光绪帝，从而一举夺魁，成为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中状元后，骆成骧按惯例进入翰林院，后外放山西学政，主持地方教育。面对甲午战败、庚子国难后的危局，他并未固守旧学，而是顺应时代潮流，投身新政。

1906年，清廷推行预备立宪，骆成骧受命赴日本考察宪政，深入研究各国政治制度。在日本期间，骆成骧与留日同僚合作，编译《宪法议院法渊鉴》，收录美、英、法、德、日等十六国宪法及议院法规，并亲自作序。他在序言中强调，立宪政治“无损于君权，而有益于国”，敦促清廷早日施行宪政。此书进呈朝廷，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

与骆成骧几乎同一时间奔赴东瀛的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状元夏同龢与光绪三十年（1904) 状元刘春霖。前者于1904年自请自费赴日留学，上海《东方杂志》特别撰文盛赞他：

“夏修撰以鼎甲之尊、翰苑之贵，甘为他国学子，胸襟抱负，实非常人所及！”

后者则由官派，于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二人归国后，都积极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事业，成为清末民初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夏同龢参与创办中国最早的法政专门学校之一京师法政学堂（1906），并担任监督。民国成立后，他出任北洋政府司法部佥事，参与近代司法体系的构建。作为中国第一个留学海外的状元，开创科举精英转型的新模式，提出“以新知改造旧学”的理念。

刘春霖在日留学期间专攻法政，回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堂监督等职。他特别注重将日本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主持编纂了《直隶法政学堂讲义》，系统介绍现代法律知识。辛亥革命后，他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但始终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1928年后隐居北平，卖字为生。

两难者的困境

正如前文所说，身为科举体制下的精英，状元们比任何人都更深地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而时代的洪流又迫使他们必须直面变革。既要守护让他们功成名就的旧学体系，又不得不承认新学在实用层面的优越性的矛盾，往往使他们产生思想上的自我矛盾。

王寿彭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新旧之间的尴尬人物。

王寿彭，字眉轩，号次篯，山东潍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不久，他便于1905年奉命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到日本考察访问，回国后撰写出《考察录》一书，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之后，王寿彭被调任武汉，任湖北提学使。在任职期间，他创办了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引进西学，设立的预算制度和制订的学款独立章程，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为当时全国之首创。

辛亥革命爆发时，为壮声势，革命军急于把清朝官吏拉入革命队伍，其中也包括动员已升任湖北巡抚的王寿彭加入。然而，王寿彭本质仍属保守派，尽管提倡新学，却并不赞同革命，于是婉拒邀约，暗中寻机回到山东老家。北洋政府成立后，王寿彭再次出仕，于总统府任职多年。

1925年5月，军阀张宗昌任山东督办，专程聘请王寿彭回鲁担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王寿彭上任后，一改二十年前的先进思想，不仅公开批评五四运动，还开启了一轮儒学的复兴。1925年9月，他颁布新政，规定山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小学三年级至高中各年级，一律添读经书，读、背方式一如旧塾；并大力倡办或恢复私塾，大量印刷、推销《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传。

1926年7月，王寿彭将省内原有的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合并，又增设文科，组建了山东大学，并亲自兼任校长。王寿彭的办学宗旨“尊德性” “明人伦”“拒邪说”。

“拒邪说”的核心即为反对革命思想，抵制进步文化。他禁止学生阅读《向导》之类的进步书刊，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及参加一切政党。每逢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王寿彭还要求全校师生一律长袍马褂，由他亲自带领，向孔子神位行跪拜叩首礼。当时的《山东杂字》一书曾讽刺王寿彭：

前清老腐败,看着作笑谈,欲把私塾立,怕来查学员。济南教育厅,布告各县传,学堂带《论语》,《孟子》念七篇,五经四书注,古诗五七言。

王寿彭逆流而行的做法，自然招来了各界人士的不满。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局动荡，王寿彭因 “办学思想陈旧，因循陋规”，受到大规模反对，他一时间难以招架，干脆 “愤而辞职”。次年，王寿彭在天津郁郁而终。

观王寿彭一生，他似乎既未能守住传统的纯粹性，又未能真正顺应历史的潮流，最终成为新旧时代交替的牺牲品。这又何尝不是时代大变革中数以万计的普通士人命运的缩影。

光绪朝的十三位状元，如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明镜。既有刘福姚、吴鲁等恪守儒臣本分，虽身处末世仍坚守“致君尧舜”的传统士大夫；也有王寿彭这样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尴尬角色；更有张謇、黄思永、夏同龢、骆成骧这些，在科举制度崩塌的二十年间，于各自领域躬耕的精英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

个体命运的写照，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曲折前进与艰难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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