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谈洛杉矶骚乱，都刻意回避了一个更敏感的问题…_风闻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导读】当地时间6日、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联邦机构在加州洛杉矶、纽约曼哈顿等地针对非法移民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大量街头对峙和冲突。面对骚乱，特朗普7日下令向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称要“解放洛杉矶”。有分析指出，近日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高压政策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稳住选民基本盘、兑现竞选承诺的必然结果。那么，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MAGA群体对移民问题存在何种倾向？

本文指出，这类由工人、农民和小城镇居民构成的群体，因经济竞争和文化焦虑孕育出对移民和外来影响的持久敌意。在对外政策上，MAGA群体往往基于朴素的现实主义思维，奉行孤立主义。二战后，这种草根美国人脑中根深蒂固的、直觉式的、情感性的孤立主义被自由国际主义议程所掩盖。然而孤立主义没有消失，在产业-社会结构不可逆的历史变迁之下，它随特朗普的出现重新抬头。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曾排斥基层民众的精英政治已演变为党派化的民粹政治，白人孤立主义的基因得以从历史深处走向政治前台。

作者指出，特朗普的上台不是对历史常态的一次偏离，支持特朗普上台的MAGA群体也不是美国历史的边缘事物，而是美国之构成的关键性事实板块。因此，要理解特朗普政治，须先理解其基本盘MAGA群体。本文认为，MAGA群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以来的漫长历程，它在不同的时代中以不同的形式不断起伏，但共享着相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内核。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正是抓住了他们当下的敏感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来自历史深处的MAGA人群

特朗普第二任期还不到半年，但已剧烈冲击甚至毁坏了美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固有根基。这样一位风格特异，具有前所未有的反常规、反体制冲动的总统的第二任期，其偏离美国对外政策常规的程度远超过第一任期。在我们这里以往常见也经常失效的“下大棋”假定——美国新任总统对外政策有既定议程和总体规划，有实施的路径和步骤，将在执政期间被有条不紊地推进——对特朗普而言更不可靠。仅根据近期表现很难断定特朗普对外政策在未来四年的性状和走势。特朗普外交具有前所未有的断裂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不可以治国理政的常理度之，不可以美国总统权的惯例推之。但它也存在一个有深刻历史和社会根源，且将持续存在的机理性因素：特朗普政治的民粹主义基础、特质和底色。特朗普政治的成功在于其对以往美国历史上声音低弱、认同和聚合程度较低、政治影响力与其人口规模不匹配的群体予以动员、集结和伸张，造成政治冲击力前所未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这是特朗普及已经“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来源。特朗普与这一庞大基础人群相互间的反映、呼应和意见强化，是特朗普政治的根本，其中强烈的反“建制派”、反体制、反“深层国家”因素都来源于这个群体的持久态度和诉求。或可预估，今后四年这一群体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意见偏好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可能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期。从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分析出发去分析判断特朗普外交的特性和走向，是很必要的。

▍历史性MAGA群类与美国孤立主义传统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谁？众所周知，这个当代群体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学和统计学特征：主要由工薪阶层及农村居民构成；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或者处于下层；相对集中在城市外郊、小城镇和“锈带”，生活方式长期脱落于经济全球化和族裔多样化潮流。地理上，他们远离沿海大都市，代表“中西部”和“美国腹地”。他们有高度的基督教认同，以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为核心人群。在文化态度和情感模式上，他们深怀爱国主义和本土主义情感，深怀对前全球化时代的怀旧情绪，强烈排斥都市精英及其文化多元主义价值和世界主义格调。这样的人群，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什么样的态度和意见倾向？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法充分实证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历史中寻求一些机理性的东西无疑是有帮助的。当今MAGA人群，在美国历史上有隐现起伏的诸多前身群类，相互间有历史源流和意见回响。19世纪2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时期，主要由小农和劳工组成的“大众”对抗“贵族统治”，奠定了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杰克逊民主党人珍视州权，拒斥远方联邦政府介入地方事务，反对全国性银行，也反对介入海外战争、国际纠纷和国际贸易，偏向以门罗主义方式有限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与当时的反帝国主义思潮有高度重合，当时经济上信奉“自我依赖”的农场主反对铁路和华尔街，把当时正在美国勃兴的帝国主义扩张视为富人的游戏，拒绝美国海外扩张和殖民。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优先主义者”（America Firster）在“美国堡垒”（fortress America）口号下形成全国性强劲组织运动，由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领导集众80万人，反对卷入欧洲战争，引导了当时的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其社会基础偏重农民和小城镇工人，也多在“美国腹地”。冷战初年，主要聚集在中西部和南部农村地区的蓝领工人、小农场主和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成为麦卡锡的支持者，他们怀抱偏执的反共产主义和以本土主义界定的爱国主义，把国务院外交官、“鸡蛋头”（egg-heads）和东部精英集团搁在一起作为憎恶的对象，其社会构成、文化偏好和对外意识已十分接近今日的MAGA人群。20世纪60~70年代支持尼克松的“沉默大多数”相对松散，并无明显集群，但主体是蓝领白人和农场主，在憎恶城市精英和掌握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方面相当一致。他们起先支持越南战争，后来则厌恶越战的失败和所引发的政治紊乱，将其归咎于掌握外交政策的“一根筋的知识分子”（point-headed intellectuals）。他们厌恶校园和城市里的反越战游行，但和后者一样希望尽快结束越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支持以战争升级的手段——只要足够快和成功——“体面地”退出越战。他们对反国际共产主义十字军式的意识形态冷战观越来越疏离，尼克松的“外交革命”，背后就有这样的民意因素。

真不妨把今天被称为“MAGA”人群的那一部分美国人视为一个历史性群类。对于这个群类的时代画像和历史脉络，以及隐伏在他们当中的国际意识性状和对外政策态度，在19世纪末以来的一些不同品类的名著大书中已在不同方面给出。比如，在《美利坚共和国》一书中，詹姆斯·布莱斯虽无对这一人群的专门造像和集中分析，但在论及“普通美国人”和“西部气质”时，就多方触及其反精英、反体制、反国际主义的本色，以及其外交政策无感的特性。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关于“中镇”的著名社会学研究记录了小城镇美国实际而乡土性的生存方式，那里的居民为工作、教堂、社区所界定，远方的国际性事务仅在波及自身并被强烈感知到时才引起他们的注意。外交史家托马斯·贝利的《街头巷尾之人》专门探究“普通美国人”的对外政策态度。他们的生活实际而地方化，本着直觉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去判断；对国际事务毫无兴趣，不理解也不信任精英号称有理智、有规划性的对外政策和构造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目标。他们相信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对其道德优越性深信不疑而不加检视和反思。他们会支持战争，但经常是基于受到侵略或者挑衅，而不是基于理念。约翰·海厄姆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1860—1925年美国本土主义的模式》是一部具有情感史内涵的社会史名著，它深入揭示了美国本土主义和“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一再发作的历史模式和社会根源，认为这一由工人、农民和小城镇居民构成的群体，因经济竞争和文化焦虑而孕育出对移民和外来影响的持久敌意，其“多重恐惧”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孤立主义高潮。理查德·霍夫施塔德在兼柔观念史和社会史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描摹分析了美国教育水平较低之人群中长期、广泛存在的“反智主义”，即对智识和专业阶层的反感和敌视，以及他们的简单化、为情感和“常识”驱动、经常陷入“偏执狂”的情绪心理特征。霍夫施塔德也论及他们国际观方面的美国中心、本土主义和反世界主义的强烈倾向。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揭示美国政治生活中每当出现重大现实困局时“信条激情”的周期性爆发及其政治变革效应，其中并未对平民大众给予专门的社会学分析，但他深入探究越战困局引发的对国家安全机器、“帝王式总统权”、国防支出、海外战争的反抗的政治文化源流和历史机理，尤其触及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在特定情况下的合流态势。拉塞尔·米德则在“杰克逊主义者”标签之下，对由工人阶级和乡村农场主构成的“民间人群”（folk community）的对外政策态度偏好做出了细致的刻画分析，视之为美国对外政策上一种长期存在的智识-社会“流派”。米德指出，他们虽然并不是必然的孤立主义者，而且在美国遭受攻击和明显外来敌对时会支持激进军事政策，但他们与“美国第一”观念勾连最深，反对“爱摆架子的高等人”（fancy-pants）不把“我们”放在首位的战争、外援和贸易政策。

这些论说中的分析性要素，可以帮助我们生成从杰克逊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绵延不绝的一个美国历史群类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历史MAGA群类”。他们是这样的人：生活方式的生计导向和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导致他们注重实际和本土偏向，关注切近事物，态度和意见易受直觉和情感驱动，不擅长也不喜欢借助抽象原则与复杂和专门的知识理解世界；对“自由”“自我依赖”和平等价值的习惯性崇奉，加重了他们对精英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取向；构造“他我之辨”的方式粗疏武断，对“我们”的界定和认同有高度固定化倾向，宗教、族裔、文化和国家身份等方面的分界感强固；界定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使命和国家利益的方式趋于直接而狭隘；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水平，表达意见的能力和空间，以及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远远低于“精英”。他们是美国的基层和底色，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在美国社会文化的长期演化趋势中经常面临销蚀、挤压和边缘化，因而表现出持久的反动性和抗拒模式，“反国家”、反精英、反体制、“反智”的确是大致适合他们的标签。在国际意识和态度方面，他们对海外世界不感兴趣，也甚少了解，不容易理解实际运作中的对外政策的目标、机理和过程；他们经常有美国例外论意识，相信美国国际行为的道德纯洁性，在想象美国人的世界角色时常有不假思索的“自命正义”倾向。他们对国内的事容易抱怨，却不喜欢批评美国的国际角色，喜欢说“不管我的国家对不对”。善恶二元对立是他们自发的思维模式，当提供了直接和明显的理由时，他们会快速、决然地认定国际敌人，包括此前并不是敌人，甚至是朋友的对象——二战后的苏联就是例子。

**▍**孤立主义的挫折-疲累机理

在米德所说的杰克逊传统中，基层民众的情绪化爱国主义也是维系美国式尚武精神的主要基础。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和全国步枪协会（NRA）就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他们对美国战争机器的支持超过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乐见美国保有强大军队和高水平军事预算。但是他们的战争态度也有着复杂的历史节律和吊诡性质，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必然的军事主义者和战争拥护者。实际上，在美国，“反军事主义”的观念和意见根深蒂固，并且与反国家主义意识相互融汇、相互支撑，MAGA群类也不在其外。历史上美国反军事主义的要素是：反对大规模常备军，偏好民兵传统；反对持久的战争造成过高经济负担和伤亡代价；对发动战争的文武决策者的动机心存疑虑和阴谋论推断，对军人和军事因素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常怀戒备。20世纪30年代的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对“死亡商人”的追罪，冷战时期对“军工复合体”的惕怵，都回响至今。他们喜欢看到国际问题被干脆迅速地解决，对战争的基本心理经常是径直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面前被给出一个敌人时愿意诉诸战争对之加以惩罚，容易生发应激性的战争热情。尤其是在战争初始阶段，希望看到“坏人”被惩罚的剧情，容易相信战争会取得确切的胜利。

但是，耐心似乎并不是他们的优点。持久的战争疲累会明显降低他们的战争意愿，也会降低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像一战后经济衰退引发的反国际联盟意见，二战后出现的“复原”和“带孩子们回家”的强烈呼声，都属于这种模式。二战的战争疲累也与冷战初期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的战争戒慎态度和财政保守主义大有关系，被认为较多呼应这种人群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选择很可说明问题。在战争遭遇挫折或者胜利前景不佳的情况下，比如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厌战和反战情绪会抬升，“不要为我们搞不懂也搞不定的外国麻烦事再费力”的意见会上涨。

挫折导致的国际回退情绪当然不限于历史MAGA群类，但由于这个群类实际、简单和易做应激反应的情感特征，他们的这种倾向很可能比其他人群更快、更强、更直接。这种情绪和意见折射或者直接作用在政策选择和战略思维中的情况，屡屡见于历史。朝鲜战争中美国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并最终寻求停战，越南战争后期趋向于“越南化”和“体面结束”，背后就是这种民意机理。朝鲜战争后美国出现避免在亚洲大陆打地面战争的戒惧心理，而越南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更强化了这种意识，甚至使之成为一种军事战略禁忌——虽然还够不上是严格的正式原则，但至今未被打破。更公开和明确的表述是“求花钱少而胜，别出去折腾”。这种态度和思维由多次真切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得来，其对历史MAGA群类的作用也许不如左翼和平主义者和智识型孤立主义者，但肯定强于强意识形态导向、偏好宏大战略且有战略执念的政策精英，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出类拔萃之辈”和小布什时期的“火神派”（Vulcans）。

国际与国内的麻烦和困局带来的一个自发趋势是降低国际目标，减少海外的力量投入和意识形态期许，将资源和政治关注投向国内及经济目标，这是“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发而质朴、反应性的“现实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一再重复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体力量就是MAGA群类。战争和海外介入的过高代价和麻烦，导致对决策者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指责和归咎泛起，这也在美国历史上一再重现，而这与历史MAGA群类的反智主义、反精英和反国家主义倾向高度相关。MAGA人群的政策观点和意见易变，心态和情感则有稳定模式。反国家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底色，美国现代政治变革的对象和限定性就在这里，美国“大战略”的国内制约条件也在这里。MAGA人群的反国家主义与商人的反国家主义不同，不是喻于利的计算偏好，而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在“自我编制的意义之网”中才能予以理解的文化人类学现象。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基本框架的建立和运作，是通过削弱和扭转孤立主义，同时克服和制约反国家主义而达成的。而在特朗普时代，孤立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相互连接、共同抬升的历史态势又到来了？“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可能大多数历史不会，而且曾经消散了的，也会重新凝固。

**▍**精英衰落了，政治框架变了

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世界角色认知，可以“自由国际主义”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以高度扩张性的方式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的智识、制度和政治框架。抛开其中别的要素和效应不论，它以高度包容性、综合性的“国家安全”理念统御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功能和组织设施，逆转了美国政治议程和政府功能偏向内部的长期格局，将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在美国国家生活中的分量和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它也成为一种话语和“布道词”，用以向美国公众宣教一种信念，即美国以外的世界的事态对美国的生存和繁荣至关重要，对维系“美国生活方式”（杜鲁门语）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至关重要，以此劝服美国人为“让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做出巨大努力、付出巨大代价。冷战时代，尤其是冷战初期真实的和想象的威胁认知和危机感，被动员和放大了的本土反共主义，抑制着草根美国人中根深蒂固的、直觉式的、情感性的孤立主义，造成他们对美国精英自20世纪以来培育和推进的国际主义目标和议程，以及自二战开始构建的“国家安全国家”的总体默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具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精英持续推进自由国际主义的“大众化”和公民教育，以求根本改变美国公众的国际认知和对外政策态度。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主义和“跨文化理解”的观念要素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扩大，并深深嵌入美国的精英智识生活和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大体而言，这些观念要素也兼容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大框架中。二战以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会认为，孤立主义会永久消失，或者至少永久地处于边缘位置。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和想象的是，特朗普时代到来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大多数人认为他不过是美国历史常态和潮流的一个戏剧性偏离；我自己就曾说过这大概率是美国人出的一场疹子。但是现在已经清楚了：不是这样。对美国和外国的观察者而言，这里面重大的智识教训应该被记取，对美国的认知中以往凝固了的、习以为常的，经常被当作判断和预测之前提的想法应该被修正，甚至丢弃。其中之一是，不再把特朗普的基础看成是美国的边缘事物，而是美国的关键性事实板块，是底盘和底色，是真正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结构性”因素。

从冷战初期延续至今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国家”的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基要是：对外政策根本上是个精英活动的领域。从20世纪初开始，与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世界主义”的智识潮流相并行的，是在美国社会组织潮流——职业化、管理主义、政府和军事组织扩张、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及大基金会、智库等精英组织勃兴——中发生的对外政策参与者的集结和网络化态势。美国有了半个世纪、大致三个世代的优质对外政策精英：以有国际主义头脑的沿海商人和律师为核心，加上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外交官，有政策关切和影响力的学院学者、基金会和智库领导者、全国性新闻人，有政治头脑和广泛交往的职业军人，“美国情报共同体”领导人，等等，形成内部联结紧致、边界强固，掌握优质智识资源和社会资本，也有一定封闭性、排斥性的群体，即“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中文中多以“建制派”出现）。权势集团的关键政治属性是，他们崇尚“两党合作”准则，极少直接介入选举政治，其政策行为不直接诉诸民意。他们使得外交和国家安全成为“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而将那些由选举政治和公众意见所影响的国内事务领域，如社会福利、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劳工政策等贬为“低层政治”（low politics）——看这形容词用的。这种区分，意味着将基层民众的影响排除在对外政策之外。基层民众的知识和思维状况难以理解和认知外交、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这些复杂的东西，外交政策应由精英主导，这种想法和理论一再由权势集团中人讲出，从李普曼开始，到乔治·凯南、迪安·艾奇逊、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直到亨利·基辛格。冷战时期影响力大增的现实主义思路，尤其厌弃基层民意对政策理性的干扰和侵害。

然而，曾经人数较少、紧实强固的权势集团在70年代以后趋于裂解；而且其信誉和影响力因越南战争大受折损，他们与军工复合体、中央情报局、国防部一起，成为反精英批判和阴谋论想象的对象。此时，在对外交政策精英的批判中，激进批判知识分子和左翼民粹主义也加入进来。一些被认为有权势集团成员身份的人，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小亚瑟·史莱辛格、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罗杰·希尔斯曼等，也加入权势集团和 “帝王式总统权”的批判者行列。这也反映在70年代以后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民主监督”和“信息自由”的呼声和立法措施上。外交政策领域相对隔绝于基层民意——特别是批判性、对抗性民意——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然而，在其后三十年间，里根终止“缓和”并重新激起右翼冷战激情，接着是后冷战时代的胜利论欣快情绪蔓延，紧接着“9·11”事件和反恐战争激发出强烈的“国土安全”和国际危机感受。在这些年里，越战后期以来“历史性MAGA群体”与对外政策精英的疏离和对抗，似乎没有进一步加深和明显化。“国家安全国家”的制度框架得以保留，精英主导对外政策的格局仍得以维持，“权势集团”有时仍然被用来指涉那些掌握外交政策的人。但是，与冷战时期的总体成功形成对照的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基本上是连续的过度扩张和巨大失败。

此“权势集团”也已非彼“权势集团”。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自发地产生“职业功利主义”（careerism），它让选举政治中的政客有了更多的党派性、极端性和煽动性，也让外交政策精英有了更多的党派依附性、意识形态倾向性和投机性，更少老权势集团人物的绅士气派、“庄严正大”（gravitas）和“内在尊严”（decency）。美国的“精英衰落”并非只有权势集团裂解沦落这一端，但这当然是对外政策的民粹主义时代的一个关键因素。

**▍**MAGA人群的更大力量，孤立主义的更大动量

冷战后的全球化把一部分美国人带入财富增长的潮流中，也把另外一大批人冲到这潮流旁的泥沼里。那些生活在“美国腹地”凋敝的“锈带”和小城镇的许多基督教白人从来自认为代表“纯正的”美国，但如今不仅处在经济衰败的困境之中，而且难以认可历来和他们离心离德的那些人所制定的“政治正确”，对移民和族裔多样化、文化多元主义和国际化格格不入，成为“故土上的陌生人”，蓄积着哀怨、绝望和憎恨。精英和普通人、沿海都市和“美国腹地”、智识性人群和低学历人群的区隔和对立一向存在，如今其间的断裂线前所未有地深而宽。就社会经济处境而言最需要福利国家的那些人，成了疏离和反对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美国历史谜题。我本人对此深为困惑，但相信理解和破解此一谜题的一个基本路向是情感和文化的，而不是利益导向和物质主义的。

目前美国的灾难性政治极化状况，大致可在此大背景中予以粗略理解。从前的历史性MAGA人群生活空间地方化和相互隔绝，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低弱，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声量和力量，“沉默的大多数”之说由此而来。声称要代表他们的人——比如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并不比以往的掌权者更多理会他们。如今的社交媒体则赋予他们发声、集结，汇聚和强化意见的手段，给他们提供查尔斯·蒂利所说的社会运动的手段和“抗争的戏码”。MAGA支持者已不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声者。社交媒体X上的意见领袖布塞维茨（Alex Buesewitz）、波索比克（Jack Posobiec）、塔克（Tucker Carlson）就是这样的人。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由此获得空前强的正相关关系，情绪性的、经常模糊不清的反国家主义获得更为清晰和强烈的表达和表现形式，即反“深层国家”，获得空前的政治动量，以至于排挤了共和党建制派而掌握了“老大党”。特朗普政治应运而生。

按故例常规，特朗普缺乏运作华盛顿权力机器的经验、素养和人事基础，如果治理经验会教育总统、官僚机构会驯化总统权的机理多少起点作用，则本可期待其第二任期出现一个“更稳定的特朗普”。然而，这并没有发生，而且很可能在其整个任期都不会发生。他在第二任期伊始，竟然能如此猛烈地推行其政治议程，包括反“觉醒”（Woke）行政和立法措施、瓦解美国式福利国家，拆解联邦政府的基本制度设施，出乎大多数人意外。美国总统权的性状已根本改变了。深入、准确地理解这种局面，必须要通过巨大的研究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应该更高地估计特朗普政治的民粹主义特质和机理，更充分地认识特朗普政治反映其支持者意见和态度的程度。特朗普个人政治风格特异，但其总统权的“自主性”或许是历史上最低的。在美国政治的“正常”情况下，政客赢取选举政治利益的途径，是从自己原初的政治和意见立场上回退和妥协，向中间路线移动。美国政治、美国总统权和特朗普都已经脱离这种常态了。特朗普的政治生存和成功取决于顺应，以及强化他的支持者的意愿和理念。理解特朗普政治的第一步是去理解他的支持者，而探究这个人群的历史前身和不断重复的历史模式，对此至关重要。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曾经反复上演，如今则前所未有地显著的历史模式是：民粹主义——以及与之相融汇的反智、反精英和反国家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并进携来。上述基于历史认识的印象式判断，在笔者对当前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的粗略考察中得到印证和加强。如今，历史上因“战争疲累”和国内困局导致介入海外事务意愿走低的模式已然浮现，并和以往一样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和“反军事主义”情绪的走高。这在共和党支持者的近期态度变化中有更显著的呈现。2024年4月皮尤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排序的调查显示，对国内政策应该占居优先地位的意见压倒对外政策的优先性（83%对14%）；两党支持者的对外政策态度呈现差距扩大趋势，尤其是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要低于民主党人（13%对42%）。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23年10月就美国介入俄乌战争的民意后果所做的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应该“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的美国人，从2018年的70%以来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57%，这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历史上第一次，共和党支持者中孤立主义倾向者超过支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者（53%对47%）；66%的美国人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领导权，只有22%愿意美国独占领导权。报告同时断定，共和党领导层的“美国优先”观点已经影响了其支持者对美国海外行为和角色的看法。皮尤在2025年2月的报告显示，共和党人和亲共和党人中认为对乌克兰的支持过多的比例已远远高过相反意见（47%比10%）。

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发声中得到的信息更加明确和直接，反对“无休止战争”，“别在给乌克兰花大钱”的意见不绝于耳，也得到了颇多支持。在对中国的态度和意见上，MAGA支持者也呈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意见特征。对中国的总体负面态度未有明显改观，但从民调走势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声音和追随者响应情况来看，他们的关切显然不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固有精英战略思维模式，而是与“先把美国搞好”“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的诉求直接相关的贸易保护议题。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是“搞关税，别派部队”“底特律都烂了，干吗还去支持台湾？”“惩罚中国，但不要与它打仗”之类的声音和意见。

这种模式有没有、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对接下来特朗普对外政策有何种程度的影响，MAGA运动的内部分化呈现何种性状，以及MAGA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国际化资本和高技术部门——之间会如何竞争和组合，最终会不会塑造出一种足以达成政策和战略稳定性的共识态势或者意见氛围？本文在此不做讨论，但可以列出一些导向孤立主义转向之可能性的相关观察、判断和揣测。

第一，从2024年下半年大选时期开始的政治争议倾斜于国内议题，国际议题的热度并不高；而且直到目前，特朗普政治激烈反对的敌人在更大程度上指向国内而不是国际，显示了MAGA反抗性基本的内向特征。万斯所代表的激烈反欧洲情绪与MAGA运动对国内“觉醒文化”的仇视高度相关——把欧洲视为“觉醒文化”的温床和美国自由派的同盟，有深刻的文化和情感根源。由此，“西方”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基石的存在遭到动摇，似乎已成明显态势。

第二，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人事任命高度非常规，严重排挤传统外交政策精英类型人物。特朗普第一任期尚有延揽蒂勒森、马蒂斯、博尔顿、麦克马斯特等这种类型的人物；第二任期则大为减少，内阁级职位上目前仅有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沃尔兹等极少数人有半外交政策精英属性。大体而言，这个团队由MAGA效忠派主导，有极强的民粹主义、个人忠诚和党派政治属性，也有中等强度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取向。这种政策班底会有下一盘“体系性对抗”大棋的意愿和头脑吗？即便有意愿，能力也够呛。

第三，目前一些重大对外政策举动，如对俄乌战争的“和平”倡议，对盟友更多承担国防负担的施压，万斯对欧洲长期政治路线的公开批评，冻结对外经济援助并启动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以及美国国际媒体署（USAMG）等，有着强烈的孤立主义意味和效应。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提高关税政策针对所有被视为“不公正贸易”的国家动用“经济武器”，不仅包括中国，还涵盖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这一特征更符合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而非单纯的地缘政治驱动的行为。至于涉及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加拿大的领土扩张动议和言论，可以说它偏离孤立主义而有狂乱的帝国主义气息，但似乎更多的是情绪冲动的迸发，没有也无望获得实际政策行动安排。

第四，在长久的反国家主义执拗和反“深层国家”冲动下，拆毁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基础组织设施的工程目前已然启动，尚不知将伊于胡底。但民粹主义对外政策观念，以及马斯克式狭隘技术主义的“政府效率”观念，对体系性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意义的无感和反感，则是显著而稳定的，这正如MAGA人群对国际制度安排和联盟体系的重要性的无感和无知。无论如何，萎缩、崩解的“国家安全国家”制度设施以及紊乱的政策程序，将损害美国实施任何“体系性对抗”的能力和意愿，进而有可能加重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倾向，虽然程度尚且不好判断。

第五，美国一向有虽然处于边缘地带，但也不绝如缕的左翼和平主义和智识型孤立主义的思想脉络。在目前动荡局面下，其在外交政策辩论中的作用及其在孤立主义趋向中的地位消长，值得密切观察。在主流或接近主流的政策和战略思维中，承认均势，保持战略谨慎，更现实地看待“权力转移”、适时收缩国际目标、防止“过度扩张”、做出必要的外交妥协、高度重视管控危机的思想因素一直存在。有人已经或明确或含蓄地提出“体面的衰退”或有设计的收缩战略，类似战略思路和政策主张未来走势和影响如何，尤其值得注意和跟踪观察。如果说，在以往自由国际主义框架之中，“全球领导权”是政治正确，放弃领导权是离经叛道，国际上的退缩和 “软弱”是罪过，这种思路下的话很可能不敢大声说出；那么，在MAGA所促成的变动中的意见氛围里，“现实主义”的推论是不是会获得更大空间、更大声量？

**▍**结语

孤立主义的上涨趋势会最终导致主动的战略收缩和“体面衰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上风吗？本文无力、也不愿做出任何长期或者短期的预测。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个两极光谱，政策不会在其中任何一个极端上停下来。笔者相信，未来不是单由历史“趋势”所注定的，而且“趋势”从来不止一个。当前美国和世界的乱象，就是多种趋势激烈竞争而没有达成动态平衡的状态。“未来”永远寓于历史性趋势、结构性因素、情境性因素，以及高度活跃、变动不居的个人因素和“事件”剧情所共同构成的“或然性因素的凑合”（contingency）之中。不过可以肯定，对美国而言，中国将是最重要的外来影响因素。而在中国对将何以处之、何所为之的考虑中，一个空前重要的认知领域就是MAGA人群及其历史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