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断资风波”，美国“文化战争”的缩影_风闻

世界知识

2025年06月09日 09:01:51

4月11日，特朗普政府官员致信哈佛大学，提出根除校园反犹主义，叫停“多元、平等与包容”（DEI）项目，招收更多保守派教师等多项政治性整改要求，并以削减该校联邦资金相威胁。出于对高校自治传统以及学术自由信念的捍卫，哈佛大学严正拒绝。特朗普政府随即宣布将冻结对该校总额22亿美元的多年期拨款，以及6000万美元的多年期合同款项，还扬言将取消该校招收国际学生的资质，剥夺其免税地位。哈佛校方称此举严重违宪，决定与特朗普政府对簿公堂。那么，“哈佛断资风波”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又折射出怎样的问题？

一场迟到的“文化倒查”

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断资的最初诱因可追溯至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巴以冲突爆发后，哈佛学生组织联名发布公开信，称以色列应为本轮巴以冲突“负全责”。该公开信迅速引发全美激烈争议与政治博弈。公开信立场被指过于倾向巴方，学生组织成员随即被贴上“反犹”标签。事发后，校方试图保持中立立场，既不声援公开信内容，又出于“言论自由必须被保护”的信念，拒绝惩罚涉事学生，重申反对仇恨暴力，强调保护多元声音。在美国高度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校方持中间立场不但未能平息争议，反而使哈佛大学陷入被左右两派同时诟病的窘境。哈佛大学校长盖伊迫于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于2024年初辞职。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美国左右两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继续发酵，保守派将高校描绘为“失控的左翼堡垒”。在保守派眼中，哈佛大学已从“学潮事件”参与方演变为象征性的“敌方阵地”，是美国“文化战争”中需要“收复”的领地。

事实上，“哈佛断资风波”并非孤案，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美国高校也因处理校园抗议、反犹主义和多元化项目未能满足政府要求，遭遇联邦资助冻结或削减。这场联邦政府主导下的高校审查和资助削减事件被广泛视为美国“文化战争”的一部分，不仅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界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持续斗争日益白热化，还蕴含着远超司法追责的政治象征意义。其既将“谁拥有塑造高校价值观与言论边界的权力——是学术共同体，还是政治权力？”“一个社会能否允许大学作为相对中立和多元的思想空间继续存在”等“时代拷问”公开呈现在美国精英和民众面前，又通过“整肃”被认为站在保守主义价值观对立面的大学，而使其成为保守派与自由派角力的又一关键战场。此次断资风波或将成为美国“文化战争制度化”的重要分水岭。

2025年4月12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数百名示威者抗议特朗普政府威胁削减哈佛大学经费。

学术自由还是政治服从？

究其本质，“哈佛断资风波”不只是财政问题，而是联邦权力通过资源配置干预文化话语的极端表现。“文化倒查”则将高校变成“政治审判场”，使学术自由与机构中立性面临实质性挑战。然而，学术自由与政治服从之争并非首次出现在美国公众视野，类似的政治干预教育、以拨款或审查施压高校的现象曾在美国社会陷入迷茫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历史时期反复上演。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大学教授曾因被指“与左翼有染”而遭到解职或拒聘，大学则被要求配合联邦政府调查“思想不纯分子”开展自我审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大学成为民权、反越战运动的中心，政府就通过拨款限制来“惩罚激进高校”，校方不得不因此配合警方驱散抗议学生，甚至造成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等流血冲突。20世纪80年代，右翼保守政治兴起，其对“激进知识分子”与“左翼学术”持敌视态度，里根政府多次将联邦资助与“课程意识形态是否平衡”挂钩。步入21世纪，9.11事件的爆发又将穆斯林学者推向争议旋涡，政府及社会舆论对“批判美国外交”“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学术立场产生敌意，一些教授因批评以色列被撤职或拒聘。可以说，从麦卡锡时代至今，美国高校始终面临一个反复上演的问题：当社会陷入意识形态对立时，大学是要坚守自由，还是服从政权？

美国高校之所以长期在“学术自由与政治服从”之间摇摆，背后有着深层的制度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诱因。首先，大多数公立高校严重依赖联邦或州政府的财政拨款。即便像哈佛大学这样的私立名校，虽然财政相对独立，但也同样依赖联邦科研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这给政府利用财政杠杆向高校施压，甚至惩罚不合意立场创造了条件。其次，高校普遍拥抱多元、包容、全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进步价值观，这在保守派眼中不啻为“左翼思想洗脑工厂”，故而其常以“反偏见”“反歧视”“维护中立”为由对高校进行文化清算。特别是在美国社会趋向异质价值“零容忍”的今天，保守主义阵营与自由主义阵营在种族、性别、外交等议题上的分歧更加剧烈，高校表达任何立场都可能触怒某一方，被指“站队”。再次，随着特朗普等保守派领袖将对抗“觉醒文化”视为政治号召和竞选筹码，为了守住选民基本盘和回应竞选承诺，崇尚自由主义文化的高校自然而然成为其排斥、打压的对象。在美国“文化战争”中，高校既是靶子也是载体，如果坚守学术自由，可能遭受政治报复、财政惩罚、公众指责；如果选择政治服从，则可能意味着学术独立、社会公信力与学生信任的彻底丧失。

“文化战争”的泛化与治理逻辑的转变

“哈佛断资风波”体现了美国“文化战争”的泛化趋势，即原本局限于社会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正全面渗透进高等教育治理、科研资金分配、教师聘用与课程结构、学生团体组织活动等具体领域。联邦政府以断资打压文化异己，折射出美国“文化战争”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从过去通过话语塑造舆论、影响民意，到直接借助行政权力和财政工具进行制度性干预，代表“文化战争”脱离“象征政治”，迈入“制度重构”阶段。显而易见的是，把“财政惩罚”当作文化治理工具具备一定优势：一是便于弱化打击行为的合法性争议，通过“纳税人不应为错误价值买单”“政府有责任监管经费使用效率与道德标准”“拨款是行政行为，附带条件理所当然”等话术，“合情合理”地达到整肃高校、示范性威慑和政治造势的目标。二是能够简化法律程序，藉由行政命令或预算控制直接执行打压，大大降低操作成本。三是联邦政府无需直接干涉具体课程设置，只需有针对性地设置经济拨款前提，即可迫使高校开展自我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惩罚”只是美国“文化战争”走向硬性制度治理的渠道之一，其背后则是治理工具的系统性变化，即从通过煽动舆论风波、媒体围剿，迫使“不听话”的高校负责人道歉或辞职，升级为“州政府立法限制课程与学术方向+联邦或州层面断供拨款+大学管理层被国会听证会传唤，以及问责+司法系统介入调查或起诉”的多管齐下模式。随着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目标也发生了调整：从短期修正偏颇言论转向深度重塑制度方向与文化取向，从快速危机管理变为长期政治忠诚塑造，从保持教育自治蜕化为将高校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工程。换言之，当前的治理逻辑已经不满足于让大学“低头认错”，而是要求其在结构上顺应特定政治文化导向。治理逻辑的转变体现了两大政治意图：一是在控制高校基础上防止“左倾思想泛滥”，重建美国价值观的统一标准；二是通过强调只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机构才有资格享受公共资源，将公共资金作为“文化忠诚”的杠杆。

风波只是开始？

“哈佛断资风波”预示着美国的教育与知识机构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中立部分”，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竞争的核心场域之一。该事态若不加控制或扭转，未来美国社会恐将发生三重变革：其一，另类高校或“意识形态定向大学”浮出水面。鉴于当前美国社会极化现象突出，左右两派都寄望于通过重新筛选、布局本派知识精英、技术官僚、课程标的等实现知识供应链重组，构筑价值同温层，以抢夺高校阵地，这种趋势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美国的“教育意识形态分区”。

其二，多元价值体系冲突将从“偶发性”冲突变为“结构性”冲突。哈佛事件的本质之一是“身份政治的溢出”引爆了社群之间的信任危机。未来，美国的文化冲突将越来越体现为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结构性摩擦，性别、种族、阶层等传统争议点将借着白人保守中产阶层与进步派之间的文化裂痕、犹太群体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社群矛盾等持续发酵。特别是在当今美国校园这种“价值密度”高度集中的场域，任何全球性政治摩擦都可能迅速本地化为校园政治冲突。

其三，“去精英化”与“学术自由”的制度博弈将长期持续。此次哈佛危机暴露出保守派长期对自由派主导的精英学术机构的不信任。未来，美国高校将陷入“去精英化”与维护学术自治之间的拉锯战：保守派主张高校反思“自我合法性”，要求透明化政治倾向、人事标准与课程内容；自由派则更加警惕“意识形态问责”侵蚀大学最核心的自治权、研究自由与学术独立性。两方持续尖锐对立，或将导致教师、学者谨言慎行的“寒蝉效应”在学术生态中迅速蔓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截稿于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