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猝死300天后，等不到的赔偿金_风闻

● 作者｜今夕

● 编辑｜局某

58岁的文学明，被困在2024年7月6日这天。他没想到，两年没有回家过年的儿子，再相见时，会躺在殡仪馆的停尸柜中。

他记得，那天和往常并无不同。球厂车间的机器嗡嗡作响，他在按部就班给篮球球胆涂抹胶水。平静的日常，被一通来自南京雨花桥区派出所的电话打破。警察通知他，儿子文泽在出租屋里猝死。

夏季的南京，全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2024年7月5日当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温度可达38℃。文泽是外卖专送骑手，上午十点，他便顶着毒辣的日头上路，直到当天晚上10:56分，才结束了最后一笔外卖订单。

小区监控记录下了他最后的影像：上楼前，他在小卖部买了瓶水。第二天上午九点，站长却发现他趴在宿舍的铁架床上，陷入昏迷。120抢救无效，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

尸检结果为猝死。文学明觉得，既然儿子是在单位宿舍出的事，那么应当被认定为工伤，获得理赔。可没想到，保险公司却以“死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拒绝理赔。

夏季高温，骑手在喝水（图源来自网络）

300多天的时间里，他找过站点，咨询过律师，依然没有多少进展。除了5万元丧葬费外，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1000多万外卖骑手穿行于城市的车水马龙中，每天都有人倒在路上。文泽的案例，只是万千骑手猝死案件理赔中的一例。明明有新职伤和商业保险保障覆盖，但骑手猝死后，却依然无法等来自己的理赔金，问题究竟卡在了哪里？

当一个外卖骑手突然死亡

“为了跑单，我的儿子白白搭了一条命。”文学明不甘心，要为儿子讨个说法。但一个普通父亲的维权路，又谈何容易？

乍一听到儿子文泽的死讯时，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像挨了一记闷棍，有些发懵。

2017年，妻子被查出患有卵巢癌。七年时间，为了治病，不仅花光积蓄，还欠下了二三十万的外债。这些年，文学明的精力几乎都扑在了打工还债上，很少关心儿子的生活。因此，关于儿子这些年在外辗转的轨迹、从事的职业，文学明几乎一无所知。他只大概记得，儿子曾经提到过一个苏州电子厂，后来不知怎么成了外卖骑手。

刚到南京时，文学明只能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他的文化水平本就不高，常年在球厂打工，社会经验也不丰富。在派出所，见到公司的法律代表时，他没什么主意，只是一味地听对方介绍情况。听说儿子有保险，可以理赔时，稍微有些安慰。可具体是什么保险和条款，文学明其实并不清楚。

保险理赔的大前提，是明确清楚名下保单信息。法律知识欠缺、保单信息不明，让很多骑手家属在理赔路上的第一步便被卡住。

漂在异乡的外卖骑手，与故乡亲人渐行渐远，在城市也没有扎下自己的根。当他们猝死，过往便被封存进小小的手机之中。如果家属无法解锁密码，甚至可能永远不清楚骑手名下究竟有哪些保单。

上海律师吴天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事故，当场死亡。父母不知道儿子的手机密码，无法查询保单信息。吴天只能挨个给平安、人保和外卖平台的客服打电话查询，但都一无所获。最终，他联系到保险公司内部有一定级别的理赔经理，还是通过对方的关系，才总算查询到了这位骑手名下的意外险保单。

“遇到这样的情况，别说是一般的家属觉得头疼，就是律师也一样发懵。”

虽然并不清楚儿子的保单信息，但文学明并不觉得理赔会很困难。儿子才30岁，出事前身体一直很健康。他在单位宿舍猝死，当然应该算是工伤。可外卖骑手自由灵活的职业特性，让工伤认定变得更为复杂棘手。

一般来说，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即刻或者48小时内抢救无效身亡的，可以认定为工伤。

然而和传统职业不同，外卖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灵活，难以明确界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比如骑手送完单后，待命时间躺在长椅上，如果此时猝死，便难以确定是否是工作时间。

并且和突发性的交通意外不同，当一个骑手感到身体不适，他并不会立刻发病。这时，外卖骑手可能大多会选择坚持一下找地方，或是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如果此时脑溢血发作去世，这种情况便有可能被视为不在工作岗位，而无法认定为工伤。

现实中随时随地待命接单，

外卖员在公园休息（图源小红书）

考虑到骑手的职业特性，无论是新职伤保险认定还是商业的雇主责任险，都将工作时间进行了一定的延长。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骑手突发疾病猝死，也能够获赔。

文泽的情况有些特殊，谁也说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时间发病的。

派出所的警察告诉文学明，儿子被发现时，脸朝下趴在床上，全身赤裸，连内裤也没有穿。手机没有充电，床头放着的西瓜也未切开。文学明猜测：“他大概一下班回家洗澡，还没来得及穿衣服，人就不行了。”

最有可能清楚当晚情况的，只有和文泽同住的两个舍友。可是当文学明去儿子宿舍整理遗物时，他们早已搬离，人去屋空。他向儿子工作的美团站点求助联系方式，站长却说两人联系不上。“我怀疑他是骗我的，估计是不想给我电话号码。”文学明还曾试着通过儿子的微信联系舍友，但早已被拉黑。

从站点到骑手，不约而同保持着沉默，没有人能告诉他，那个夜晚，文泽究竟发生了什么。

推卸责任的雇主，

隐身消失的平台

儿子猝死的消息，文学明一直瞒着妻子，担心影响癌症治疗。但许久没接到儿子的电话，妻子还是察觉到了古怪。得知真相没几天，妻子便离世了。

没了最后的牵挂，文学明开始关注保险理赔相关的案例，想为儿子的死要个说法。就这样，他找到了黄燕飞——一个专门从事保险拒赔案件的律师。

原本保险拒赔案件只是小众方向，互联网改变了黄燕飞的职业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他，保险拒赔成为了他的主要业务。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接手的骑手拒赔案件有二十多起，而令他感到最为棘手的是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赔付问题。代理的5起雇主责任险理赔中，仅有两起胜诉。

出差赶往异地开庭（图源来自受访者）

到底什么是骑手雇主责任险？想要弄懂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外卖骑手的商业保险种类。

一般来说，外卖骑手相关的商业保险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为意外险、雇主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意外险是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平台为兼职众包骑手购买的，用于保障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伤害时的权益；而雇主责任险则不同，是雇主为全职的专送骑手购买的商业保险。

不同于自由的兼职众包骑手，全职专送骑手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正式合同，每天还要开早会，管理更为严格。为了分散自身劳务风险，外包公司会投保雇主责任险。这样一来，专送骑手如果在工作过程中身故、伤残，或是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保险公司都可以为外包公司承担这笔费用，从而减轻雇主的经济风险。

雇主责任险不仅能帮助配送商降低经营风险，还能给专送骑手增加一份路途上的保障。

然而在实务中，雇主责任险却是理赔难度最大的。因为和意外险不同，骑手和保险公司直接沟通理赔事项，雇主责任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雇主，只有雇主先为骑手的损失买单后，再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而这些第三方外包公司，有可能是空壳皮包公司，他们无力承担赔偿费用，时常推诿责任。因此，要想得到赔偿，骑手家属需要通过工伤认定，来证明雇主应当承担责任。

外卖平台通过服务外包，规避了自身的责任

70多岁的万福深，就被困在这条维权的道路上。从2024年2月到8月的半年时间内，万福深数不清自己给第三方外包公司打过多少电话。

儿子万霖，原本是在安徽跑单的饿了么专送骑手。去年1月28日下午，他在跑单过程中感觉到了身体不适，向站长请假，回家休息。没过一会儿，他在家中突发疾病，送去医院抢救，1月29日凌晨三点多，抢救失败去世。

万福深原本以为儿子的单位是安徽当地的配送站，维权过程中才发现，原来和儿子签订劳务合同的，竟是一家江苏的公司。万福深跑了4次人社局，想给儿子做工伤认定。但人社局采用的依然是传统工伤认定的标准，认为万有霖的情况并不符合工伤。

不得已，万福深只能起诉第三方外包公司，证明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一审胜诉，二审时却又遇到阻力，法官要求先做工伤认定才能判胜诉，而人社局则称需要拿到法院胜诉判决再出具工伤认定。

为了证明身为雇主的第三方外包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万福深感觉自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循环。他打过12345市长热线，去过几十次站点，找过两次江苏的外包公司，但始终求不来一个证明。

靠着层层分包，外卖平台将责任转嫁给第三方。等不到理赔金的300多天里，平台一直完美隐身。

说不清的投保人，

以及默认的“霸王”条款

当全职专送骑手为雇主责任险理赔发愁时，兼职众包骑手也可能一不小心掉入了意外险的理赔困境中。

如果不是去年12月的那场车祸，崔莹依然还沉浸在和丈夫李岩的甜蜜婚姻中。她和丈夫都来自甘肃的一个民族县，是彼此的初恋。高中毕业后，两人走出大山，来到上海打拼。几年后，他们顺利结婚，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30多岁的李岩是美团的众包骑手，绿灯左转弯时，他与一辆汽车相撞。彼此的车速都不快，但李岩没戴头盔，后脑勺着地，随后便陷入昏迷。在医院抢救了3天，最终宣布脑死亡。

肇事的小车司机，欠下了一屁股网贷。买这辆二手车，只花了1万块钱。因此也只买了交强险，没有购买商业险。车祸发生后，只有20万元的赔偿金。此外，他再没有钱赔偿，东拼西凑也只凑到了5000元。

等待庭审的律师（图源：受访者）

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保险赔偿金对这个小家庭来说格外重要。崔莹知道，每天当众包骑手登录APP,都会自动扣除2.5元的团体意外险保费。可是当崔莹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告知她：“因为新职伤保障已经赔付过，所以按照意外险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不再赔付。”

新职伤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范畴，每天2.5元的商业意外险属于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性质不同。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人身保险并不适用损失填补原则。

她的代理律师吴天与保险公司的理赔经理交涉，对方告诉他，类似这样的案子上海目前有三十多起正在排队等待审理。

李岩意外险保单的格式条款（图源：受访者）

崔莹想不明白：如此不合理的“霸王”格式条款，为何保险公司竟也能理直气壮拒赔？

庭审中，保险公司会主张，根据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达成的合作协议，保险公司已经就这些格式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明确告知和说明。作为投保人的外卖平台第三方合作商和保险公司都对此条款明确知晓。

本应和骑手保持利益一致的外卖平台，也在对这些损害骑手权益的条款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某些平台的官方客服，与保险公司统一口径。当新职伤赔付过的骑手，打电话咨询意外险是否能够再次理赔时，会得到明确告知：“新职伤赔付过了，意外险就不再赔付。”

这样的案例，吴天不止一次看到过。“外卖骑手大多来自基层家庭，文化水平不高，听到这样的官方回答，他们也就不再追究，要求理赔。”

明明骑手每天实际支付2.5元意外险保费，但在保单上，投保人是平台合作商。

察觉到平台利用合作商转嫁风险责任，实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采用穿透式审理。通过剖析保险交易架构中的多层商业嵌套，认定实际投保人正是骑手。这样一来，即便保险公司向合作商进行了免责提示告知，但对骑手依然不起效果，条款并不能生效。

当翻看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时，或许有些新的思考。

上诉人中国某甲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提交了投保人某某公司与保险经纪人的往来邮件，证明投保人第三方公司对这份保险合同清楚明白，并且正是在知晓“骑手符合新职伤的情形下，保险人将不再承担保险金给负责任”这一前提下，才得到了保险公司给与的保费下调的优惠，每份意外险保费从1.68元降到了0.7元。

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骑手谢某的意外险投保截图，还是保险公司提交的涉案保单内容，都显示涉案保险保费为2.5元，并不是1.68元或0.7元。

无论原因为何，投保人和骑手是否都已知情，真金白银每天支付2.5元保费的外卖骑手，自身权益却难以得到保障，无疑是最大输家。

结语

1000万生于基层草莽的骑手，他们从来都不只是独自的个体。车水马龙里穿行的孤独身影，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

给妻儿办完后事，文学明的生活依然还在日复一日。球厂车间里，手指接触篮球内胆时，这个很少表达感情的男人，忍不住想起过去。儿子读书一般，但是最喜欢打篮球，一跃而起的投篮里，蕴藏着他曾经的渴望。

40岁的万霖，正值中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这个唯一的儿子离开后，万福深夫妻始终没有走出阴影。一想起儿子和站长的对话，老两口的心就一抽一抽的疼。“他无偿献血了很多年，疫情期间还去做了志愿者，身体一直很健康，可是那天他说他干不动了。”

如果不是为了孙女，儿子或许也会这样苦熬。风里来雨里去，兢兢业业，几乎月月全勤。可去世后，站点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一想起这些，万福深就替孩子感到不公。这份雇主责任险的理赔金，是他想为儿子的命争一个公道，也是为自己的孙女争一个生活保障。

失去支柱的家庭，需要一份支撑。他们苦苦等待的理赔金，不仅关系着父母、妻子、儿子的幸福生活，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因滚滚车轮而飞速运转的平台和雇主，更不应躲在千万骑手的身后漠视，而如何完善劳动者的保障，不用复杂的条款层层”套住“在路上飞驰的骑手，实现让每一个家庭都实现安心劳动，才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受访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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