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小人物”｜对话《长安的荔枝》主创_风闻

“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从五千里外的岭南运新鲜的荔枝，这对长安小吏李善德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200多年后的马伯庸同样在进行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1天内写完一本7万字的小说。

马伯庸凭借着一股难以遏制的“心流”完成了任务，他笔下的李善德凭借着高超的算术和一腔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热血，也完成了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好似成为了《长安的荔枝》书里书外每个人要面临的共同命题，包括拍出剧版《长安的荔枝》。剧版不仅需要与原著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还要在短内容重塑剧集市场的当口下捍卫长内容的价值。

任务的艰难程度取决于剧集市场变化速度。不过，在与导演曹盾的对话中，毒眸（id：DomoreDumou）没有在他身上感到当下长视频创作者普遍存在的内容焦虑，面对那些变化，他始终泰然，坚信长剧的制作逻辑和内容规律。

某种程度上，曹盾的这份执着与故事中的李善德达成了一种默契。岭南到长安的漫漫长途中，李善德一次次更新算术方法设计荔枝运送线路，而在动荡多变的剧集市场里，《长安的荔枝》用丰富的历史细节填补对短平快的焦虑。

弥补遗憾

《长安的荔枝》写完后，马伯庸是有遗憾的。

曹盾透露，受限于篇幅以及其它种种原因的限制，很多内容马伯庸没机会在小说中呈现。

影视开发为故事提供了二次创作的机会，马伯庸抓住了这次机会。“我们只是把他脑子里想过，但是没放进去的东西又挖出来，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呈现出来。”曹盾说道。

将一本只有7万字的短篇小说改编成长剧集，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丰富的“改造”空间。作为剧版的故事顾问，马伯庸在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上，采取了更深入的架构。

原著和剧版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后者添加了一条清晰的朝堂博弈线——左相右相在朝堂之外，明里暗里进行政治力量的抢夺。

这种设置看似偏离了李善德运荔枝主线，实则是将“运荔枝”这个故事的核心矛盾进一步显化了。“运荔枝”本质是官差行为，过程越是艰难，越能体现这件事的荒唐，而荒唐背后折射的是朝堂权力的暗流涌动，更是政治气候的波诡云谲。

马伯庸的小说有着不小的共性，比如它总会有意无意地点明时代背景。《长安十二时辰》发生在天宝三载，那一年安禄山任范阳节度，玄宗将治国权力交给了李林甫，大厦将倾有了预兆。而《长安的荔枝》所描摹的天宝十四载，更是盛唐转衰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代背景更加清晰，主角李善德每一步的境遇也就有了合理性，而想要李善德这个人物的层次更加丰盈，就需要从人物关系入手。

剧版为配合新增的故事线，增加了不少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比如，李善德的小叔子郑平安、胡商商会会长阿弥塔、空浪坊坊主云清等人。

在接受外界采访时，马伯庸提到，多年写作经验让他意识到原著中的人物关系需要一定的平衡。在其过往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人物角色之间会有一定的性格、理想等层面的制衡，比如谨慎的李必和不羁的张小敬、放浪的许愿和克制的药不然等等。那么在《长安的荔枝》里，内向沉闷的李善德身边需要一个人来中和他的气质，市侩的郑平安便应运而生。

这种互补既达成了平衡，也保证了冲突，进一步地说，作为一部带有喜剧底色的作品，人物之间的互动，会因此多了一些幽默趣味。

从未涉猎过喜剧的曹盾就表示，喜剧是很难拍的一种类型，需要创作者有非常深的思考才能呈现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因为《长安的荔枝》小说基础很好，人物很鲜活，所以剧版的幽默得以很顺畅地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新角色的出现也是为了更完整地展现李善德的思想变化。在曹盾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看成是李善德生活中必将经历的一些冒险，“他们都是李善德在运送荔枝的过程中的‘关卡BOSS’。用游戏思维思考这件事，相当于游戏的关卡变多了，就会新增一些‘BOSS’。”

常年在上林署当着九品小官的李善德，对于各种名目的使职没有切实的感受，当他接过“荔枝使”这个职位时，不得不走进更深的官场，不得不踏足长安以外的世界，这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都在补全他对世界的理解。比如，走南闯北的胡商阿弥塔让李善德见到的世界不再只是长安和岭南，而是唐代最为繁盛的丝绸商贸之路。

无论是更为清晰的时代背景，还是更为鲜活的人物群像，这些在丰盈故事主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李善德作为“小人物”的叙事定位。

大历史下的小人物

现如今小人物叙事不算新鲜。小人物的崛起有逆风翻盘的爽感，普世的身份又保证了观众的代入感。

然而，这种叙事放置在历史语境中，却面临一个根本性矛盾：在权力阶层如此严密的环境下，小人物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可信度往往难以兼顾。过分强调小人物的能动性，历史会失真，但完全遵循历史逻辑，小人物的生存空间就会收窄。

有过不少古装剧执导经验的曹盾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古装剧往往会选择架空的方式弥合这种割裂。“如果过于考虑历史、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有的时候就会有些遗憾，用一些架空的手段，可能会更好处理。如果你要真正要拍一个具体的人，那你就得尊重这个人，他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人物空间就会变小，但是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要去给人讲历史知识，历史知识是交给了历史学家去讲的，我们还是讲故事的，要把故事讲好。”

马伯庸并不安于架空的安全区表达，他寻找当下与历史共鸣点，确保小人物生存的可能性不会被宏大的历史叙事吞噬。

《长安的荔枝》中，小吏李善德虽然身有官职，但位卑言轻，这种尴尬的身份，让他会被史书含混地记住，却不会是着墨颇多的关键性人物，历史大事亦有发生在他身上的可能。与此同时，他在职场遇到甩锅无能的同事、趋炎附势的领导等情况，对当下观众而言，合情合理，也有更强的代入感。

将视角对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马伯庸最近几年的一个创作方向，“《长安的荔枝》是从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而来的，大家关心的是妃子笑，是杨贵妃，但几乎没有想过这个荔枝是怎么样运送到长安城的，所以我想从一个基层负责去运送荔枝的唐朝小吏来写唐朝的历史。”马伯庸在“见微”系列作品分享暨读者见面会上提到。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是填补历史的一张张拼图，一件历史大事对于小人物来说意味着什么，往往可以提供给观众理解历史的不同角度。专注于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王笛曾提到，“在历史上，普通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不写普通人，这段历史一定是不完整的，研究微观历史、研究个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写出一个平衡的历史。”

在历史洪流中，小人物对动荡往往有着更清晰的触感，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小说的后记中写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李善德运荔枝的过程，其中有着太多可以延展的艰辛与愁闷。

另一方面，当下观众对传统英雄叙事也产生了审美疲劳，宏大叙事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让观众并不会产生情绪上的波澜，反而会更加迷茫。观众希望寻找小人物的位置，以此回望自己切实的生存境遇。

可以说，《长安的荔枝》是一次“显微镜”式观察，让历史中的小人物不再模糊。

填充细节

历史细节往往是小人物叙事在真实历史环境中立住的根本。

王笛曾说过，“细节能告诉我们宏大叙事所不能告诉的东西。没有细节的话，你觉得历史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我们进入历史的细节，任何一个小小的事件，甚至谈不上事件，都有可能影响历史进程。”

马伯庸的作品向来以细节考究著称。小到地砖尺寸，大到房屋装潢，更不用说市井百态，这些事无巨细的场景描述构成了其笔下世界的真实质感。

然而，在剧集生产越来越讲求效率、讲求快速的今天，过于详实的细节铺设看上去是爆款剧的反面。

面对这重顾虑，曹盾表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叙事效率和细节容量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长剧自有融合之道。

摄影出身的曹盾，在美学置景和镜头语言上有着成熟的操作经验。早在《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规整的长安一百零八坊和张小敬狂咥水盆羊肉就让人印象深刻。同样，《长安的荔枝》里，长安街道的骑驴女客，岭南驿馆的蕉叶热植等场景，都将马伯庸笔下长安、岭南不同的人文展露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细节本身足够有趣，并非废笔，那么它越是玲琅满目，反而越能满足当下观众对于信息密度的高要求。相对于短内容来说，长内容反而还更可以通过翔实的细节来构建一个更完美的幻想空间，令观众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历史空间中。此沉浸感方为长剧优势所在。

在曹盾看来短内容也是当下娱乐形式变化的一种，短内容和长内容都有各自优势。而无论是剧集本身特性也罢，观众喜好变化也罢，好内容终究并不会受到影响，曹盾始终相信观众的审美，“只要你拍得好，拍得认真，把故事讲好，人物挖掘够深，观众会用包容的态度来面对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