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公里 1800 元”，临终老人的 “回家路” 为何如此昂贵？_风闻

“从医院回家，3 公里路，10 多分钟车程，花了 1800 元。” 家住广东省湛江市的张理怎么也想不到，外公临终前的 “落叶归根” 之路，竟成了被宰之路。

2024 年 8 月，因心脏病、肿瘤、器官衰竭等多种老年疾病，张理的外公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走到了弥留之际：身体无意识，靠着吸氧维持着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医生表示已无救治意义，家属决定带老人回家保守治疗。

然而，怎么回家却成了大难题。“绝大多数普通汽车拒载病人，觉得不吉利，怕有麻烦，而且也没有容纳病人躺卧的空间。” 家属请求医院派救护车送外公回家，却被拒绝，医院称救护车不能送病危病人回家。

无奈之下，张理家人联系了医生介绍的私人运营 “救护车”。从外观上看，这辆车和正规救护车几乎一模一样：贴着红色线条、红十字，车顶还有闪烁灯。但车内情况却让他们傻了眼：车上 3 个人，一个司机，另外两人一个穿白大褂，一个穿便服。车内除了一个移动床和氧气袋，再无其他医疗设施和药品。

更让人愤怒的是，这辆 “救护车” 还是个 “价格刺客”。“车迟到了 20 分钟，一见面就说要收 2000 元，我舅舅说距离较近，1000 元行不行。一番讨价还价后，价格定在了 1500 元。” 可到了张理家，车上人掏出付款码，说要收 1800 元。“我们小地方人均月收入才两三千元，但事态紧急，我舅舅也只能无奈接受。”

“病危的人需要回家，医院不安排救护车，只能找外面的‘假救护车’，情况危急，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任人宰割。” 张理无奈地说道。

这种 “任人宰割” 的遭遇并非个例。家住山西临汾的王离也有过类似经历。今年 2 月，身患癌症却已不具备手术条件的父亲，被北京的医生建议送回家。她紧急联系了救护车转运，并告知对方，车上需要配备呼吸机、制氧机和输液泵，协商后价格为 8 元 / 每公里。

“我们当时也没细问是否有别的收费项目，结果车到了之后，一个破被子收费 300 元；路上爸爸发烧，一个冰袋 50 元，用了 6 个收费 300 元；吸痰 6 次，每次 60 元；早餐费 100 元；路上的监护费、氧气费都要单独收钱。” 最后，从北京到山西，800 公里的路程，王离共花费 8400 元。“当时着急也没仔细核对费用，后来才觉得被坑了。”

“公众认知里的救护车，大多是指执行院前急救任务的 120 联网车辆。但在现实中，更多的救护车执行的是医疗服务工作。”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昆专注于急救领域研究多年，据他介绍，我国卫生行业标准将救护车分为两类：一类为院前急救车辆，主要执行医疗急救任务，以现场抢救为主，辅以途中监护治疗，是刻不容缓、分秒必争的 “短平快” 式医疗服务；另一类为非急救医疗转运，主要承担除院前医疗急救以外几乎所有的以救护车为载体的医疗服务，如转运非危重病人，运送器官、血液、标本等，以及服务医疗下乡、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等等。

和院前急救车辆由 120 急救指挥中心统一编号、统一调派不同，非急救医疗转运，没有全国统一的呼叫受理电话号码，由不同体制的公司承接，服务范围没有限制，虽然属地辖区较多，但出市出省甚至出国也屡见不鲜。

事实上，“黑救护车” 乱象大多发生于非急救转运领域。这类 “救护车” 大多由面包车改装而成，外表酷似正规救护车，涂有急救或 “120” 字样，实际多为改装车、套牌车，未经备案却长期盘踞在医院附近，到处张贴散发小广告、小卡片，以低价诱骗患者上车，途中以 “设备使用费”“加急费” 等名义坐地起价，甚至敲诈勒索。

“黑救护车” 大多只配备简易担架和供氧装置，急救设备不符合基本要求，卫生状况堪忧。同时随车人员无行医资质，一旦患者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医疗救护时，随车人员无法提供规范的急救服务，轻则延误病情，重则导致死亡。

“黑救护车” 为何屡禁不止？武秀昆表示，医疗转运市场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除了院前急救外，患者还有大量的非急救医院转运需求，比如危重病人的属地转院和跨区域长途转诊、病人病情缓解后需要转至下级医院继续治疗或疗养康复、临终病人希望维持生命体征回家等等。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准入，正规救护车难以满足这部分需求。我国《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急救中心 (站) 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而且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救护车也明确限制跨市跨省流动。这就导致患者在有非急救转运需求时，往往找不到正规的救护渠道，只能被迫选择 “黑救护车”。

另一方面，“黑救护车” 监管涉及卫生、公安交通管理、道路运输管理、市场等多部门，由于法律和法规不健全，部门监管存在职责不清、监管乏力等问题，长期以来整治效果不佳。正规救护车的设计、医疗设备配置等都有严格的标准，且只有获取资质的医疗机构才有资格申请配置，但现实中，由于相关标准为非强制性规定，且针对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现行法律对违规挂靠、非法改装等行为缺乏具体罚则，导致各地对救护车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民营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甚至允许个人 “挂靠” 救护车运营，车辆实际被司机用去 “拉私活儿”，医院未建立台账或 GPS 监控，导致车辆长期脱管。

要想根治 “黑救护车” 乱象，该从何处发力？武秀昆建议，首先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不断完善法律制度、行业标准，尤其是完善对 “黑救护车” 等问题车辆的查处制度，明确相关责任人员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让执法人员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包括上海、广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已陆续出台关于非急救转运服务的政策和要求，但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规范标准。

其次，要健全全国范围内的跨省联动机制，明确职能部门、联络人和联络方式，一旦发现违法线索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及时移送，互通案件信息，进行快速处置。卫生执法部门发现 “黑救护车” 后，需统一协调处置，将车辆及驾驶员线索移送公安核查，抄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形成监管合力。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大合规救护车的供应，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允许经营主体适当盈利的同时确保救护车能挽救更多的生命。目前，广东、江苏、山东等部分省市正在探索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市场准入机制，对民营资本放开非急救转运市场，一定程度缓解了医疗转运供需不足的矛盾。

“黑救护车” 乱象，不仅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更威胁到了患者的生命安全。治理 “黑救护车” 乱象，不能光打击非法运营行为，还得给老百姓提供更多元、更优质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