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斯克高估了！马斯克的政治实验：科技资本与民粹政治的根本矛盾_风闻

当地时间5月30日，特朗普同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马斯克正式离职，标志着他短暂的“政治实验”落幕。在此之前，马斯克在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7日的专访中坦言，改善华盛顿官僚体系是一场“艰苦战斗”，对联邦政府低效的不满溢于言表。这一事件可以作为美国科技巨头深度介入政治后的现实反思——即便拥有“硅谷明星”和“世界首富”的光环，也难以撼动美国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

DOGE项目失败？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作为特朗普政府“效率改革”的核心抓手，政府效率部（DOGE）在2025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当天，由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高调组建，旨在通过“电锯式”裁员和数字化改造等措施结束“官僚主义的暴政”，根据命令，必须在2026年7月之前完成工作。

马斯克最初声称该项目将实现高达2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后将目标降至1万亿美元，然而截止到马斯克离职，DOGE实质上只实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1700亿美元（该数字被《卫报》等多个媒体质疑存在夸大）。尽管马斯克希望DOGE能够持续运营，但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认为他留下的只是一支“士气低落的联邦劳动力”队伍，难以完成大额削减的目标。

事实上，DOGE一经“出生”就面临着三重致命困境：

1. 法律地位的先天缺陷

该项目完全依赖总统行政令仓促设立，作为非正式联邦机构绕过国会审批程序。这种缺乏立法授权的运作模式直接导致其改革措施面临系统性法律风险——仅针对DOGE行动的诉讼就已超过31起，涵盖不当解雇、缺乏正当程序、侵犯隐私等指控，引发联邦机构间的法律管辖权争议。例如，在DOGE强行解散中央情报局（CIA）DEI部门时，美国地区法官Anthony Trenga支持了19名前DEI员工的诉讼请求，裁定允许这些工人重新分配至其他职位。

2. 执行团队的专业偏差

DOGE成员普遍缺乏行政经验，许多关键岗位由未接触过政治事务的科技界人士担任。据美国《连线》杂志2月份的报道，DOGE团队中的6名成员平均年龄仅22岁、全员科技背景。这些年轻软件工程师虽擅长技术思维，却难以应对联邦机构复杂的法律、安全和公共管理要求。缺乏政治根基也使得该项目迅速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当地时间6月1日，马斯克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成了众矢之的，被当成了所有裁员（无论真假）的“替罪羊”。

3. 核心目标的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政策与DOGE的裁员减支目标形成根本冲突。上周，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215:214的微弱优势惊险过关。据估计，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国债增加逾3.3万亿美元。

5月27日，马斯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开抨击该法案“加剧赤字、削弱DOGE成效”，到6月4日，马斯克变得“无法忍耐”，开始大肆批评该法案及它的投票者并转发了数十条反对法案的推文。到5日，马斯克转发了其支持的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推文，该提案将在赤字超过3%GDP的时候禁止所有在任国会议员连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则表示，尽管已经知道马斯克的立场，特朗普仍然坚持他的支出和税收法案。

马斯克公开批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图源：马斯克个人X账号@elonmusk）

尽管马斯克的商业利益与法案存在直接冲突（该法案削减了电动汽车税收抵免），但这次矛盾也揭示了特朗普政策与DOGE核心目标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一个可能的思考角度是，特朗普的政治利益是否实质上无法支持DOGE大规模的裁员？减税需要财政平衡来支撑，大规模裁员政策则会侵蚀税基。

回归科技赛道：马斯克的战略转向

事实上，在官宣离职之前，马斯克便多次放出将“大幅”减少为特朗普政府工作的消息，这与他面临的严峻的商业现实有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在2025年第一季度遭遇严重业绩滑坡，营收同比下降9%至193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预期的214.5亿美元；每股收益仅为27美分，较市场预期的43美分大幅缩水。更严峻的是，公司净利润暴跌71%，从去年同期的13.9亿美元骤降至4.09亿美元。

特斯拉自美国选举后的股价变化（图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FactSet)）

除了股价波动，前不久还出现了董事会曾联系猎头公司规划CEO继任的传闻，再加上SpaceX的星际飞船在最新测试中于印度洋上空解体，这一连串挫折促使马斯克快速进行战略调整：将重心从政治事务（DOGE项目）全面回归核心业务。据马斯克宣传，他将加速推进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稳定SpaceX发射任务、聚焦xAI人工智能研发，重建市场信心。

在马斯克回归消息传出后，特斯拉市值也从低谷反弹，飙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商业逻辑的胜利在此凸显：当政治博弈损害核心业务时，科技巨头仍需回归本业，马斯克目前宣布的商业规划如表1所示。

表1 马斯克商业规划（来源：作者自制）

“特马联盟”的未来：利益纽带与结构性矛盾

1. 合作基础：短期利益互换

尽管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存在明显张力，但双方仍维持着基于短期利益的政治同盟。这一合作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对特朗普而言，马斯克不仅是其竞选活动中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承诺提供1亿美元政治献金），更是“创新美国”叙事的关键象征。特别是在2024年特朗普遭遇未遂刺杀事件后，马斯克通过X平台的高调声援、巴特勒农场集会造势以及力推万斯等一系列操作，为特朗普的胜选提供了决定性支持。

作为回报，特朗普在多个关键政策领域作出让步，包括在备受争议的H-1B签证问题上转变立场，公开支持马斯克的主张；授权其主导“政府效率部”（DOGE）的政府改革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为安抚马斯克，甚至推迟了OpenAI的中东项目公告并取消与奥特曼一起的公开活动。

这种合作本质上是一场精明的政治交易：特朗普需要科技巨头的资金影响力和创新光环来巩固权力，而马斯克则试图通过政治渠道推进其商业议程。然而，这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同盟关系，由于双方在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上的根本分歧，在以下关键议题上难以统一（见表2）。

表2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核心分歧（来源：作者自制）

2. 联盟前景：利益捆绑下的结构性裂痕

尽管马斯克已正式退出DOGE的日常运作，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未完全断绝。在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斯克与特朗普相处融洽。这位科技巨头强调，自己仍将以“总统顾问”的身份继续提供建议，但不再承担具体行政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巧妙地利用“特殊政府雇员”130天的服务时限规定（自1月20日就职日起算），为自己的退出创造了制度化的“体面台阶”，但据美国时政新闻网站Axios 6月3日的报道，马斯克曾试图在任期结束后继续担任该职务，但最终白宫官员表示，马斯克无法继续担任该职务。

事实上，特朗普2.0时代，马斯克并未公开单独指责过特朗普，这可能源于其政治立场的复杂演变轨迹：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自诩“温和自由派”的疏离姿态，到拜登任期内与拜登政府的彻底决裂——2022年收购推特（后更名为X）并裁撤内容审核团队，使其平台迅速蜕变为保守派舆论阵地，再到如今，在完成政治站队后，马斯克正试图在保持对共和党影响力与维护商业利益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

“特马联盟”作为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权宜结合，可以预期双方因利益捆绑难以决裂——马斯克难以重返民主党阵营，不得不维持与特朗普的表面同盟，尽管马斯克相对于其他硅谷资本的个人色彩比较鲜明，但DOGE项目的失败也暴露出了科技资本与民粹政治的根本性矛盾。这种基因差异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硅谷的加速主义创新逻辑与特朗普的裙带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冲突。硅谷追求技术突破和效率优先，特朗普团队更依赖人际关系网络和短期利益交换，导致双方需求难以匹配。

其二，马斯克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立场同时激怒了民主党建制派与MAGA草根群体，既被自由派批评背离社会进步理念，又被保守派指责脱离基层民众实际诉求，陷入左右为难的舆论困境。

这种结构性矛盾预示着，当商业理性与政治现实持续碰撞时，科技资本难以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中长久生存。马斯克撤退不仅是个体挫败，也揭示了科技巨头参政的困境：在民粹主义时代，资本可以购买政治影响力，却难以改造政治生态的本质规则。

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的产业深度嵌入中美战略竞争核心领域，“特马联盟”的不稳定性可能为中国创造以下机遇：

第一，连接马斯克的商业利益：基于马斯克在中国产业链的深度参与，其商业立场相对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我们应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关系良性发展，并在美国对华政策层面创造更多沟通空间。

第二，聚焦特朗普的交易逻辑：传统科技资本（如OpenAI CEO山姆·阿尔特曼）长期的左翼倾向使其实际上对华敌意深重，合作空间有限，而特朗普的商人特性更灵活务实。我们应绕过意识形态壁垒，利用其“利益优先”思维促成战略性交易。

作者：闫佳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校对：詹蕴第，初审：覃筱靖，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