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何谓“全球南方”？_风闻

作者 / 江时学

大外交智库（GDYT）顾问

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全球南方”已成为一个buzzword。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来说，这可是喜从天降，因为我们多了一个研究领域，多了一个用武之地。

“全球南方”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全球南方”？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以后还能使用“发展中国家”吗？

我敢打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述问题。

虽然没有人能回答上述问题，但还是有必要探究一下“全球南方“这一提法的由来。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被认为是美国人卡尔·欧格莱斯比（Carl Oglesby, 1935年~2011年）发明的。1969年，他在天主教教会出版的《公益》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中说，越南战争是数百年来全球北方 “统治全球南方”的必然结果。 

“全球南方”是否真的由这个美国人发明，尚待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入2023年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全球南方”引起了许多人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术语的“走红”或许与以下三个会议有关：

第一个会议是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度在2023年1月6日举行的“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120个国家应邀参加，中国未获邀请。 

第二个会议是2023年2月19~19日在德国召开的是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一会议的讨论题之一是“重新调整南方与北方合作的罗盘”。

第三个会议是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这一峰会设定了两个议程，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Outreach to the Global South），因此，该峰会邀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会，中国同样未获邀请。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的频繁地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提法，但是，关于它的确切的定义，迄今为止却尚无定论。

曾于1969年至1974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1980年发表了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 该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区分两类国家的线（不完全与纬度吻合）被称作“勃兰特线（Brandt Line）。

从此以后，“南方”、“北方”、“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南北关系”以及“南南合作”等词汇经常性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文献和媒体中。2023年12月12日的谷歌搜索结果显示，global south共有28.3亿条，多于developing countries 的16.8条。

众所周知，冷战爆发后，尤其在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后，“第三世界”这一与美苏争霸息息相关的术语越来越受人关注。

苏联解体后，冷战随之结束，“第三世界”开始淡出学术界和媒体的视野。因此，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全球南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和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描述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其政治经济目标时遇到的困难，接近（但不完全等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用的“第三世界”。他认为，由于“第三世界”不再是一个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意义的概念，因此，“全球南方”能为全球关系的重构提供一种灵感。  

萨瓦·霍赛因（Sarwar Hossain）认为，“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是以种族为中心的贬义词，而“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则是在政治上四平八稳的术语。  安德里·墨特（Andreea Mîrț）认为，“全球南方”就是替代“第三世界”的一个术语。  露西安娜·巴莱斯特林（Luciana Ballestrin）也认为，“全球南方”实际上就是“过时的第三世界的继承者”。  

确实，在国际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南方”视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同义词。例如，例如，豪尔赫·海内（Jorge Heine）认为，因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位于南半球，所以，它们就被称作“南方国家”。

苏联解体前，它们被视为“第三世界”；苏联解体后，“第二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一名称也随之消失。此外，“发达国家”这一名称将西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追求的目标，因此，“全球南方”这一中性的称谓就被用来替代“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和印度地处北半球。 

南方和北方是地理名称。“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是否与地理有关？马莱娜·安吉曼（Marlena Angermann）认为，“南方”和“北方”是根据“勃兰特线”（Brandt Line）划分的。“勃兰特线”的依据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赤道无关。

根据“勃兰特线”，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南半球，因此，“南方国家”就是指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北方国家”就是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确实与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人从国际政治视角探讨“全球南方”的含义。例如，戴娜·弗里曼（Dena Freeman）指出，“发展中国家”、“穷国”、“南方”、“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常常是可以互换的。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常用“发展中国家”、“穷国”以及“南方”，而“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强调的是全球权力关系中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穷国”以及“南方”关注的是其贫困问题、欠发达和落后，那么“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则侧重于全球决策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

此外，“发展中国家”、“穷国”以及“南方”仅仅描述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化，并未指出其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而“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则指出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即全球秩序中权力关系的不公）。他还认为，北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关注经济因素，而南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则更加看重政治因素。 

塞巴斯坦·霍加（Sebastian Hauga）等人也认为,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常被用来指“第三世界”。在“南方”之前加上“全球”这个定义，既是为了强调全球范围内“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富国与穷国的关系、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是为了突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南方行为体”的影响力。

他们还指出，关于“全球南方”的各种定义，既能相互补充，又是相互冲突。他们将这些定义概括为以下三点：（1）“全球南方”就是穷国，或是在世界上被边缘化的国家；（2）“全球南方”是追求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体现的团结精神的前殖民地；（3）“全球南方”并不指某些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反对“北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力量。 

也有人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一视角分析“全球南方”的含义。例如，史密斯·奥多罗-马弗（Smith Oduro-Marfo）认为，“全球南方”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名字，也不是指特定的一组国家或某些地区，而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学特点的比喻。这一比喻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和欠发达，彰显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彰显了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  

法拉维·里拉（Flávio Lira）指出，之所以有必要在“南方”之前加上“全球”，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关于全球化的话语。此外，“全球南方”意味着，世界被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实际上，“全球南方”继承了“第三世界”的含义，因而与万隆会议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以及不加盟运动息息相关。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南方”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现代性不足，但也不能将其视为前殖民地或非现代化国家的同义词。  

应该注意到，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完全否定了“全球南方”这一提法。例如，艾伦·皮提（Alan Beattie）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与事实不符、充满矛盾、甚至可能会助长政治分化的有害的术语，应该被放弃。他说，这一术语的由来可被追溯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但近几年却被用来描述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发达国家”。

而且，“全球南方”字面上说的是“全球”，其实并不包含“全球”，尽管不是南半球的俄罗斯也被放入这一标签。他建议，在公开的讨论中，不要使用这个充满歧视和词不达意的词汇。  汉斯·戴姆布斯基（Hans Dembowski）写道，全球南方是一个令人误入歧途的术语，因为隶属于“全球南方”的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 

迪米特·托什库夫（Dimiter D. Toshkov）认为，“全球南方”的含义不准确，会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这一术语还掩盖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他甚至说，这一术语含有“地理决定论”的意思。因此，“全球南方”是一个糟糕的术语，不要使用它。  

吉米·特海拉·达席尔瓦（Jaime A. Teixeira da Silva）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侮辱性的、歧视性的、甚至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术语，因为它意味着“南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应该符合“北方”设定的标准。此外，有些被视为“全球南方”的国家（如印度），在地理位置上并非地处南半球。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国际上，“全球南方”的英语的写法也不尽相同。有人写Global South, 有人写global south，还有人则写global South；有人加引号，有人不加引号，还有人则仅仅在South上加引号。

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述“全球南方”时，常常从中国视角出发。例如，田文林认为，中国坚守“发展中国家”、明确为“全球南方一员”的身份定位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首先，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时代诉求；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面对相同的经济发展处境；再次，在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处境和利益诉求。  

王友明认为，近年“全球南方”概念热炒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因素。最本质的背后因素是，美西方将此概念进行政治化操弄，意图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队伍中踢出去，并借机拉拢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中国，服务其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  

邢宇也认为，中国未能应邀参加这些会议，或许是有关国家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  而刘德斌、李东琪认为，虽然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南方国家”存在争议，但是，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理论上和现实中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 

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将“全球南方”置于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中。例如，徐秀军、沈陈认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演进的两大特征：“全球”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凸显了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他们还指出，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日益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并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全球南方”是否政治术语？陈积敏、王寅鸽认为，经济属性是界定“全球南方”的重要指标，因此，“全球南方”通常被认为是指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相较于“全球北方”更为贫穷，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

但他们也认为，“全球南方”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主要是指一个包含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国外已发表的关于“全球南方”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文章，虽然使用了“全球南方”这一提法，但它们探讨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几乎所有“全球南方”都可以被替换为“发展中国家”。

例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一个题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影响》报告中，“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近20次，而且，把“全球南方”替换为“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会影响该报告的观点和立场。  在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或文章中，“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同样可以被“发展中国家”替代，其含义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反之亦然。

无怪乎有人甚至直接将developing countries 译为“全球南方”，而非“发展中国家。  

当然，一些学术论文和文章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刻意地使用“全球南方”，毫无学术性和科学性而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全球南方”就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第二，没有中国的“全球南方”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

第三，虽然“发展中国家”这一名称同样缺乏精准的定义，但它的涵盖面是较为明确的，即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未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而“全球南方”这一提法则缺乏明确的定义，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学术上的严肃性。

因此，中国的媒体不必“跟风”，中国的学术研究不必“赶时髦”，中国的外交话语也不必因它而改变。

作者简介

江时学，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顾问委员会委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兼任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主席（2024年—2025年）、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席、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院系联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小岛屿区域国别研究联盟联合理事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中国拉美史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国际学部主任；2004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