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四大行长“批量落马”，撕开金融圈“校友门阀”面纱_风闻

导语：原工行浙江分行行长沈荣勤，中行、建行、农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高强与冯建龙接连落马。

国有四大行分行行长，为何齐齐折戟于浙江？

5月30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信息，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沈荣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沈荣勤是原工商银行（601398.SH）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之外，过去一年余时间里，郭心刚、高强、冯建龙等中国银行（601988.SH）、建设银行（601988.SH）和农业银行（601288.SH）浙江省分行的三位原行长已接连落马。

就在四位行长落马前一年，2023年5月，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后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朱从玖分管浙江省金融工作的时期，上述四位行长也同样身居要职，在任时间高度重合；在已查证的违法违纪事实中，均涉嫌滥用信贷审批权。

这场风暴中，沈荣勤尤为引人注目。

业内人士透露，沈荣勤与朱从玖私交甚笃——朱还曾为沈荣勤出版的书籍《大银行小掌柜》作序。

而沈荣勤的另一重历史，或揭示了浙江金融系统一种隐秘、但影响更为深重的金融腐败网络。

01 “行长制造”

沈荣勤是浙江银行学校（现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下称“浙江银校”）84届毕业生。

沈荣勤之前的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同样是浙江银校校友，还担任过该校校友总会会长。

浙江银校是名副其实的“行长摇篮”。

它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一所央行直属的中专院校，浙江银校起初的使命，是为浙江省及周边地区的银行系统培养基础金融人才。

据2020年的官方信息介绍，彼时浙江银校已为全国金融机构输送了6万余名经济金融人才，约占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

令人瞩目的是，在浙江银校的历届校友中，担任各级各类行长者超过5000人，近百名校友成为省级分行及以上领导。

沈荣勤所在的84届毕业生中，不仅产生过证监会高层，还有多家全国股份制银行董事长、行长等一众重量级人物。这些校友，在全国金融系统核心机构迄今仍占据重要位置。

令人遗憾的是，浙江银校的校友圈中，也出现了多位涉嫌腐败的金融系统高管。

例如，原农业银行副行长楼文龙、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倪贤孟等人，均因涉嫌腐败问题而被调查。

其中，楼文龙之妻吴晓敏亦从该校出身，曾任国信证券（002736.SZ）投行部总经理。

这些落马高管的案例，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类似这样的金融校友圈，既是人才输送的管道，也形成了一些腐败的网络。

02 校友“门阀”

浙江银校校友圈之所以能在金融系统中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与其独特的地域就业闭环，以及金融行业的特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内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长期旺盛。大量浙江银校毕业生选择本地就业，深度渗透至各大银行、信托、财税及监管体系，构建出以浙江为核心的本地校友金融圈。

在这个圈层中，早期毕业生通过基层岗位积累逐步升迁至银行高层，再反过来提携后辈，形成了“地域－院校－职位”的封闭通道。

以工行为例，浙江省分行曾连续多年由84届浙江银校校友掌舵，其内部“传帮带”文化尤为典型。

1995年，浙江银校正式成立校友总会，并迅速在全省11个地市铺设网络。这一组织原本旨在校友联络，促进学生就业。

校友网络的紧密联系，为金融行业高度依赖人脉、信任机制的运行模式提供了天然支撑。

然而，当多位重量级校友跻身权力高位，校友会的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异化为小圈子内的“资源配置平台”。

动辄数亿的信贷项目，靠熟人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操作风险，是业界惯例。

但在地方金融圈，这种人脉机制被过度放大，且表现得更为集中。一旦规则失守，就极易演化为“关系腐败”的隐形链条。

在浙江省，地方金融权力高度集中，银行系统的核心决策权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与此同时，浙江银校的校友圈几乎涵盖了整个浙江省的金融系统，使得不正当的利益交换愈加容易发生。

正因为其毕业生基数庞大，总有部分人能跻身领导层。这些领导再“提携”后辈，从而形成牢固的“金融门阀”。

类似浙江银校构建方式的地方金融院校，在中国造就了庞大的校友金融生态。

例如，已落马的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即是河南银行学校77届校友。与浙江银行学校84届类似，仅在河南银行学校这一届校友中，就涌现了40余位省级分行行长。

随着越来越多校友进入金融系统的核心位置，属地“关系型”校友网络，又产生了新的层级链接，乃至向上逐级“联动”。

03 升级的圈子

浙江几大行的行长在任时的共同点之一，便是与原“金融副省长”朱从玖关系密切。

朱从玖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85届（下称“五道口85届”）毕业生。

学术期刊《经济管理》的一项研究表明，校友之间的专业差异和年龄差异越小，校友关系的作用越明显。而校友间的关系越紧密，其腐败的风险越高。

巧合的是，“五道口85届”也是“高危批次”之一：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原人保集团（601319.SH）董事长罗熹等人，皆出身该届。他们之中，有人落马获刑，有人被免职。

“五道口85届”校友朱从玖与浙江银校校友圈一线地方的直管权力结合，形成了更为复杂的金融腐败结构。

过度依赖人情与校友关系的权力运作机制下，制度和规则被边缘化、监管形式化、流程形式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要打破这种“校友－权力－资本”循环，必须推动金融机构从“关系型”向“规则型”的转型。

例如，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强化信贷审批和投资流程的规范性，淡化血缘、地缘、乃至校缘，对金融决策的干预。

金融行业本质上应是一套规则驱动、信任至上的市场体系。只有在制度治理中重建信任，中国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摆脱隐秘网络的羁绊，走向稳健、透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