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南洋路：马、新、印尼华人的百年身份求索_风闻

百年前，我们的先辈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漂洋过海，来到被后人称为“南洋”的东南亚。他们在马来亚的橡胶园和锡矿、在新加坡的港口、在印尼的市集中辛勤耕耘，落地生根。然而，这片土地并非总是风和日丽。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些华人社群如何在急剧变化的政治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与重塑？让我们一同走进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探寻那段鲜为人知的华人身份认同之路。

一、马来西亚：在多元与单元间的平衡探索

马来西亚的华人故事，与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英国殖民时期，华人因经济需求大量涌入，逐渐在商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而马来社群则更多参与政治和行政管理。这种“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无形中划下了族群间社会分工的界限。华文教育在华人社群内部顽强发展，成为传承文化的重要纽带，但也一度被殖民政府视为传播外部政治影响的潜在渠道而受到关注和限制。

《幼稚读本·看图识字》第四册，1937年

日本占领时期，华人因积极抵抗而遭受严酷对待，许多华人参与了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这一时期的苦难，一方面强化了华人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产生了更深的归属感。然而，战后初期的混乱，以及随后因特定政治思潮引发的“紧急状态”（1948-1960），使得华人社群的处境变得复杂。官方将当时的社会动荡与华人社群中的某些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华人新村计划的推行，便是为了将华人居民点与当时的武装抵抗力量隔离开来。

紧急状态时的华人新村

马来亚独立后，联盟政府继承了殖民时期的一些治理思路。对华文教育的规范、对特定政治活动的限制仍在持续。例如，《拉萨报告书》和《拉曼达利报告书》等教育政策的出台，主张以马来语为国语，推动国民教育体系的整合，引发了华社对华文教育前途的忧虑和一系列的和平请愿活动。政府往往将这些活动解读为受到外部不良政治势力影响。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成为一个沉痛的转折点。这场因选举后族群情绪激化引发的骚乱，促使政府开始深刻反思国家政策。

五一三事件

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旨在通过扶持马来族群及其他原住民来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经济结构，以期达致更平衡的财富分配。同时，“国家文化政策”则强调以马来文化为核心构建国家认同。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对非马来族群的文化空间和发展机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限制。即便在主要的武装冲突平息后，官方对特定政治活动（如左翼政党、学运）的警惕依然存在，并常常将其与过去的“安全威胁”论述联系起来。例如，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的活动就曾被指责为传播不良政治思想的工具。

历史的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下来。内部安全法令在一段时期内仍被用来应对被认为是“安全威胁”的个人或团体。华人社团，如董教总以及一些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在争取文化和教育权益时，有时仍会感受到源于历史的压力和不信任。1999年的“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就曾一度被当时的领导人指责为挑战国家基本原则的“极端”行为。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就是在这种多元与单元、族群诉求与国家建构的持续互动和张力中，艰难而坚定地向前迈进。

1999年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时期报纸

二、新加坡：从左翼风潮到高效治理下的身份整合

新加坡华人的身份故事，则在另一条独特的轨道上展开。作为英国重要的贸易港口，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并迅速成为华人占多数的社会。与马来亚相似，华人社群内部也存在“峇峇娘惹”和“新客”之分，前者更融入殖民地生活并接受英文教育，后者则与中国保持着更紧密的文化联系，重视华文教育。华校自办，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堡垒。中日战争期间，本地华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其中亦有左翼政治力量的参与。

战后英国重返，新加坡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这一时期，反殖民浪潮和左翼政治思潮在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校生和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在工会和学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与左翼力量合作，成立了“马来亚民主同盟”，争取本地自治。紧急状态的宣布，使得任何反殖或左翼的政治活动都容易被贴上“亲特定政治派别”的标签。1954年的“华惹事件”（《Fajar》杂志因刊登反殖文章被控煽动）和反对国民服役的学潮，都显示了当时华校学生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反殖情绪。这些运动催生了“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李光耀曾是其法律顾问。

《Fajar》杂志封面

由大卫·马绍尔领导的劳动阵线政府（1955-1959）上台后，面临着严峻的左翼运动挑战。政府认为当时的左翼工会和学生组织受到不良政治势力的渗透和操控，试图通过“统一战线”策略影响政局。著名的“福利巴士工潮”便是这一时期劳工与学生运动结合的体现。

福利巴士工潮事件

政府为此取缔了包括"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在内的多个组织，并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内部很快也出现了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英文教育背景的温和派与华文教育背景的左翼之间的分歧，尤其在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问题上。1961年，人民行动党左翼力量出走，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

这本名为《斗争路线学习专集》的“学习手册”由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中央宣传出版委员会出版

此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将社阵及其关联的工会、学生组织（特别是南洋大学学生）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指责其受外部不良政治势力操控，反对合并。1963年的“冷藏行动”便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左翼政治人物进行大规模拘捕。

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从创办之初就承载了华社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但也因其浓厚的华文背景和学生活动，被政府视为潜在的“问题中心”。政府通过《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等推动南大改制，强调其应为所有新加坡人服务，并加强英文和马来文教学。

这些改革引发了南大学生的抗议，但最终在政府的强力推行下，南大逐步转型，最终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1965年新马分家后，新加坡独立建国。人民行动党政府确立了以英文为主要行政和工作语言，各族群母语并存的双语政策。这一政策以及后续的“讲华语运动”（旨在统一华人内部方言，推广华语），在国家建设和国民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客观上使得华文教育和方言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即便在主要的左翼政治力量式微之后，新加坡政府依然对任何被视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保持高度警惕。70年代，一些华文报社（如《南洋商报》）的负责人因被指“美化特定政治立场”、“挑拨沙文主义情绪”而遭拘捕。1987年的“光谱行动”中，一批包括天主教神职人员、律师和专业人士在内的社会活动家，被指控参与“马克思主义阴谋”，意图颠覆国家。这显示了早期形成的“安全”框架如何被用于应对新的社会挑战和异议声音，内部安全法也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工具。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便是在这样一个强调国家安全、高效治理和国民整合的环境中，逐步演变和塑造的。

三、印度尼西亚：从整合的尝试到同化的迷途

与前两国不同，印尼华人在数量上始终是少数，其身份认同之路也更为崎岖。荷兰殖民时期，华人移民在印尼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商业和贸易领域，这部分是殖民者“分而治之”策略的结果。华人社群内部同样存在“土生”与“新客”之分，以及不同的政治倾向。20世纪初，受中国国内政治变革和殖民地歧视政策的刺激，印尼华人也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如成立“中华会馆”推广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然而，荷兰殖民政府对华人的高度歧视性政策（如通行证制度、居住区隔离等），以及华人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使得华人与蓬勃发展的印尼原住民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隔阂。

烈港的中华会馆华文学校 摄于1914年

印尼独立革命期间（1945-1949），华人因被部分原住民怀疑与荷兰殖民者合作而遭受暴力攻击。为求自保，华人在荷兰殖民当局默许下成立了“保安队”，但这反而加剧了原住民的疑虑和敌意，认为这是华人武装对抗印尼独立的表现。

苏加诺执政初期（20世纪50年代），政府对华人的政策基调是“整合”。然而，华人社群内部因对中国政局（北京或台北）的认同差异而存在分裂。同时，印尼政府对华人，特别是“外侨”华人的政治忠诚抱有疑虑，认为他们可能受到中国大陆政治宣传的影响，成为传播特定政治思潮的工具。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紧移民政策、限制华文书刊进口和传播、加强对华校的管理，并禁止印尼籍华裔学生就读“外侨”学校。 以萧玉灿为代表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张华人作为印尼的一个民族融入主流社会，同时保留其族裔文化特性。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争取华人权益，解决国籍问题。

萧玉灿

但他们的主张与另一派主张华人应彻底“同化”、放弃华人文化特征的“民族建设指导会”形成对立。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加诺推行“有领导的民主”，印尼政治急剧左转，与中国结盟。印尼国籍协商会因其左翼倾向而与苏加诺及印尼共产党关系密切，而民族建设指导会则得到军方右翼势力的支持。华人问题因此被卷入印尼国内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尽管如此，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经济政策依然存在，如1959年禁止外侨华人在农村经商的“第十号总统令”，不仅影响了外侨华人，也波及了许多印尼籍华人，并引发了中印之间的外交风波。

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成为印尼历史的又一分水岭。苏哈托领导的军方迅速将事件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数十万被认为是印尼共产党党员或同情者的人遭到屠杀。华人虽然不是这次清洗的主要目标，但因印尼国籍协商会等组织被指与印尼共产党有关联，以及中国政府被指责介入事件，华人再次成为政治风暴的中心。

1966年10月从印尼撤离到中国的侨民

苏哈托建立“新秩序”政权后，对华人推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强制同化政策。官方系统性地致力于消除华人的文化身份标记：禁止使用华文、关闭华校和华人社团、强迫华人更改印尼姓名、限制华人宗教习俗和节庆活动公开举行，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带有贬义的“Cina (Tjina)”一词称呼华人。与此同时，在经济上，苏哈托政权与部分华人企业家建立了特殊的庇护关系，这虽然造就了少数华人巨富，但也加剧了普通原住民对华人整体经济优势地位的负面观感和不满。

1998年，苏哈托政权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大规模社会抗议中倒台，期间再次爆发了针对华人的严重暴力骚乱。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废除了大部分歧视性法律法规，华人文化出现复兴迹象，华人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这一现象被称为“再中国化”。 然而，长达数十年的同化政策和反华宣传留下的烙印难以轻易抹去。社会上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如富有、排外、不忠诚、过度影响经济政治等）依然存在。近年来，随着印尼国内保守伊斯兰势力抬头以及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过去那种将“华人”与“特定政治威胁”相联系的论调，在某些政治场合和选举中再度浮现。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依然需要在历史的阴影与未来的期盼中继续探索。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是一部充满艰辛、调适与坚韧的史诗。他们在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机遇中，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叩问。从最初的“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再到成为所在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南洋华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风雨兼程中守护着族群的薪火，也在不断追寻和塑造着属于自己的多元身份。他们的故事，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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