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哈佛的冲突：3亿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分裂_风闻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呐喊 抗议 博士帽

近期，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冲突持续升级，宣布取消哈佛招收国际生的资格，要求6800名国际生72小时内立即转学。哈佛就此向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

5月29日，联邦法院召开听证会。但戏剧性的是，就在听证会召开之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发布了一封信，给了哈佛30天的宽限期，哈佛可以在一个月内对政府撤销该认证的决定提出质疑。特朗普本人也改口说，哈佛可以保留15%的国际学生比例。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联邦法官艾莉森·伯罗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计划发布初步禁令，禁止特朗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撤销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认证。她强调：“我确实认为需要发布命令。它不需要过于严厉，但我希望确保现状不变。”

虽然这场冲突又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一个烂尾事件，但这场冲突的背后，已不仅仅是一些具体政策的分歧，实质上是美国右派与左派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

这种路线之争，正在严重割裂美国的社会共识。

缘由

去年初美国多家高校爆发学生抗议活动，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

｜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现场

特朗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团体指责学生运动为“反犹主义”，因此要“整顿”相关大学，要求这些学校打击反犹主义、限制国际学生、取消DEI政策。

特朗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联邦政府提供给大学的科研拨款。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个投降的，但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选择了强硬对抗。

特朗普政府冻结了对哈佛大学26亿美元的研究拨款，涉及多年的合同。哈佛大学来自政府的研发拨款，根据公开资料，能查询到的最新数据是2022年的，这个数字是6.9亿美元；哈佛2024年整体收入为65亿美元、整体开支为64亿美元。可见政府研发拨款对哈佛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哈佛随即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联邦政府，要求恢复拨款。

上周特朗普政府干脆暂停了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要求6800名现有国际学生转学。根据估算，国际学生每年会给哈佛贡献超过3亿美元的学费。哈佛再次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法官随即发布临时限制令，要求在正式听证会前“维持现状”。

最终输赢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社会正处于一场深刻且持续的文化与政治转型中。这种分裂不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国人对“国家”“权利”“自由”乃至“真理”的理解。

结合我在美国的亲身观察，以及与左右阵营人士的长期交流，这场意识形态的撕裂可归纳为三组核心矛盾。

全球主义 vs. 民族主义

我曾与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诉我，哈佛希望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而这个“天下”，并非仅指美国，而是全球。这种全球视角在其他顶尖大学与文理学院中也同样普遍，它们不自视为职业培训机构，而是自诩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

全球主义者主张，美国对全球负有道义责任，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自由贸易、环保合作与跨国交流。民族主义者则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强调主权独立、反对开放边界与“全球义务”。

哈佛代表着全球主义的象征：欢迎国际学生、支持跨国研究、推动环保协定、倡导多文化融合；其背后则是以科技巨头、金融资本与跨国企业为依托的全球精英网络。

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则体现在退出跨国协议（如TPP、巴黎气候协定）、筑边境墙、限制外籍劳动力与海外学生、增加对进口商品的关税等举措中。

这并非特朗普的个人执念，而是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广泛共识：美国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头”，获益者是外国与精英，被牺牲的是本国工人。

自由主义 vs. 保守主义

由此可见，双方的基本盘如下：

自由主义者：大学教授与学生、少数族裔（非裔、拉丁裔、亚裔）、LGBTQ+群体、文化产业从业者（主流媒体与好莱坞）、跨国公司高管、科技行业精英、华尔街金融从业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如硅谷与纽约）；

保守主义者：以白人为主的传统中产、农业家庭、“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退伍军人、枪械拥护者与执法人员等。

自由派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高校与科技行业，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国际化经验、流动性高；而保守派则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南部、乡村与传统产业区，更关心国家安全、本地就业与身份认同。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多元平等、社会正义与政府责任，尤其在性别认同、环保、族群平权等议题上推进迅速；而保守主义坚守宗教信仰、传统家庭结构、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反对堕胎、跨性别政策、身份政治等自由派议程。

这场文化战争不只在立法层面，更渗透到教育、企业文化、传媒舆论与日常生活中。例如哈佛支持“多元文化课程”与“身份政治”，特朗普则批评其为“左翼洗脑”，破坏社会凝聚力与传统价值观。

精英主义 vs. 民粹主义

美国传统上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掌握资源与话语权。常春藤名校、华尔街、智库与主流媒体构成了“知识统治”的结构。

而特朗普的崛起是一次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这种结构。他将“普通人”的愤怒转化为政治动能，猛烈攻击哈佛等机构为“脱离现实的精英堡垒”，指责其垄断文化解释权与公共道德标准。

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乡村福音派信徒、蓝领工人、被AI与自动化冲击的劳动者等，在社交媒体与右翼播客中获得了替代性的“认同共同体”。

这也导致信息生态的极化：自由派依赖《纽约时报》、CNN等媒体，保守派则拥抱福克斯新闻、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双方在“事实”上的共识越来越少。

每一场白宫记者会几乎都成为这种冲突的缩影——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与主流媒体激烈交锋，而来自自媒体的新锐记者却频频与其笑语晏晏。

左派日渐式微，但不会被打倒

民主党内部也在反思：为什么主流媒体、大学、科技界几乎都是自由派阵营，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却选择相信对方？

答案或许在于“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顿以来，自由派在全球化中获利巨大，地位持续上升，奥巴马时期达到顶峰，却也逐渐脱离基层民众，过度强调DEI、“性别多元”、身份政治，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价值共识。

这些倾向激发了保守派的强烈反扑，也推动中间派选民流向共和党——这正是特朗普两度胜选的深层原因。

2024年大选，特朗普在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在西裔选民中达46%，提高了14个百分点，均为历史新高；即便是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非裔选民中，特朗普也获得了13%的支持，比上次提升5个百分点。

从我接触的华裔社群来看，特朗普的支持者明显增加，主要原因是对加州民主党推行的极端DEI政策感到愤怒：性别划分上百种、未成年人可在家长不知情下选择变性、流浪汉与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却背负沉重税负。

但美国的宪政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平衡机制，它并非鼓励“一方彻底胜出”，而是通过博弈与制衡实现共存与迭代。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实则是构成美国国家精神的两大支柱：

保守派是美国秩序与传统的骨架；

自由派则是美国灵魂中的理想与多元。

两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赖。一方代表自我奋斗与国家主权，一方则象征平等、公义与全球责任。

在这场巨变中，无论哈佛能否守住捐款与学生，特朗普是否再次胜利，这个国家终究不会被撕裂，而是继续在分歧中前行，在冲突中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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