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美国对中国的五大共识，以及“非共识”部分_风闻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528

作者之前已经撰写文章《大乱之中寻找逻辑：美国的真正政治共识》、《两个“太阳系”：后特朗普时代，美国视野下的全球秩序》，介绍了在特朗普个人之外，特朗普政府团队、华盛顿两党政客、美国朝野对未来国际秩序上的一些大的共识，即各方都大致同意的内容。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华盛顿两党及朝野针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共识。请注意：我们要重点考虑共识部分，因为共识部分更有可能转变为具体政策。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五大共识

以下是美国华盛顿两党、不同政治派别及阵营、民间社会对中国的五大共识。

共识1：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实力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 

中国是近代历史上实力最为接近美国的国家，在军事、经济、科技上都是美国的空前竞争对手，实力超过当年的苏联，与美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军事上，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全面且可持续，背后有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科技能力支持，其增长速度和全面性令华盛顿担忧。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已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超越美国，包括海军规模、高超音速武器、反舰弹道导弹、反卫星技术、无人机集群等。 

经济上，中国GDP已达美国的70%左右，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连续9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合关系，这些都使得美国对中国存在互利和依赖关系，美国很难在不造成巨大自伤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简单的遏制策略。 

科技方面，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导者之一，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创新速度和规模令人瞩目；高等教育体系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数倍，许多领域的科学论文发表也已超过美国；中国科技创新已从跟随转向“并跑”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 

尽管还有人主张中国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崩溃（“中国崩溃论”），但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力空前接近美国，是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所遇到过的最有力竞争者。翻看美国的外交政策评论和智库报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分析。这类分析早已成为美国驱动政治、制定政策的动能。

共识2：中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

有许多人将中国称为对美国的存在威胁，认为中国最终会影响美国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Way of Life）。如何理解呢？认为中国要成为新的全球霸主，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进犯美国，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制度么？确实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但真正的共识在于： 

1.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最终，美国将不再“一家独大”，丧失全球霸主的地位。

2.美国丧失霸主地位，势必丧失因霸主带来的特权地位，例如削弱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主导力和影响力，进而影响美国在各个领域（军事、经济、科技等）利益。

3.中国本身的制度、文化、历史、文明对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正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原因。具体包括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务实、灵活的政策制定理念与调整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特殊的“共生”关系；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数千年积淀的社会伦理传统等。这些制度优势使得“中国模式”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构建的美国作为唯一成功模式（“美国例外”）的叙事的终结。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其他国家制度、价值、生活方式等“软实力”影响力的削弱。

4.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影响其他国家、相对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还会输入美国本土，即，未来不是中国更多地效仿美国，而是美国更多地效仿中国——借鉴中国的模式、制度、政策和实践。西方还出现了一种以中国发展模式为内核的未来想象体系——“中国未来主义”（Sinofuturism），特征是国家主导的技术跃进、政治实验、东方文明复兴等，挑战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叙事。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担心中国最终影响和改变美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确立了中国的实力及挑战之后，接下来，是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和威胁的共识。

共识3、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削弱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实质重于形式，因此，具体用什么概念或标签（如“战略脱钩”、“去风险”等）并不重要，而要穿透表象看本质。

美国存在共识的核心诉求有两个：

一是在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在所有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大国博弈、影响力地位的战略性行业，构建一套独立于中国的产业体系，即从原材料、能源、关键技术、生产设备、生产流程、产成品的生产等，均做到不依赖中国，要构建一套在中国之外的完整供应链。所涉及的关键产业包括关键矿产资源、清洁能源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先进制造（无人机、机器人等包含在内）、生物医药与公共卫生等。

美国的“非共识”部分主要在于，是否要将这些产业/供应链带回美国本土（顺便复兴美国制造业），还是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友邻外包”？我们看到，从先进芯片制造（主要由台积电在台湾生产），到苹果iPhone的制造，美国国内都有明显分歧）。

二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以此削弱中国制约美国地缘战略的能力，强化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这个诉求本质上就是“脱钩”逻辑——减少双方的经济依存度，但未必指向特定产业，但在落地时，往往可能带有“非对称性”（即扶持美国利益、打压中国利益），以及选择从敏感的战略产业下手。

具体方向，包括：

贸易：减少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减少中美贸易额及中国对美顺差、减少对华贸易额占美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等）；限制美国对华提供的服务贸易（涉及技术竞争、产业政策、安全等领域的服务；娱乐、文化等意识形态输出领域可能除外；在教育/留学领域有较大争议）；

投资：减少美国和中国的双向投资，一是限制中国投资于美国，二是限制美国投资于中国。投资方面必然和行业属性密切相关，即看相关行业或标的是否涉及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中长期看，美国可能还希望减少美债对中国的依赖——尽管落实起来很困难。华盛顿和民间也希望看到美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削弱其为维护在华利益进行政治游说的动力。  

共识4、设法限制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和追赶

美国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中保持优势，就需要在关键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保持优势，一方面要求美国在相关领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设法限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追赶。

而美国要做到后一点，无非两种手段。 

一是被动防御，即避免向中国的相关领域输送资源，包括经验、技术、人才及资本；二是主动出击，对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和实体进行打击，例如纳入各种实体清单，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在实践中，被动防御和主动出击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很难清晰界定。 

基于这个共识，对于很多未来趋势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切断企业的商业和技术联系。在相关领域，美国企业与中国实体的合作将受到日趋严格的审视和限制。因为美国担心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最终都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向中方转移关键技术和能力，或者赋能中国实体的发展。这里要考虑到华盛顿和民间对大型跨国公司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企业完全是逐利的，不会考虑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为了获得中国市场，不惜让渡美国技术。基于此，除了现有的政策和框架外（主要是技术出口管制），中长期看，美国有可能出台更多的立法和政策，而美国相关领域企业在华投资（例如设立研发中心）、以任何形式共享技术、在华培养人才，或者聘请中国籍员工等，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审视、同样，中国对美国关键领域企业的投资，只要超出纯财务投资的范畴，也会遭到严格限制，因为美国担心中方把投资作为“后门”，获取商业及技术机密。

——切断金融和资本层面的联系（金融脱钩）。除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的关键产业，最重要的是限制美国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扶持。这里也要考虑，华盛顿民间对于华尔街一直高度怀疑，认为金融资本完全是逐利的，从来不会考虑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最终也只能靠政府出台立法和政策。而相关的精神以及落地的方向已经充分反映在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n First Investment Policy）里。中长期趋势是金融脱钩：在相关的战略产业领域，美国资本不投资中国的企业和项目；美国证券市场不给中国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其目的，当然是限制中国企业发展。

——切断学术和科研层面的联系（学术脱钩）。伴随中美科技竞争的升级，可以预计将有越来越多专业和领域被美国设定为具有战略属性，由此，将限制相关领域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访问，限制相关领域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及合作；限制中国籍人士在美国关键产业及技术领域担任职务等。 

那么，以上，涉及哪些产业和技术领域呢？《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列出的关键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等，且明确后续会根据产业和技术发展，不断拓展和外延。可以预想，未来，一切可能影响中美竞争格局的前沿科技领域都会被纳入限制范畴。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竞争格局日趋激烈的环境之下，关键领域的脱钩只可能进一步加速。 

至于“反向操作”是否被允许，在美国并无共识。所谓“反向操作”，即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从事研发和生产，将关键领域的技术带到美国。对于这个问题，特朗普是支持的，但不同政党、政客之间有较大分歧。民间的接受度更高，因为中国投资毕竟可以带来就业，美国没什么损失。但这个内容，更多的是中国政府需要关注和操心的事情。

共识5、在敏感领域脱钩，非敏感领域保持联系

无论是建制派/精英主义的拜登政府，还是民粹右翼的特朗普政府（包括里面的贸易鹰派），美方都会强调，中美的所谓“脱钩”，最多只是“战略性的”（strategic decoupling），但美国“无意寻求和中国的全面脱钩”。 

这里，“战略脱钩”和“全面脱钩”是否矛盾？回答是：并不矛盾。首先，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全面脱钩几乎不可能实现，也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说白了就是没有必要。由此，美国政策界提出了"战略性脱钩"的概念，强调在关键领域和敏感技术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同时在其他领域维持正常的经贸往来。这一概念得到了两党的广泛认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

最终，“战略脱钩”落在三个方面：

一是减少美国经济对中国的整体依赖度（实际上，中国也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两国都在走多元化的方向）。 

二是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利益及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敏感领域、战略领域，减少乃至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实现脱钩。

三是在所有“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这里可以进一步拆解为： 

1）中国出口到美国，不涉及美国安全及战略利害的所有“非敏感领域”商品——从圣诞树，拉布布，到一般制造业产品。这些商品由中国制造，可能是美国品牌，也可能是中国品牌，或者是第三国品牌。美国朝野当然都希望有更多的产业能够回流到美国本土，但除了特朗普政府里的少数极端贸易鹰派以外，大多人知道，劳动密集型、依赖大规模供应链体系的制造业不太可能系统性地迁回美国本土。美国人为了购买价格便宜的商品，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离不开全球化的供应链。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产业已经外包到海外，那么是否在中国生产还是在越南或墨西哥生产并不重要，只看一个条件，即在哪里生产效率最高，产品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这是一个经济现实。

2）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度销售额高达5,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额超过900亿美元（顺差200多亿美元）。涉及行业包括消费品和零售（从苹果、星巴克到耐克）、汽车制造（如通用、福特、特斯拉）、工业和制造业（如通用电气、霍尼韦尔）、医疗健康：（如强生、辉瑞等）、金融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等。这些行业——特别是庞大的消费品行业——大多数属于“非敏感领域”，美国政府允许乃至鼓励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与中国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毕竟美国从中获取了极大的商业利益，并且对中国施加了文化影响力。核心问题在于，这部分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都被美国企业与资本赚走，而没有分给美国老百姓（“分赃不均”），加重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所以，美国朝野也乐见有更多的产品能够回到美国本土生产，但这也要让位于经济现实。

本文旨在讨论美国的对华共识。这里总结一下，如果说，在敏感领域和中国“战略脱钩”是美国的共识，则在“非敏感领域”保持和中国经贸往来也是一个共识，获得一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支持，也是政客必须接受的经济现实。

“脱钩风险系数框架”

在“战略脱钩”或“选择性脱钩”的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后续会如何发展，对各行各业会有什么影响？

为了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风险调整系数框架，从0到1评估不同行业面临的脱钩风险：0表示无风险（不受脱钩影响），1表示高风险（面临较大的脱钩风险）。 

评估标准建立主要考虑：

1）国家安全敏感度（与国防、安全相关程度）

2）技术先进性（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

3）数据敏感性（涉及的数据类型和重要性）

4）供应链关键性（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5）政策关注度（政府政策对该行业的关注度）。

中美发生经济往来的产业或产品，都落在这个“谱系”中间的某个位置（介于0和1之间）

不同行业的脱钩风险系数是不同的，而基于以上标准，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的脱钩风险进行大致的评估和预判（评估为双向的，既针对美国企业，也针对中国企业）

高风险行业（接近1）：半导体和集成电路（0.95）、人工智能（0.95）、量子计算（0.90）、军工和国防相关产业（0.95）、航空航天（0.85）、先进通信技术（0.85）

中风险行业（0.5左右）：电动汽车（0.60）、生物医药（0.55）、高端制造设备（0.65）、新能源技术（0.50）、金融服务（0.45）、云计算和数据中心（0.70）

低风险行业（接近0）：消费品和零售（0.10）、农产品（0.15）、传统制造业（0.20）、文化娱乐产品（0.30）、旅游和酒店服务（0.05）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风险系数越高（越接近1），则中长期脱钩风险越大，经贸往来会缩减越多；反之，风险系数越低（越接近0），则中长期的脱钩风险影响会越少。 

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项是联网数据和人工智能——一个产品如果能够联网，吸收数据，并搭载人工智能，则风险系数将显著提升。这里要特别考虑人工智能。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能够输入数据、输出内容。而要看到，提示词本身就是敏感数据（提问本身能够透露大量信息）；而输出内容则与信息主权及意识形态相关，都涉及敏感领域。举例：如果电动车是联网、捕捉数据、可以搭载人工智能的，则风险系数将大幅上调到“高风险行业”。

同理，只要涉及内容，与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及信息主权发生联系，则风险系数会极速提高。最明显的领域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可以将TikTok和Shein、Temu进行比较。显然，TikTok涉及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信息主权，风险系数远高于作为电商的Shein和Temu）。 

以上风险调整系数是示意性的，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各个行业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判断一下自己的风险调整系数。 

当然，在大的方向上有共识，也并不代表在具体操作上都有共识。举例，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维持经济联系？虽然共识是在敏感领域脱钩，非敏感领域维持联系，总体降低美国经济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但涉及到具体到程度、深度、广度，就有分歧了——一些人主张更大的脱钩以保障国家安全，另一些人则强调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和全面脱钩的巨大成本。这样的讨论和博弈还将持续进行。

二、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的“非共识”部分

所谓对华政策的“非共识”部分——即存在争议、分歧、面临政治与政策博弈的部分。

非共识部分：

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属性，到底是一个“文明国家”（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体（美国的镜像）。这一分歧从根本上影响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例如，中国是否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延续？因为苏联实际上是美国的“镜像”，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军事、经济、科技、制度、意识形态竞争及制霸）；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争当新的全球霸主，还是只希望推翻美国的霸主地位，支持多极秩序；中国到底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秩序的颠覆者，以及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否真的构成对美国的“存在威胁”（而非一般意义的影响和挑战）。

针对中国，美国应该以消极防御为主，还是更多的采取主动进攻姿态，遏制中国的发展。包括美国是否应该做出努力，尝试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制度和价值（“和平演变”），还是应该完全放弃；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可中国在区域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范围；美国是否应该守护所谓的“第一岛链”，希望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美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与中国的联系，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台湾到底是否应当被纳入美国供应链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抑或台湾对于美国来说的风险始终太大？

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里包括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应然，即美国是否应当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包括直接战争及代理战争；实然，即按照地缘政治自然推演，中美最终是否会爆发军事冲突。 

美国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一些制度、政策、发展模式，还是应该与中国模式势不两立，全力防止中国制度、价值观、模式、政策对美国的影响、渗透和“倒灌”。

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籍及华裔人才。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文明、文化、政府与政治形态，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个体？是否应该防止中国籍人士对美国的“社会性”渗透？

和共识领域一样，非共识领域，也将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我们理解和应对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