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否被高估了？_风闻

在日本眼里，唐朝比你想像的还要强大得多。

日本刚刚出版的《天智天皇的日本》 一书里，作者中村修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考证，提出一项观点：日本曾作为战败国向大唐降服，实行唐的律法，甚至被逼迁都，并准备接受唐朝驻军。

这部大作写了几百页，大致就为了说清一件事：大唐你牛逼，咱日本给您跪了行不？

通过这本书，结合国内的研究状况，我认为白村江之战背后的意义被人们远远低估了，这实际上是东亚两个朝贡体系阵营之间的战略决战。

对于日本来说，唐朝出兵朝鲜半岛，打击高句丽，平灭百济，与新罗一起镇压日本支持的百济复国运动，不啻于一场东北亚的“世界大战”。

长期以来，中国是东北亚朝贡体系的老大，半岛三国和附近的靺鞨、奚、契丹各强部都向中原王朝称藩进贡甘心做属臣。而日本仗着孤悬大陆之外，又好斗而力强，竟然也摆起天朝上国的谱，用军事、政治手段迫使百济、高句丽、新罗向日本朝廷称臣进贡，拜倒在“天皇”的脚下。建立了另一个朝贡圈。

然而，新罗改为依附大唐。公元648年，新罗女王送王子于唐，做为人质；次年，又号令全国官民一律“易服”，改穿唐朝的服饰，第三年，采用大唐年号，并全面照搬唐的律令礼乐体制，取得大唐的保护。当时侵掠新罗最猖狂的，就是日本的盟友百济。结果唐朝一出手，立国快700年的百济，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被灭了；多年后，唐兵又扫平更强大的高句丽。日本为了维持自己的小天朝体系，鼎力支持百济复国势力，不知天高地厚的抗衡唐军；结果陆上交手，日军被孙仁师的7000山东兵打得稀里哗啦；紧接着白村江一战，日本主力大军数万人在大唐一支运粮偏师手里遭受毁灭性打击，声势浩大的百济复国势力也从此覆灭，驻留加林城的日军被迫跟着投降。日本长期以来苦心构建的这套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烟消云散。

这对日本形同晴天霹雳。

几个世纪以来，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从来只有日本欺负别人，却没挨过谁的打，更不要说被一边倒的摁在上摩擦。何况百济虽小，却是日本的文化上邦，某种程度上，堪称日本的启蒙老师，甚至是塑造者。日本高端文明和技术人才主要依赖百济输入，论人口数量，百济也接近日本。

可转眼之间啥都没了，国际活动的空间被限死，只剩日本茕茕孑立，自身难保，该何去何从呢？是放下身段，和新罗他们一样，加入大唐主导的“国际大家庭”呢？还是继续顽抗？

显然，在大唐的威势之下，日本绝无顽抗的胆。

然而世事无常，谁能料到，曾经的死敌新罗，却悄悄然对大唐有了异心。

原来，新罗为帮助大唐征讨百济、高句丽，倾尽财力牛马，冒着风雪为唐军运粮。光是帮助苏定方围攻平壤，新罗就拿出26000石粮食、动员2000多车辆为唐兵搞后勤，还向唐将们贴心的另送白银、名贵药材、细布；可是唐军吃饱了，新罗自己却“路上逢雪，人马死尽，百不一归”，代价巨大。

代价如此之大，大唐却并没有恩准新罗瓜分百济、高句丽领土的意思。相反，大唐只想构建他的国际新秩序，以防止新罗坐大。唐廷打算扶持百济王室中的亲唐份子，建立新政权，复兴百济，然后从半岛撤兵。这一手，正是所谓的“离岸制衡”策略，帝国不再投入资源，却能确保半岛不会一家独大，且各方势力都有求于大唐。

新罗的气愤不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罗打死也不愿看到为仇几百年的百济死而复生，更不要说它对百济这块富庶肥沃的地盘垂涎欲滴。而且，新罗敢生异心，在于他知道大唐在西边有了麻烦－－－巨大的吐蕃帝国崛起了。

就在白村江大破倭奴之战的4年前，吐蕃已然在乌海（今青海东日措那湖附近）向唐军发动突袭，尽管以八万之众败给区区一千多唐兵，副首相达延莽布支也被打死，但国力日盛的吐蕃挑战大唐的势头却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大唐在西域的安西四镇，偌大的地方，繁荣的四大绿洲文明中心，唐朝派去的驻军仅仅只有“五百行人”，面对近在咫尺的吐蕃，显然岌岌可危。

唐朝的战场，实在太多！

自太宗文皇帝上位到唐高宗初政，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大唐征服了二十多个国家、强族，扫灭了百万敌军，上百个民族和无比广袤的疆域匍匐在大唐的脚下。然而遗憾的是，大唐的人口增长远远跟不上胜利的脚步，只有300多万户人口的帝国，人力资源紧张到极限。

特别是现在，一个空前的强敌吐蕃崛起了，大唐必须将有限资源集中到西线；哪还顾得上孤悬海外的百济驻军？

驻济唐军本来就人少，质量还非常堪忧－－－帝国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人力了，分配的是最劣质的兵源：大多是些被强抓甚至诱骗来的乡村老弱，这些人，依赖大唐高效的将官团队的指挥，虽说打了不少胜仗，但时间一久，他们大多无心效力，只想潜逃还乡。

这区区1万的驻军，既要控制百济的二百座城镇，镇抚百万遗民。对外，北有高句丽，东有居心叵测的盟友新罗；南边要应对野心勃勃的前百济宗主国日本，而新罗日本正在加紧勾结，一旦联兵反唐，后果不堪设想，可谓杀机四伏。

记得我览及此处，每每为这支驻军捏把汗。

所以，百济镇将刘仁愿，和政治家出身的刘仁轨，决定利用白村江大战余威未散，趁着新罗日本尚未固盟，趁热打铁的恐吓日本、威胁日本，逼它投降称藩，打消它对唐属朝鲜地区的野望，这是唯一出路。

这对力量单薄的百济唐军当局来说，不啻于一场赌博，一场危险的心理战。

在白村江战后的次年，二刘在计议之后，派出郭务悰率领一支武装使团“访日”，在日本的国门口一驻七个月之久，气氛咄咄逼人。 日本嘴上很硬，以郭务悰并非唐朝国使，只是驻军使节为由，拒绝他入朝，但内心却吓得举国惶惶，不惜代价，在西部的筑紫国等地大修防御工事和烽火台，又在本州岛构筑了长门、屋岛和高安山三条防线。

刘仁轨的外交攻势也得到了唐廷的支持。

郭务悰使日的次年，唐高宗正酝酿一次立威盛典，举行隆重的泰山封禅仪式，召集各国首领、使节前来膜拜，以孤立高句丽、吐蕃。

所以，大唐中央又正式委刘德高以天子使节的身份率团赴日，这实际上是极限施加，如同最后通牒，因为日本要是连大唐朝廷的国使都拒见，后果将是什么？

意味深长的是，唐廷还将日本派来的一批遣唐使和留学生进行降格对待，示之以威。

当天朝使节降临时，日本小朝廷果然吓得膝盖骨发软，小九九早抛到九宵云外，不得不屈服，甘心做藩属。要知道，当大唐的藩属国可不光是动动嘴，得有一系列实际行动的。

比如，按中村修也书中的举证剖析，日本根据唐的命令，先要被迫迁都，从奈良盆地的飞鸟京迁到琵琶湖畔的近江，以削弱日本的中央集权，限制其朝廷对其国内的控制；在日本境内颁行大唐的一系列律令；由日本派出王室一级成员去泰山以属国身份参加高宗封禅典礼，对唐皇行三跪九叩之礼，正式臣服，成为大唐的东亚政治秩序下的一员小弟。

有意思的是，中村修也这一观点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锲合，中国学者马云超发现，随着刘德高到访日本，日本朝廷于当年10月在玄菟郡进行了一次大阅兵，阅兵之后，日本朝廷取消了原有历法，改为颁布大唐的历法：麟德历。又派出一大批皇室权贵，即“大首望数十人将入朝谒”，朝见中国天子。另外，日本称臣一事，在中国西安出土的碑文《祢军墓志》中得到佐证，祢军，是百济贵族，百济亡国时向唐兵投降，为大唐效力，混得很吃香。此番被唐廷任命为访日的副使，目睹了刘德高逼使日本“千秋僭帝，一旦称臣”。

可是，日本一时臣服了，驻百济唐军的处境却越来越严峻。

公元668年秋，唐军灭亡高句丽。

唇亡齿寒之下，新罗与日本悄悄恢复了外交关系。

公元670年4月，吐蕃大举发难，攻陷西域依附于大唐的羁縻十八州。

同年6月，高句丽余众在新罗支持下反唐。

8月，大唐向吐蕃发动战略攻势，以薛仁贵率五万唐军深入青藏高原，却因为高原反应，加上副将的骚操作，大败于大非川，唐蕃百年较量拉开帷幕。

唐廷从而加速对百济的羁縻化进程，加速撤军进程。

自从苏定方扫平百济以来，唐兵已占领了10年之久，唐廷对他们也并不放心，怀疑都督刘仁愿有割据海外的企图，给他找了个北上夹击高句丽不力的罪名，将他召回并流放到姚州。同时推行“济人治济”，加紧组建百济新政权，驻军锐减。

新罗趁机向百济新政府发难，又直接出兵去高句丽与唐兵对刚，双方从暗斗升级为热战。

唐罗关系急剧反转，那么刚刚臣服的日本是否会生变数？如果继续撤兵，大唐在半岛多年的成果将化为乌有。大唐构建的东亚政治秩序将不复存在。

公元671年，两难之下的唐廷终于下了决心，先搞定东线！

以武力为后盾，对新罗、日本同时进行战略威慑。

首先，在东北组成四万多人的汉蕃联合兵团，从高句丽方向痛击新罗；一边又将薛仁贵派到百济，重新主持局面。薛仁贵致书新罗王金法敏，恩威并施，而对日本，更是放了大招。

在明知日本天智“天皇”已生病多月，诸王子为继承权明争暗斗的情况下，驻济唐军却偏偏选中这个敏感时刻，组建了多达二千人、47艘舰船的武装使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突然闯入日本，在对马岛海岸强驻。

而且，武装示威团的一把手，不是别人，正是郭务悰！

郭务悰上次被日本朝廷坚拒过，算是结下了梁子。大唐派谁不好？偏要选这个有过结的家伙？什么时候来不好，非要挑这个时候上门？ 上次大唐正式的国使刘德高也才带了200人，这次却偏生派来2000人？谁知道这2000人的背后，是不是跟着更多的唐兵…….？

这一系列的用意，怎能不让日本脊梁冒汗！

据中村修也在书中的说法，郭务悰一行气势汹汹，果真摆出武力控制日本的架式。他们以宗主国使者的派头，命令日本朝廷在国内大规模修筑高句丽、百济式样的山城，以此做为将来驻日唐军（筑紫都督府）配套的烽火台体系工程。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驻济唐军甚至派员深入日本，进行全面的户口调查，督促日本官府征收赋税、资源，筹措动工经费，以尽快完成朝鲜山城工程。

在高压、屈辱的受逼中，天智“天皇”很快一命呜呼，日本没了国主，王子之间又互不服气，内乱是迟早的事，这是唐朝故意把日本搞废了。日本自然也顺从的接受了大唐所有条件，威慑效力达到顶点；

郭务悰又把日本朝廷的国库几乎榨空，满载着财物，扬帆西归，让日本自己乱去吧！

果然，第二年日本就爆发了浩大的“壬申之乱”。

消除了日本的潜在威胁，唐廷专力对付新罗。

公元674年，唐廷出兵狠狠教训新罗，特意以刘仁轨挂帅，就是因为刘仁轨当年在百济的阅历，既熟悉新罗的情况，同时又令日本胆寒。刘仁轨连战连胜，最终新罗王被迫重新向大唐认罪、进贡。

大唐在西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只用少量资源，就避免了两线作战，成为东北亚最后的赢家。

既然大唐主导的东北亚秩序无人再敢挑战，也就放心在半岛实施了撤退战略，默认新罗吃下百济旧地，还将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内迁到辽东，从此新罗一心归服大唐，成为忠实的小弟。无形中，又使新罗和日本彼此牵制。

对日军事、政治较量，更是圆满的划上句号。

然而，大唐的雄略与强势，让今天的日本学者依然意犹未尽。

当代日本历史研究界还有个颇有影响的“古田学派”，以古田武彦为宗师，这一学派提出更惊人之论：日本“天皇”在白村江之战中作了唐兵的俘虏，并且被刘仁轨带到中国，与被俘的高句丽王、百济国王以及“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等诸国酋长”，“各率护从”一起参加了当年在泰山举办的盛大的唐高宗封禅大典。

并且认为，这位被俘“天皇”（即高市“天皇”）在多年后，在郭务悰的二千人的武装使团护送下，回到日本，弄死了当时正生病的天智“天皇”。随后借助一名豪族的力量，联手推行改革，特别是推行唐朝的文化、律法、制度，还娶了那个豪族的妹妹。然而多年后，那个豪门羽翼丰满，发动政变，杀了高市，自居为“天武天皇”，隐去高市的历史，并篡改了他的年龄。

按日本《正仓院文书》留下的线索，公元696年之前的日本历史文献，不知何因，一件都未能留存下来。现存日本最早的文献，就是《正仓院文书》保留的一道公元702年的“天皇”旨令“亡命山泽，挟藏禁书，百日不首，复罪如初”。那么是什么禁书，让当权者如此顾忌恐惧？以致对前代文书的毁灭，比秦始皇焚书还厉害还彻底？

总之，在大唐的兵威阴影之下，日本学者认为本国曾有过这么一段讳莫如深，扑朔迷离，越来越有点恐怖迷案的诡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