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的“考研名师”：还没毕业，我教龄5年_风闻

　　上半年，随着国考、省考以及 2025 年研究生复试的落幕，得知结果的考生们和即将步入 “考海” 的应届考生们，纷纷投入到接下来的备考中。

　　根据数据显示，2025 年省考的参与人数超过 400 万，计划招录 16.6 万人；研究生考试则有 388 万人参与，计划招生 87.22 万人。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为了提升 “上岸” 的几率、减少 “走弯路” 的概率，许多考生选择通过培训机构来提升自己。

　　如今，年轻人习惯通过机构补习来提升 “成功” 的几率，这似乎已成为一种 “潜规则”。

　　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以及渴望通过 “学习” 获得确定性的焦虑，正在蔓延到各个领域，催生了培训热潮。

　　随之而来的是，考研、考公、出国留学、教师资格证等各类考试中培训机构扎堆涌现。

　　然而，当机构扎堆、培训市场变得极其不透明时，师资力量便成为考生们选择机构学习的重要考量因素。

　　为了吸引年轻人，如今的培训机构更像是一个 “MCN” 机构，正批量制造着一个个所谓的 “名师”。

　　本期显微故事，就将走进 “造师” 行业。以下是关于这个行业的真实故事：

　　文 | 杨佳

　　编辑 | 卓然

　　“我今年 6 月才本科毕业，但在对外介绍时，我是一名教龄 5 年的名师。”22 岁的杨子雯说道。

　　杨子雯目前在国内一所著名外国语大学读大四，将于 6 月毕业。除了外交部遴选、考编、考研、留学等少数选择外，她所在专业的大部分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是进入培训机构担任教师。

　　杨子雯也不例外。通过学长学姐们的牵线，她进入了一家本土知名的出国培训培训机构，从事英语培训工作。

　　尽管杨子雯通过了专八考试，但作为刚入行的新老师，她年纪轻，既没有生源也没有知名度。用机构的话说，“家长不会接受一个毫无经验的青瓜蛋子”。

　　为了尽快获得 “排课”，她接受了机构的包装：被包装成一名教龄 5 年的老师，并且在 “上” 一家机构做到了金牌水平。

　　为了让杨子雯看起来不那么像 “眼神清澈的大学生”，机构还特意安排她拍摄了商务形象照。穿上小西装后，“立马就有了那么回事”。

　　“虽然我的教龄是假的，但我的学历是真实的，专业也对口。” 杨子雯以此安慰自己。

　　毕竟，她还见过学历造假的情况 —— 对方明明是一名知名大学下属二级学院的毕业生，持有语文教师资格证，却摇身一变成了名校出身的英语授课老师。

　　此外，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是国外知名大学硕士、博士毕业的，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出国读过书。

　　通过 PS 造假成绩、制作伪造网站展示虚假成绩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闹出过 GMAT 714 分（GMAT 分数为整十）的笑话。

　　林笑在选择考研培训班时，也遇到过 “离谱” 的 “名师”。对方号称从业 10 多年，成功带过上百位学生 “上岸”。

　　林笑花上万元报名了对方的全程指导班，却发现对方提供的录播课程内容质量低下，对许多专业知识也不甚了解。

　　等她想要退费维权时，一位比她高几届的学姐才告诉她：“之前考研教培行业的门槛并不高，很多都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才进入这行的。” 言下之意，不少所谓的 “名师” 只是从业时间久，并不一定优秀。

　　同样，在考公领域，流水线制造的 “名师” 也层出不穷。

　　“很多老师会用‘考不过退款’来吸引学生，然后筛选高分考生，等对方考完后就称是自己带出来的，和当年一些学校‘掐尖’模式差不多。” 汪琳介绍，她曾在一家二线城市的考公机构工作，见过行业内许多 “名师” 诞生的过程。

　　汪琳解释，考公涉及的 “行测” 和 “申论” 两门课程，入门相对容易，但考出高分比较难。

　　只要做过足够的题目、背下话术，“就能显得有两把刷子”。

　　因此，不少机构会从网上寻找相关资料，总结成配套话术，让这些所谓的 “老师” 背诵。

　　或者，以 “招聘” 名义，吸引一些高分但未 “上岸” 的学生来应聘，通过笔套取对方的答题思路，然后包装成自己的答题思路，教授给学生。

　　如果有学生成功 “上岸”，那么这位老师就坐实了 “名师” 头衔，成为来年的摇钱树；如果没有学生 “上岸”，就重复上述步骤。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汪琳曾见过一个老师的宣传海报，上面列举了这位老师多次参加国考、省考的单科成绩，结果一查证，国考成绩比全国单科最高分还高。

　　“总之，你能想到的任何与考试有关的培训机构，都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名师’制造产业链。” 汪琳说。

　　虽然培训机构盛产 “名师” 早已不是秘密，但如此流水线式的 “造师” 模式，还是让杨子雯感到震惊。

　　“甚至，只要口齿清晰，看上去说得头头是道，就有可能被包装成资深老师，甚至名师。” 杨子雯说。

　　实际上，这股 “造师” 热潮是由市场需求和培训机构的盈利模式共同推动的。

　　“如今‘上岸热’‘考证热’，决定了这些领域非常赚钱。” 汪琳解释道，正是这股热潮催生了如此多的培训机构。

　　在她所在的二线城市，以前只有零星几家考公、考研培训机构，现在却出现了整栋楼都是考试培训机构的 “培训楼”，“一眼望去，密密麻麻都是各个培训机构的牌子”。

　　有时候，汪琳走在一些年轻租户较多的小区，抬头就能看到培训机构的招牌。

　　与 K12 培训相比，考公、考研、考证等领域既没有 “双减” 政策的限制，也没有像 “教师资格证” 那样的严格从业门槛和监管要求，收费更是极其不透明，没有统一标准。

　　这种情况下，“只要有老师租个场地就能开班”，导致机构数量激增，竞争也愈发激烈。”

　　培训机构的主要营收来自课时费。因此，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机构必须有足够的 “吸引点” 来吸引学员付费，甚至为一些昂贵的课程买单，才能维持运转。

　　“对于那些想要利用应届生身份上岸、考证，或者赶在 35 岁之前上岸的考生来说，费用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他们背后的家长有付费能力，愿意为他们买单。

　　而此时能吸引他们的办学实力、上岸率，又与师资资源紧密相关。” 汪琳说。

　　因此，为了吸引学生，机构一直热衷于包装老师的履历。“履历同时也决定了老师的身价和课程是否畅销。” 杨子雯说。

　　她刚进入培训机构时，作为一个 “生瓜蛋子”，没有学生和家长愿意报她的课。

　　但当她被包装成教龄 5 年的 “杨老师” 后，课时费涨到了 500 元，“还有很多家长排着队买我的 1 对 1 课程”。

　　“好老师” 才是招生的金字招牌。因此，机构批量炮制资深老师已不是秘密。然而，如今不少机构开始 “饭圈化”，这让杨子雯有些咋舌。

　　但汪琳却不觉得意外。在她看来，这是规模机构为了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

　　在汪琳看来，现在网课资源丰富，大家能轻易获取的资料越来越多，各个机构的课程研发也趋于同质化，不存在什么知识壁垒。

　　再加上一些小机构通过挖大机构的老师、借鉴其课程内容来降低成本，以低价分流大机构的生意。

　　因此，规模机构想要留住学生，除了依靠自身的名声、宣传、课程内容、“上岸率” 和喜报外，还必须通过销售教辅、推出不可替代的名师来吸引学生，开拓多元化的营收渠道，同时通过 “名师” 来与其他机构区隔开来。

　　“这个模式和 MCN 机构很像。当产品同质化后，网络上代表流量的头部主播、名师才是公司最核心的资产。那些名师参与的教辅，更像是名师的‘周边’。有了名师的噱头，课程和资料才更容易卖出去。” 汪琳说。

　　但和 MCN 机构一样，机构的资源过度集中在名师身上，也会带来困境。许多名师会反过来 “绑架” 机构，甚至另立山头。

　　为了缓解这种困境，不少上了规模的机构会像 MCN 机构一样，试图通过批量制造名师的方式来储备人才，分担成本。

　　“可以说，炮制‘名师’，对于当下机构招生以及机构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汪琳说。

　　为了坐稳 “名师” 的位置，很多机构会专门围绕 “名师” 建立一支团队，不断营销 “名师”、增加其曝光度，甚至通过 “作假” 的方式来维持 “名师” 的名头。

　　比如，在今年考研英语中，何凯文被曝出通过修改成绩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另一位名师 “田静” 则被扒出学历作假，且疑似因分数太低而未公开分数。

　　“实际上，那些老师的水平很难一直保持他们营销出来的水平。” 杨子雯说。

　　她曾观察过一些 “名师” 的成果，并尝试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结果我发现光是上课、备课就耗尽了精力，如果真像很多‘名师’所说的，还要筹备新课、带课、直播、拍短视频，甚至参与编书…… 那我只能减少自己在专业上钻研的时间。”

　　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许多 “名师” 更像是名气的保证，而不是课程内容的保证。“可能他们研发的课程内容，就是我们这些新人做的，只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换汤不换药地改个说法。” 杨子雯说。

　　有时候，她也需要参与自己机构推出的 “名师” 部分工作，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变成对方的授课经验，然后形成新的课包推出去。

　　“不同的考试，发展到现在，能授课的内容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汪琳说。但每年为了让新一批学生愿意付费，背后的运营团队都会号称自己更新了资料。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年不同领域都有 “名师” 不同程度的 “翻车” 事件，比如被网友批课程内容太水、讲述的技巧并不实用，甚至许多考公老师被诟病 “自己都上不了岸”。

　　毕竟，作为活跃在互联网上的 “名师”，他们更主要的工作是曝光，而不是教书。

　　尽管 “名师” 屡屡 “翻车”，但不少人依旧活跃在台前，继续推荐自己的课程。究其原因，培养一个 “名师” 成本太高、难度太大，而 “名师” 的收益又太高，机构不舍得放弃。

　　“培养新‘名师’的难度不亚于培养一个能够带货的主播，或者一个商务价值极高的流量明星。” 汪琳说。

　　加上这些考试不像 K12 培训那样，定期都有小考、月考，往往一年才有 1 - 2 次考试机会，到第二年时，新一批学生早已淡忘了老师的 “翻车” 事件，因此这些老师总是继续活跃在台前。

　　另一方面，不少 “名师” 也害怕在互联网上被遗忘。

　　“现在出现了很多教育博主、职场博主，他们本身就毕业于名校，极其善于学习，有过成功‘上岸’的经验，对于那些‘名师’来说，是巨大的冲击。” 

　　本着 “黑红也是红” 的心态，不少 “名师” 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许多老师不停下来沉淀一下。” 杨子雯耸了耸肩，“停不下来的。” 

　　对于机构来说，营收是悬在头上的利剑，他们没有时间让这些老师喘息，“毕竟这些老师扛着机构的营收。”

　　就像杨子雯被迫接受成为教龄 5 年的老师一样，“都是为了工作”。

　　在这场 “造师” 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或许是那些 “眼睛还明亮” 的学生，他们付出真金白银和时间，换来的或许是一场不如并不如自己的人在告诉自己 “如何成功”。

　　“但是不要怪我，虽然我对外每小时收 500 元，但实际上分给我的只有 80 元。” 杨子雯强调，“我只是个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