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神病”成为暴力的遮羞布：是谁在玷污医学与法律的尊严？_风闻

2025年5月，成都27岁女子王某某在家门口被残忍杀害的案件即将开庭。凶手梁某某随身携带刀具、多次滋扰住户，却在案发后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从“敲门试探”到“持刀刺击十刀”的连贯作案轨迹，与鉴定报告中“精神异常”的结论形成刺眼反差。

这起案件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精神病”标签被滥用的现实困境——当医学概念沦为逃避刑罚的工具，当“精神异常”成为暴力犯罪的免责符，我们该如何守护法律的公平与人性的底线？一、“主动精神病”：犯罪者的精准伪装术

在成都案中，梁某某的行为充满矛盾：

预谋性：2023年8月因滋扰住户被警方警告后，仍长期携带刀具在小区活动；2023年10月首次敲门试探，案发前再次以吐口水、挑衅方式引被害人开门。

逻辑性：面对保安质问时，能以“哪条法律禁止敲门”反驳；审讯中辩称“租房看房”“正当防卫”，试图构建行为合理性。

隐蔽性：案发时衣着整洁、举止正常，连被害人母亲都称其“看着不像精神病人”，却在鉴定中被认定为“发病期作案”。这种“清醒作案、发病背锅”的模式，正是“主动精神病”现象的典型缩影。据《中国法医学杂志》2024年统计，近三年涉及精神鉴定的刑事案件中，23%的被告人在作案前后表现出明确动机，17%存在多次预谋行为，但最终仍被认定为“限制或无刑事责任能力”。当鉴定标准依赖主观描述而非客观医学指标，当“精神分裂症”成为万能解释，法律的威慑力正在被系统性消解。

二、“被精神病”：权力阴影下的无声迫害

与“主动装病”相对的，是弱势群体被强行贴上“精神病”标签的悲剧。2024年天津胡某案中，女子因举报丈夫重婚，被婆家联合警方以“精神异常”为由强制送医，医院仅凭单方面陈述便出具“偏执性精神障碍”诊断，甚至未通知家属。这种“被精神病”现象，本质是利用医学标签剥夺公民自由的暴力——

程序漏洞：根据《精神卫生法》，强制送医需经监护人同意或司法审查，但现实中“先送医后补手续”已成常态。

利益驱动：部分机构将精神科床位与财政补贴挂钩，2025年某省曝光的精神病院骗保案中，竟有医院为“冲业绩”收治健康人。

社会偏见：“精神病人=危险分子”的刻板印象，使得公众对“被精神病”事件警惕性不足，甚至默认“送医即合理”。三、制度困局：医学模糊性与法律滞后性的双重绞杀

精神病鉴定的争议，根源在于两大矛盾：

1. 医学标准的不确定性

目前国内精神鉴定仍以“症状观察+病史询问”为主，缺乏如基因检测、脑电波分析等客观证据。成都案中，梁某某“长期独居、婚恋失败”的社会背景，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诱因”，但同类经历者在人群中并不罕见，何以成为定罪依据？

2. 法律逻辑的断裂带

《刑法》第18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发病期免责”，但医学上并无“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概念。这种法律术语与医学事实的错位，导致部分犯罪者被错误归类。如2025年廊坊幼师遇害案，凶手作案后冷静清理现场，却因“既往病史”被认定为“无责任能力”，引发舆论哗然。

3. 监督机制的缺位

现行鉴定多由司法机关委托单一机构完成，缺乏第三方复核。成都案中，梁某某的鉴定报告由凶手家属委托机构出具，被害人亲属直至庭审前才知晓结果，程序公正性遭质疑。四、破局之路：让医学回归医学，让法律回归法律

1. 建立跨学科鉴定体系

重大案件需由精神科医生、法医、心理学家组成至少三人专家组，引入脑科学检测、行为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减少主观判断偏差。参考德国“司法鉴定人黑名单”制度，对虚假鉴定者终身禁业。2. 强化司法实质审查

强制医疗必须经过公开听证，允许被害人亲属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如2025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的“精神鉴定争议案件陪审员需包含医学背景人员”，应加速落地。

3. 完善事前预防机制

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监护档案，由基层组织、医疗机构、家属三方联动管理。成都案中，梁某某长期滋扰住户却未被纳入管控，暴露出社区随访制度的失灵，需通过智慧安防、邻里报告等方式填补漏洞。

结语

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必须保护，但这绝不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当成都母亲王女士在女儿墓前誓言“讨回公道”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悲痛，更是对法治公信力的叩问。医学的温度，不该成为纵容恶行的借口；法律的慈悲，必须建立在真相与正义的基础上。唯有让鉴定程序更透明、让权力监督更刚性，才能避免“精神病”成为撕裂社会信任的伤口，让每个公民都能在阳光下安全呼吸。

（本文案例均来自公开报道，法律分析基于现行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