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热核武器的天才设计者，如何审视奥本海默、泰勒及那段岁月_风闻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的自传《一位数学家的历险》，通过其生动的人生经历展现了这位波兰裔数学家的复杂面貌：他提出的核心设想构成 “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基础，对冯・诺依曼、奥本海默、费米等大科学家有深刻观察，却始终以“局外人”视角审视科学与战争；身为 “中欧人”，他兼具数学天才与人文自觉。他的思考是理解 “原子弹一代” 及文明断裂时代科学家责任的重要文本。

《一位数学家的历险：乌拉姆自传》，译林出版社，2023年11月

撰文 |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2025年5月13日，是波兰裔数学家、核物理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逝世41周年纪念日，今年又恰逢二战结束8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交汇点上，重读《一位数学家的历险：乌拉姆自传》，我们不禁要问：一个科学家在时代的缝隙中能否保留思想的完整性？在技术主权、全球分裂和“逆全球化”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现实的今天，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那些跨越文明断裂、曾在历史洪流中以“思想者”自称的科学家。

乌拉姆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带着加利西亚文化气质、在洛斯阿拉莫斯项目（“曼哈顿工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却始终以“局外人”视角审视科学与战争的波兰裔天才。他的自传如今读来，不仅是一份私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流亡、创造与责任的沉静记录。与其说这是一部讲述科学成就的书，不如说是一封写给“现代性”的长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既理性又怅惘的追问：科学的终点，究竟该是理解，还是控制？

这部风格独特的回忆录，不同于许多学术传记对事件和成就的逐一叙述，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融合了回忆、随想与哲理式的自我剖析，展现出乌拉姆作为数学家、战争见证者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复杂面貌。它的写作方式温润克制，却又暗藏锋芒，使其成为冷战科学叙事中少见的温暖而深邃的例外。

一

“中欧人”的文化底色

乌拉姆的生命始于利沃夫，一个孕育了许多犹太-中欧知识分子的文化交汇之地。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曾长期隶属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是东西欧文化、语言与宗教的交融点。一战后利沃夫归属波兰，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重要城市之一；二战中先后被苏联与纳粹德国占领，战后并入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获得独立，利沃夫成为乌克兰西部的文化重镇。利沃夫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自觉与文化复合意识，这些中上层多语教育背景下的知识阶层居民——特别是犹太裔、波兰裔和德裔家庭，通常既讲德语、波兰语、意第绪语，也谈文学、宗教、哲学，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边缘智慧”。

乌拉姆从小热爱语言与诗歌，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写了献给奥匈军队的爱国诗。他描述家乡为“旧欧洲的缩影”，保留着封建遗迹与中央欧洲文化的精致与矛盾。他的母语是波兰语，并熟练掌握法语与德语，对语言如何塑造思维方式抱有浓厚兴趣。在书中，他幽默地评论：“德语让人深陷问题，英语略显轻浮，拉丁语则像清晰分明的米饭。”

这种对语言与文化的高度敏感，不仅塑造了他对数学美感的追求，也使他即便身处美国科研重镇，依然保留着深切的文化自觉。他说：“我能够引述拉丁语并谈论希腊和罗马文明。”这份精神上的“旧欧洲”背景，使他的思想与情感拥有一种与美国技术主义格格不入的温度。

利沃夫作为20世纪初东欧最具活力的学术中心之一，孕育了包括乌拉姆、库拉托夫斯基、巴拿赫、马扎克、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等在内的一批数学与哲学巨擘。城市的多语教育体系、优良大学传统（如利沃夫大学与利沃夫国立理工学院），以及战前波兰政府对数学基础教育的重视，为青年才俊们提供了多重语境与跨文化的成长空间。

这里不仅是文化与语言的交汇之地，更是现代数学中“利沃夫学派”的诞生地。该学派由巴拿赫、马扎克、乌拉姆等人推动，以泛函分析为核心，开创了20世纪数学的多个重要分支。学派成员定期在苏格兰咖啡馆举行非正式讨论，并将问题和猜想记录在著名的《苏格兰笔记本》中。这种兼具集体性、自由精神与问题导向的学术氛围，深刻影响了乌拉姆后来的科研合作模式与思维范式，也帮助他形成了对数学、语言和哲学的三重敏感性。

二

与“原子世纪”的复杂关系

乌拉姆在热核武器设计中扮演了转折性的角色。他与埃弗雷特合作发展了“分支过程”的数学理论，用以建模爆炸过程中的中子行为。而真正奠定氢弹理论可行性的，是他提出的关键设想：利用一次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辐射压缩第二级核材料，从而激发热核反应。这一创想构成了后来著名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的核心。

虽然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在此领域投入甚多，但乌拉姆的构思才真正使得技术路线清晰成型。他对泰勒态度复杂：敬佩其才华，也警惕其控制欲。他曾预言泰勒的野心将给科学界带来更大的纷争——这一判断最终在洛斯阿拉莫斯与利弗莫尔实验室的权力之争中得到验证。

乌拉姆对所参与武器的项目并未公开忏悔，他在书中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间离感。他更像是一个在历史机器中清醒自持的数理人，而非一个英雄或受害者。

三

科学合作与个体命运

与泰勒的紧张关系相对照，乌拉姆与著名科学家冯•诺依曼之间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谊。两人不仅在洛斯阿拉莫斯并肩工作，每日切磋数学与哲学问题，还常戏谑地探讨“宇宙”与“语言”的终极问题。他在书中多次表达对冯•诺依曼的敬重与亲近：“他习惯于在谈话中夹杂有趣的评论、笑话，出人意料的逸事或对他人的观感，让人感觉不到距离或鸿沟。”

乌拉姆常提到他们之间的趣闻，例如调侃自己与“上岸”的清教徒不同，欧洲学者只是“到达”了美国。这些带有自嘲与观察力的小故事，不仅勾勒出一段知识友谊，也折射出移民学者在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微妙心理。

四

流亡、家庭与情感生活

乌拉姆移居美国的历程夹杂着战争创伤、经济焦虑与身份漂移。他在书中写道：“我感觉过去的生活被一道幕布彻底遮断，一切都换了颜色。”二战爆发使他与故乡断绝联系，亲人命运难以确认，早年靠借贷度日，独自承担照料弟弟亚当的责任。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书中占据着温暖的一角：乌拉姆既是亚当的兄长，也是他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尽管彼时自己尚未在美国站稳脚跟，他仍极力安排弟弟接受教育，并承担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后来弟弟也成为了物理学家，两人一度共事于洛斯阿拉莫斯，这段“知识与血缘并行”的关系使乌拉姆的科学人生更添一种非功利的人文底色。

乌拉姆对家乡利沃夫怀有深切的情感。他在书中常常回忆旧日街道，熟悉的咖啡馆、音乐与谈话氛围，仿佛那些场景是他的精神自我永远的储能所。他对“故土的断裂”感到十分哀伤，常以近乎诗意的方式讲述童年的阅读经验、与父亲的对话，甚至家中地毯图案引发的图形联想。利沃夫并非只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更是他思维方式的源头。他说：“那是一种教你既要怀疑，又要优雅地怀疑的文化。”

在这场心理与文化的迁徙中，乌拉姆的妻子弗朗索瓦丝成为他重要的情感支柱。他虽不常书写私人情感，但在描述与妻子同行重游维也纳时的回忆中，那种温柔与依恋跃然纸上。

他的家庭意识和人文气质，让他在那个科学家普遍工具化的时代，显得格外动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会议、旅行、搬迁等诸多场景中，几乎都提到妻子的陪伴，这种细节构成了本书温情的基调之一。

五

从奥本海默到费米：乌拉姆眼中的“原子弹一代”

乌拉姆对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的评价极富见地。他写道：“奥本海默有很多异常坚强、有趣的品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他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网中，这网并非政治的，而是语言上的。”他既看出了奥本海默的哲学气质，也敏锐察觉到其自我神话机制。乌拉姆不模仿、不否认、不推崇，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复杂和内省的立场。在诺依曼的决断与泰勒的狂热之间，他保持了“思想者的中性电荷”。

乌拉姆也提到了奥本海默安全审查事件带来的震荡。他认为这一事件“对科学界心理与情绪的影响极大”，但也冷静指出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立场“并不完全是道德、哲学或人道主义的”，其中有一种“旧革命者面对新技术革命的不安感”。这是他少见地表达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也是对科技伦理演化的警觉。

对美国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乌拉姆则表达了几近崇敬的情感。他称费米“具有奥林匹斯神祇般的沉静”，尤其钦佩他在非线性动力学、计算机模拟等新兴领域的预见力。乌拉姆回忆起在洛斯阿拉莫斯某次会议上，费米在一片争论中对他说“你后天就离开这里了”，这句平静的话语既带有调侃，也反映出费米性格中的安详与权威。他是极少数让乌拉姆真正“信任其判断”的人之一。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斯•贝特则是乌拉姆心目中的理论中枢。他认为汉斯•贝特和物理学家埃米尔•科诺平斯基在热核装置理论方面“提出了真正有用的可行性模型”，特别是在使用氚而非氘的问题上。乌拉姆回忆贝特那篇发表于《现代物理评论》的长文，是“整个理论组的‘圣经’”，既代表着战时科学的组织逻辑，也象征着物理学理性传统的高度化身。

这一代科学家，在乌拉姆笔下各具风貌：奥本海默的悲剧意识、费米的古典沉稳、贝特的理性权威、泰勒的偏执热情、诺依曼的机趣锋利。他不试图统一或评判他们，而是在自身位置中观察、记录，并以他独特的思维气质，在复杂的人性与科学之间留下一种“温和的见证”。

六

书写风格与精神遗产

乌拉姆不仅记述了科研历程，更以“数学家”之身份审视人类经验。他谈童年时地毯图案如何启发图形直觉、神经网络如何类比记忆分布，还频频嵌入语言与文明的思考，呈现出“数学家”作为一种精神职业的可能性。

他在书中反复强调“偶然性”与“灵感”在科学中的地位，提倡直觉与美感对思维方式的塑形作用。他坦言自己不擅长篇理论构建，更依赖短促而强烈的创见爆发——这解释了他在许多关键技术节点中扮演的“触媒式角色”。他不是体制的工程师，而是文明语境中的问题激发者与偶发启示的传递者。

七

在文明的断裂中思考温柔的理性

乌拉姆不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未曾大声反对战争机器，却始终保持一种克制而清醒的精神独立性。在这个科学与政治已无法割裂的时代，他提出了一个更持久的问题：科学家的责任，是服从冷峻的真理，还是在理性中坚持一种美感与节制？他始终在两者之间游走。

重读这本自传，我们不应只是缅怀一个过去的时代，还应借此反观今日——在人工智能、核扩散、国家安全逻辑重构学术边界、民族主义抬头以及“逆全球化”浪潮削弱国际自由交流的背景下，是否还能允许将“美感”与“怀疑”作为科学理性的制约力量？这，或许正是乌拉姆的精神遗产。

本书不仅讲述了乌拉姆的科研经历与历史角色，更是一席文明断裂时代中，一个温柔理性之人的自我证言。波兰文化给予他深厚的根系，美国环境给予他新生的枝叶，而他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走、观察与思索的身影，也为读者留下了非凡的精神轨迹。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编辑：胡璇子；校对：唐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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