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论文造假，一边崩溃频发：起底中国学术圈的“逐底竞争”_风闻

田美、陆根书

西安交通大学

**【导读】****“研究阴道炎、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的论文，却引用了大量男性患者病例作为对照观察。这些违反常识的错误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论文代写代发的灰色产业链。”**近日《三联生活周刊》对“子宫肌瘤男性患者”事件的追踪报道，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分析指出，这些论文套路雷同，只是“机械替换疾病名称”，甚至“交钱就能挂名”。

本文深度揭露了学术期刊乱象，指出此类事件并非孤例，而是科研评价体系畸形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发论文就是硬道理”的压力下，一些学术成果沦为形式主义的产物，甚至不惜抄袭拼凑、造假应付。这背后反映出，当科研被量化考核和功利导向所主导时，其人道价值和创新精神正在被侵蚀。

作者指出，伴随着各种科研量化与考核机制的形成，“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愈演愈烈。这不仅对科研工作者造成极大身心压力，还进一步侵蚀科研创新与学术进步的健康土壤。一味强调科研产出，可能会牺牲创新、牺牲勇气、牺牲多样性，最终牺牲科学进步及其人道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存在诸多吊诡现象。一方面，科研失范与学术不端现象屡发；另一方面，高校中青年教师在考评压力下不堪重负危及身心的悲剧也不时上演。

文章原载《复旦教育论坛》2016年第5期，原题为《发表还是出局？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背后的问题》，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发表还是出局：

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背后的问题

我国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高了科研投入。为争取国家资助，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特别是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这些期刊的发文数量被认为是衡量一所大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与高校排名密切相关。随着高校引进各种量化评价和考核机制，“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正在大学校园悄然形成。这种文化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尤其明显。对这些青年教师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决定了他们的事业发展。在我国，高校教师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对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种种影响，已经引起了各领域研究者的讨论。然而，对此进行的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本研究以我国西部地区某研究型大学的一组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质化研究方法，分析他们如何评价所供职高校对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以及这种要求对他们科研和生活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对于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青年教师的态度如何?

2.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要求如何影响青年教师的学术行为和个人生活?

▍**发表还是出局：**科研评价体系之下的学术变趋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迅猛增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在2012年，作者单位为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达到了11400000篇，较2011年增长了11.8%。2012年，我国学者发表了193733篇SCI论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2002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的4倍多。同年，来自我国有关机构的作者在《细胞》、《自然》、《科学》上发表了187篇论文，在这三种具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九。

我国学者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校教师实现的，因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发文数量已成为大学和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进行的学科评估中，一个学科在SCI、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是重要的评估标准之一。

由上海交大发布的年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一所高校在《科学》和《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20%的比重，在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20%的权重。赵俊芳等人通过分析我国39所“985工程”大学2001-2014年发表的所有SCI、EI和SSCI论文，比较了各高校的国际竞争力。SCI、SSCI等国际索引期刊论文数量作为衡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客观”指标，对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提高学术排名，我国高校通过采用多种评价和激励政策，促进教师增加学术论文产出数量。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的聘任与升职越来越取决于在学科认可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也有一些大学根据发表的论文及其数量给予教师现金奖励、住房福利及其他津贴。近年来引人关注的人事政策是高校教师聘用的“Tenure-track”机制。“Tenure-track”机制2003年在清华大学试行，至今已在包括本研究案例高校在内的大多数“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中推行。

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别，各高校实行的“Tenure-Track”机制普遍对新聘讲师采用3-6年短期合同、制订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等明确、可量化的绩效目标，并根据目标评估新聘讲师的学术表现，确定在合同期满是否继续为其提供终身教职。在“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下，“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在高校悄然形成。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量化考核学术产出“允许比较，促进竞争”或认为“Tenure-track”机制“在青年学者创造力相对最为旺盛的时期给予……较大的研究压力，促使其做出……学术创新成果”，但其消极影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报道(例如，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下，教师工作的重心往往偏离教学活动，转向可“量化计算”的学术论文产出。Alvesson和Sandberg注意到，在管理学领域中只见论文数量的激增，却严重缺少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发现。Adler和Harzing认为，仅依靠数量的学术评价系统使研究人员无法潜心钻研知识。

Bouchikhi和Kimberly指出，“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研究，即研究人员倾向于报道与主流范式相一致的研究结果，以提高论文接受率。更糟的情况是，科研人员也许会为了发表论文而伪造数据。例如，Lawrence的研究证实，过分强调发表数量的重要性“往往会降低论文论述的客观性”，最终“损毁科学实践[意义]”。

在我国，一些研究人员也已开始反思高校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评判学术成果的消极影响。李阳明用“被科研绑架的校园”来形容以科研为导向的高校评聘制度。赵美娣描述了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如何将SCI论文捧上神坛。

林中祥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例，指出计算论文发表数量的评价体系会阻碍产出类似影响力的科学发现。邱天人在评论清华大学“非升即走”的体系时指出：

“当论文数量成为……大学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的时候，大学内部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同样，由《国家科学评论》主办的“维护中国科研尊严”论坛认为，发表SCI、SSCI等学术期刊论文，尤其是影响因子很高的学术期刊论文，往往给作者带来即时的认可和荣耀，可能会导致“伪造、抄袭、无灵魂的写作”。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行，青年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也开始受到关注。报道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健康问题堪忧。

我国对“发表还是出局”的讨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且往往是基于学者自身经历，在传统与网络媒体上展开的。伴随着国务院正式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可以预见我国高校将会进一步强调科研产出与论文发表。

在这一背景下，急需进行有关“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对我国高校教师论文写作与科学实践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之所以选取“Tenure-track”聘用制度下的青年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群体更有可能受到高校“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影响。

▍新讲师的岗位职责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在西部地区某研究型大学开展(简称CU)，该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自2012年以来开展了“tenure-track”新讲师聘用人事制度改革，明确规定2012年及之后录用的理工科类讲师须在首个合同期限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讲师鼓励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见表1)。

通过查询该校校园网教师主页，本研究成功邀请13名青年教师作为受访者。受访者的选取标准如下：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后入职。本研究以调查问卷获取了受访者的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所在院系、职称、境外受教育经历(见表2)。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为“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持续90-120分钟，访谈录音由研究助手全文转录。根据研究问题，访谈数据被编码和大致分类，如“对发表论文要求的态度”，“发表论文要求的影响”等，随后对访谈文本进行反复阅读，逐渐细化分类。下文使用SEP1-7指代7位理工医类学科受访者，HSSP1-6指代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受访者。

▍科研体系的现实压力与行为选择

（一）论文发表压力

为了获得教师编制，受访者们必须在三年内在指定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压力很大：

时间紧呀，非常紧呀。你想吧，3年5篇，平均半年就要一篇呀……(SEP1)

我是怎么看这项政策的?就是觉得压力大……想想看，光论文送审就要花两三个月，而评审过程再需要两三个月，接着还有可能你的论文被拒稿了……(SEP2)

社会科学类教师提到中外研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范式和话语体系”，增加了他们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困难和压力：

理工科教师从发论文的角度看是无缝衔接的。我们XX学科的论文，可能就是写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些问题性的东西。如果按照国内期刊论文的风格写，用这套话语写出来的论文，显然国际学术期刊觉得你在对牛弹琴。就是说你要是去投国际学术期刊，人家那个市场口味就是这样。如果你像国内期刊论文这样，按我们的方式去写，人家不感兴趣的。(HSSP5)

使用第二语言写作显然加剧了教师的发表压力。本研究中所有理工科教师在博士期间都成功发表过SCI论文，大多数受访者在合同期间已经有高质量论文产出。即便如此，受访者都坦言英语写作要求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语言没到那个水平。我现在手上的一篇论文，已经改了五六遍，可是我每读一遍，还觉得不满意，写的没有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意思。(SEP7)

人文社会科学类成果的发表更要依赖语言描述和表达。本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大多还没有成功的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经验，对于这些受访者来说，完成写作和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任务面临很大的语言挑战：

工科类的论文本来就很短。我们的要二三十页，三四十页，上万字。(HSSP5)

直接写英文论文难。翻译也非常累。你想翻译案例分析多难受，表的话很容易就翻译过去了，那两三万字的，翻译过去……(HSSP6)

就“非升即走”合同而言，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它反映了所在高校提高排名、冲击一流大学的努力和决心。在访谈中，受访者特别是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教师，指出“发表还是出局”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学术文化现象：

在[新加坡]XX高校，副教授六年内要发表30篇SCI论文，他们也面临巨大压力。没有论文发表，那就走人。(SEP6)

我的[美国]博导常常把学生叫来……逼着他们做实验。他说他也得给中心主任汇报，定期递交工作进程，这样才能在三年内拿到终身教职。我朋友告诉我[美国大学里]新讲师都像疯了一样。没区别。(SEP2)

[发表还是出局]就是现状，就这么简单。没有哪个人能改变，没有哪个国家能改变。(SEP7)

尽管如此，教师对这项新政的评价不一。一部分教师，特别是理工科教师，表达了强烈的科研与写作发表的动机，他们称SCI论文为“硬通货”，认为其不仅是获得终身教职的决定因素，也是在高校发展的必要条件：

只达到学校的最低标准是不够的，我要尽可能多发表论文。论文越多，以后升职越有利。(SEP3)

另一方面，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则并不认同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是对自己科研能力的唯一证明。一刀切的评价方法尤其受到公共管理学科参与者的批评。在CU高校，要获得终身教职，公管学科的新讲师必须发表SSCI期刊论文。以下节录可能有所偏激，但是反映了这个学科的新讲师，对比从事其他软科学研究的教师，面临更大的合同压力：

南大现在的标准是一篇SSCI等于一篇[国内]权威期刊。[CU]是鼓励前者不鼓励后者……有些崇拜SSCI，然后就说这个比国内的[好]，就是外来和尚好念经这种感觉。盲目崇拜SSCI，为什么呢?整个把[发表]国内学术期刊论文的往死里打。(HSSP6)

（二）发表压力的影响

上一节中描述了受访者对CU高校实施的基于论文发表的“Tenure-track”新讲师聘用制合同的看法，以及他们感受到的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随着访谈深入，新政策带来的其他影响逐渐显露出来。

1.数量对质量：受损的科研精神

为了获得终身教职，所有受访者都表示首先要努力完成合同规定的最低发表要求。例如，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一般选择先发表CSSCI期刊论文；理工科教师均致力于发表5篇SCI论文，没有人计划向本学科领域具有最高影响力的SCI期刊投稿，或三大顶级期刊(《科学》《自然》《细胞》)投稿。面对三年合同时间，受访者不得不追求速成与即时效益：

肯定是先保证完成发表中文论文任务，我才会去想发表国际期刊论文……(HSSP4)

考虑到学校政策，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被迫“急功近利”。要想发表一篇高质量科研论文，你需要时间来积累。需要三年、四年，甚至更长。(SEP7)

受访者常提到的满足发表论文数量的“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从博士学位论文中整理论文(如HSSP1)。尽管也有受访者必须开始新的研究(如SEP7)，就整体而言，量化考核消磨了他们尝试探索研究兴趣、开展长期但更具价值的研究的决心：

我现在所有发的东西全是从博士学位论文里面整理的，改一改啊什么的，你让我再重新开始去弄什么东西，我觉得都不现实。(HSSP1)

像我这样的，没有[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就得从头再来。我一般半年做实验攒数据，两个月写，然后投稿，紧接着再做另一个实验。我也想做个大一点的研究，但是这需要一两年时间，甚至更久。(SEP7)

事实上，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科研质量：

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化评价，你能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速度来做科研，我们当然愿意静下心来，潜心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一定会那样做的。可现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考核。(SEP6)

比如我有很好的研究发现，本来可以写很好的论文；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把研究发现拆散，发五六篇论文，这样才能满足学校要求。所以你只有数量却没了质量。这是个问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SEP1)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发表学术论文，受访者倾向于避免小众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在竞争激烈的科学界，创新十分重要；但是高压却阻止受访者开展更有挑战性的研究：

考虑到考核体系，我们只能关注那些热门的研究话题。如果你的研究话题太新，没有引起大众关注，你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就会很难。如果你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够，那几年后就会被淘汰。(SEP4)

而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者而言，要满足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要求，还需要按照“西方”的兴趣调整研究选题；面对外语写作困难，为增加稿件接受率，受访者还提到放弃质性研究，转向从事语言要求相对较低的量化分析：

你研究的问题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你必须要选择合它口味的重要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主要是现实的中国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在国内学者看来很重要，西方人可能觉得这是什么啊，我不感兴趣。(HSSP5)

我是偏向这种质性研究的，做了好多深度的案例研究，后来已经转向了……(HSSP5)

一个更让人担心的问题是重压会否导致操控与伪造研究数据。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两位受访者提到了CU高校附属医院医生写作与发表论文的方式。应该注意的是，本研究没有证据证明以下摘录确实反映事实，但是这些摘录呼应了近期对科研不端的新闻报道，说明考核高压下可能导致科研造假：

我在医院工作的同事比我们压力更大。他们治疗病人那么忙，同时升职称还要发表SCI论文。他们根本没那时间，因此得采取更“有效的”方法……(SEP7)

他们的许多实验都是交给公司做的。……这种方式怎么能保证质量呢?你让公司做实验，公司是利润驱动的，谁知道这些公司得出来的结果是真的还是伪造的?(SEP6）

（三）被边缘化的非科研工作

要获得终身教职，受访者们的合同规定还要完成其他职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根据学科的不同，新讲师需完成从参与教学到每学年180个课时不等的课堂教学任务。理工科教师没有课堂教学要求，但是需要观摩课堂教学、完成助教工作。教学及相关工作被普遍认为占用了科研时间，教师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的动力不足：

你要给学生改作业，写评语，组织教学，对学生的学习问题分类。做完这些之后，你还得出试卷、改卷子。这些工作全都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上课没有硬性规定，也没有质量的规定。但是你发表论文是有硬性规定的，那你在这样制度下必然的一个激励是，一个理性的人必然是，那我上课不好好上了，我随便讲点就行了，我把这个时间糊弄过去就行了。但是科研什么的我都得抓紧。(HSSP3)

尽管部分教师仍有教学热情，但受访教师均认为新的评估体系并不鼓励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与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相比，教学工作难以量化，难以代表教师的学术水平，在受访教师的日常工作中逐渐被边缘化了：

我被安排去听课的老教师很好，他理解我们的压力。他说：“你忙可以请假，不用每次都来。”(SEP4)

我们这一代已经形成了这种发表论文，必须发表论文的惯性思维。发表论文比你的教学回报更大……教学你只要达标就可以了。(HSSP4)

教学的好坏[学校]也不管，只要不出教学事故。我是这么想的，它就只看你的科研。(HSSP1)

除了教学任务，学校/系还会时不时给青年教师安排一些学术活动、行政和后勤工作：

学校经常邀请一些专家来做讲座。为了给专家面子，要求我们都得参加，有时候讲座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根本听不懂。(SEP6)

工会也给我们派工作。就像每年学校举办运动会前，工会都过来告诉我们说年轻老师必须参加。(SEP7)

另外，聘期合同还要求没有海外经历的新讲师于合同期间要出国访学一年，受访者也质疑出国经历的必要性与实际价值。面对发表论文的压力，受访者们认为各类行政与事务工作“毫无意义”(SEP7)，“太多了”，减少了论文产出，“不该被列到合同里”(SEP7)。

最近会议上有个学校高层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几年内让所有在校老师们拥有至少一年的海外经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我们只有三年时间，要发表这么多论文，[出国]肯定会占用我们的一些精力和时间。(SEP1)

现在是强制性的。我觉得没必要……你也不能确定出国就一定有用，就一定会有个人提高。(SEP3)

（四）对生活的影响

为了达到发表论文的要求，受访者们表示一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先前研究已经报道了过度工作与亚健康的关系。在我们的采访中，教师们反复抱怨很累，“身体疲劳”是发表学术论文高压的一个负面影响：

每次周末我上完XX课后，回家吃晚饭，然后再回办公室工作，时间太有限了……我的同事们也这样。我们通常十二点才走……(SEP4)

读博已经很让人筋疲力尽了，等你拿到博士后，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你需要时间来恢复，但是现在的政策让你没时间休息。说实话我现在和读博时一样累。(SEP7)

长时间满负荷工作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身体疲惫。在采访中，一位教师含泪地回忆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

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经常晚上十点叫我们过去讨论论文……常常到凌晨两点。(SEP4)

这位导师毕业于美国某著名大学，回到CU高校后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他的学生一直以导师为榜样勤奋工作，却在采访前不久得知导师深夜加班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导师的去世对这位教师和团队的其他同事打击很大，也让这些青年教师第一次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课题组一起去医院体检，结果我胃有问题，可能是因为经常不按时吃饭的原因，其他同事身体都很差，我们很容易感冒，因为免疫不强……[现在]课题组决定每周至少打一次羽毛球。现在我也按时一天三餐……(SEP4)

对已婚有恋人的教师来说，与伴侣相处的时间太少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晚饭后，如果有实验就得去实验室。我的妻子……能理解，她必须理解……实验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必须去。(SEP4)

[读博期间]我和妻子还能偶尔外出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但是现在我们没这个时间。因为一直有压力，你要不断努力，不然就会被淘汰。(SEP1)

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往往导致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如何处理这种困难，不同性别的教师表现出了差异：男教师往往获得妻子/恋人的全力支持；女教师则不得不同时兼顾家庭，也因此面对比完成学术考核更大的挑战：

我女朋友和我住一起。每天我回到家后，晚饭都做好了，我就不再去学校食堂吃了，我觉得很温馨……(SEP3)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妻子总在支持我。所有家务都是她做。我什么也不用做。(SEP1)

因为你现在要完成合同上的东西，有她[小孩]，你现在要实现起来就有困难了。因为我爱人工作也很忙。带上她我给你说……她现在就是这样……女性就是这样……(HSSP4)

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男性教师中除一位以外，其他均已婚或者有关系稳定的恋人；4位女性受访者中，3位未婚，其中2位没有恋人。与男性教师相比，女性为了终身教职，不得不延后改变个人生活计划，也因此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与文化压力：

爸妈也肯定催啊!中国父母啊，肯定不可能不催的。我都32了，都不是“剩斗士”了，都要“东方不败”了，呵呵……我的情况呢，我三年的合同，第一年来了一年，第二年出国了……一直都在跑。(HSSP2，女)

我的一个朋友来X高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直接给她说“接下来几年你都不能要孩子，因为研究小组才接了一个项目”……如果她不答应，那就得不到这份工作……对于女性来说，我们没太多选择。世界从来都不是公平的。(SEP2，女)

▍发表还是出局：科研压力的社会矫变

为了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我国在近期的科技发展规划中把进一步提高科研产出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为了提升排名，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通过采用各种奖励和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SCI、SSCI论文。本研究中的CU高校，于近年实施“Tenure-track”聘用合同制，要求新招聘的讲师在合同期内在指定期刊上成功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聘期结束考核通过后，才能转为终身教职。

本研究邀请到13位签订“Tenure-track”合同的青年教师接受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结果表明，受访教师认同“发表还是出局”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学术文化现象，也认为发表学术论文决定学术生涯，因此愿为发表学术论文做出很大努力。

另一方面，这些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教师们普遍表示时间有限，难以得到高质量的实验数据，不能产出高影响力的论文；为了提高论文接收率、增加论文发表数量，教师们倾向于避免小众的研究课题或者研究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还需要面对中外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以及更高的外语写作要求。

在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下，受访者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与发表学术论文不太相关的活动，教学与各类培训在日常工作中逐渐被边缘化。青年教师为了完成合同期考核要求而牺牲长远目标，实际上窄化了个人职业发展道路。

本研究发现的“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消极影响，呼应了先前研究中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类似政策，如同样以计算发表论文数量为核心的英国“科研评估框架”的批判：一味强调科研产出可能会以“牺牲创新、牺牲勇气、牺牲多样性，最终牺牲科学进步”为代价。

这种评价方式违背了学术发表的根本目的，即分享学术观点以造福人类；也违背了科研的根本目的，即通过缜密的方法和挑战性的学术参与产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的观点，从而推进人类理解和认知。

最后，本研究所考察的“Tenure-track”合同聘用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是新近才出现的，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其对教师学术生活的影响。

未来研究应该包括质性研究和大规模调研，应该涵盖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本研究发现，面对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受访者们往往过劳工作，这也对个人生活和家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讨论发表学术论文的高压对青年学者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本研究特别说明了“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对女性教师影响更为突出，以下问题需要未来研究作深入讨论：“发表还是出局”是否加剧高校的性别差异?与承担较少家庭责任的男性教师相比，这种学术文化是否将女性教师置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青年女性教师会否被逐渐挤出学术职业，抑或不得不扮演独立、更具竞争性、更努力投入工作的传统意义的“男性”角色，以应对社会文化与这种新兴的学术文化的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