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韬做卫生巾生意，几分噱头，几分认真_风闻

“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我抛开‘明星黄子韬’三个字的时候，当所有人提起朵薇的时候，黄子韬不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真的企业家。”黄子韬在自己创办的卫生巾品牌朵薇的发布会上如是说道。

明星转型企业家在内娱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任泉、李亚鹏等明星选择投资入局的1.0时代，到陈赫、薛之谦等明星打造餐饮IP的2.0时代，明星都在尝试借助自身影响力，在消费市场立足，开辟自己的商业疆域。

但彼时的明星更多只是作为某种消费符号而存在，尽管也是出资人之一，不过参与程度相对有限，很难与寻常“企业家”的概念相提并论。

而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明星与消费市场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以黄子韬为代表的3.0时代的“企业家”明星们，其商业触角深入到了产业链核心，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投资者身份，而是想要成为行业的参与者。

可是，难以忽视的一点在于，黄子韬创业选择的产品是卫生巾。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产品，过往男明星基于代言、带货等场景在女性用品上翻车的案例不胜枚举。黄子韬下场，虽然在身份反差和流量效应叠加的催化作用下，有了足够的关注度，但同时也必然会招致同等程度的质疑——男明星真的能懂女人吗？男明星真的安好心了吗？

无论朵薇的未来发展如何，卫生巾产业的确需要更多被放在明面上的关注。黄子韬最大的贡献不是制造一片片卫生巾，而是说出卫生巾。

男明星与女性生意

男明星与女性消费的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

1996年木村拓哉轰动性的Kanebo口红广告被视为破除性别刻板印象，颠覆性别消费的一次先锋表达，这次合作进一步赋予“口红”这个产品广义性表达，即口红不再被框定为女性专属，而是升华为一种超越性别的美学符号。

而在此前的传统观念中，性别消费有着明显的区隔，除了剃须刀、卫生巾这类特定的产品外，数码产品、汽车等商品被视为男性领域，美妆、箱包等商品则指被默认为女性专属。当品牌希望寻找更多市场容量，以及赋予品牌更独特的市场定位时，商品的性别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代言人的选择是品牌转型最直观的商业信号。

这种模糊的商品性别定位，无形中也扩大了明星的商业价值，对于男明星而言，他们更是破除了代言女性产品的“耻感”。

尤其流量经济的崛起，让单一的男色审美转变为了多元的男色消费。不少顶流男明星有着大量稳定且消费力强的粉丝群体，其中女性占大多数，这种明晰的用户群体，基于现实层面的转化率考虑，对品牌方而言具有商业价值，于是，越来越多的品牌方选择邀请男明星代言口红、面膜、护肤品等女性属性明显的产品。

张艺兴、易烊千玺、肖战、杨洋等顶流男星都代言过高端美妆产品，意味着男明星与女性产品之间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强，并成为了一种市场常态。甚至，这种合作模式范围拓展到了特定女性用品，比如，汪东城代言卫生巾自由点、李诞代言女性内衣品牌Ubras。

在这种情况下，黄子韬大举进军卫生巾产业，可谓是男星踏足女性消费市场的又一次进阶。如果说代言只是一种品牌意识的形象化表达，那么参与制作则关乎整个产品的质量、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把控。

所以，之前被模糊化的男性身份再次被提到了台前，毕竟，这不再单单是消费问题，一个客观现实摆在眼前：男性想象的需求与女性的实际需求并不相同，如何确保男性对女性产品的现实理解？

虽然在结婚之后，黄子韬和徐艺洋有了更强的商业绑定关系，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才让黄子韬有了进军女性用品市场的“底气”，可是，黄子韬与徐艺洋不只是夫妻，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当个体身份总在让渡于夫妻身份时，很难为当下普遍的个体主义观念所容，迟早爆雷。

在朵薇的发布会现场，黄子韬说，“我有见过我老婆量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在地上，我会去亲手擦掉那些血的。”同样的话在后来直播间带货卫生巾时他又提到了一次。而很明显，从当下的反应来看，徐艺洋是并不接受他私自向外传递个人隐私的。

消除月经羞耻是必要的，明星也不应以公共场合谈论月经为耻，但尊重个体意愿是前提。黄子韬的性别身份，在他出师未捷之时，就已经昭示出了未来在品牌宣传方面将会持续存在的隐患。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样涉足卫生巾领域的女演员安悦溪，虽然其流量热度不如黄子韬，但是性别身份的同一性，让她所遭受的质疑声浪并没有那么汹涌。

不过，安悦溪的女性身份并没有让其高枕无忧地躲过外界审判，其明星的跨界身份，也让外界对其专业性表示怀疑。安悦溪宣称自己主理的卫生巾“素晴星空”的“悦系列”是由AI设计，这种标签看似创新大胆，但并未有现实数据和研发科技的支撑，因此也并未收获大众绝对的信任。

所以，即便抛开性别身份，明星一旦踏入“企业家”这个身份，其专业性就成了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

“企业家”明星的3.0时代

明星不断向“企业家”身份靠拢，已成为业内普遍认可的发展路径。这一转型的本质需求在于，大环境影视资源有限，明星只能通过拓展商业版图，实现收入多元化。然而，随着明星商业认知的深入，以及媒介环境的变化，他们的“企业家”叙事各有不同阶段。

早期，以任泉、李亚鹏为代表的明星主要采取资本运作的方式切入商业领域。2014年，任泉联合李冰冰、黄晓明创立Star VC，专注于科技和消费领域的股权投资，先后投资了秒拍、韩都衣舍等知名项目。而李亚鹏则更倾向于实体投资，先后涉足影视文化、地产开发等多个领域，其投资的丽江雪山艺术小镇项目曾引发广泛关注。

这一阶段的明星更多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依靠个人积累的资本和圈内资源进行布局，但由于他们行业理解有限，使得这种单一性投资具有更高风险性。李亚鹏涉足文旅、白酒、茶叶等多个商业领域，但因为产业意识不够，投资均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市场演变，明星投资涉猎产品不再聚焦于宏观的商业投资，而是倾向于个体经营，这也使得明星创业呈现出更鲜明的IP化和专业化特征。比如，陈赫创办的”贤合庄”火锅连锁品牌，薛之谦的”上上谦”串串香，还有余文乐、白敬亭等明星的潮牌，都是将个人形象与业态深度绑定的典型案例。

与1.0时代不同，明星不仅投入资金，更直接参与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利用自身流量为实体业务导流。而实体业务本身，也给他们的粉丝群体提供了实在的消费场域，让明星的商业价值能够更深度地被挖掘。

不过，即便是明星创立品牌，大多情况下也是“甩手掌柜”，对供应链和日常经营的参与度有限。这就导致，一旦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对明星来说并不可控，而代价却惨重。

前不久，白敬亭创立的品牌“GOODBAI”旗下的卫衣，有消费者反映衣服胶印印在了汽车座椅靠背上，引发了大众对于产品质量的讨论，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这种品牌危机的内核，进一步凸显了明星在产业链上的弱势。

直播电商的兴起，让明星在产业渠道上逐渐建立起了优势。日常带货时，明星比以往需要更加熟悉产品特性，进行专业讲解，同时他们接触到的不再只是产品的商务品牌方，而是市场销售等渠道代表。

观察黄子韬之前的直播带货经历不难看出，他直播间涵盖了美妆、日用、食品等多个品类，其中美妆曾是他的主推产品，这些经历都为他之后有机会参与到产品研发和供应链管理奠定了基础。

深度创办一个品牌，需要组建专业团队，搭建供应链体系，甚至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这才是真正的商业运营。在朵薇发布会上，黄子韬介绍，朵薇总投资达到了2.75亿，工厂3条全自动生产线，生产线保证24小时实时监控，都可看出他在向实业领域深度拓展。

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反映了明星对商业认知的深化，他们希望在消费领域寻求更稳定的变现渠道，也意味着“企业家”明星的成长路径迈入了3.0阶段。

明星从旁观者，真正成为了入局者，但商海浩瀚，其中的波澜让身经百战的企业家们都时刻面临触礁可能，对于有着更多名气光环的明星群体来说，其风险更大。

让入局者成为“搅局者”

在朵薇发布会上，黄子韬提到，“对我们来说，这是赌上了所有的未来，所有的信誉和所有的一切，我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任何不好，这是一种责任。”这番表态直指明星转型企业家的核心命题，即品牌信任的建立与维护。

明星一旦成为实业经营者，其责任边界就发生了本质性扩展。代言层面和品牌主理时，明星只为品牌调性负责，涉足全产业链后，演变为对产品品质、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方位的负责，任何细节的现实问题都可能摧毁明星运营已久的公众形象，并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种公众形象与企业形象的深度绑定，放大了“企业家”明星的运营风险。黄子韬在宣布做卫生巾之后，其社交平台就掉粉46万，舆论场随即掀起从制作工艺到营销过度的全方位讨论。

站在消费者角度来说，这种“集中炮火”地关注，反倒是一件好事。黄子韬做卫生巾事件的高关注度，推动了公众对于卫生巾质量问题的持续关注，形成强大的公众监督力量，倒逼整个行业的进步。

而对于黄子韬来说，这种关注也免除了一家企业在产品推广过程中所需的营销成本，粉丝群可以快速转化为第一批消费者，省去了传统企业的获客投入。

然而，长期浸润在内娱营销思维模式中的明星，始终欠缺企业家的商业视角。在产品推广过程中，他们无法从“聚光灯”下自如地跳脱出来，个人魅力长久置于产品价值之前，忽视了企业公信力的根基。

一般来说，扎实的数据支撑以及亮眼的科技创新是企业对外宣传重点，这种“干货”是外界认可其行业价值的关键所在。然而，回顾朵薇整场发布会，并没有披露之前试用品回访调查的相关硬性数据，面对网络上“代工生产”等实质性质疑，发布会更多是采用初心与决心进行回应，未能提供更多硬核佐证。

专业能力的缺失，暴露了明星转型的企业家弱势所在，潜藏的危机随时可能掀翻他们的创业宏图。不过，时刻走钢丝的危机风险，让再坚固的粉圈也无法保证明星可以全身而退，全民关注下，明星必须拾起与自己名气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当创业进入深水区，明星必须打破更多的短视思维，走向长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