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林民旺 吴孟克：大变局下的南亚地缘政治博弈与发展将如何演变？_风闻

图源：网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南亚地区虽然不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焦点和地区，但是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国际大变局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升级、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爆发都加速了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深刻的调整与变化。

一、美国与印度就“印太战略”形成战略合流

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变化一直是影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大幅减少在南亚的战略存在，忽视并放任恐怖主义势力在南亚的壮大。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抬头最终造成了对美国自身的反噬｡2001年“9·11”事件爆发，直接推动美国转向以反恐为主的国家安全战略，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此成为美国大战略中的重点目标国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认为其初步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反恐任务，开始选择逐步将力量抽离阿富汗并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将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南亚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正式完成了由反恐为主转向大国竞争为主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印太战略”的出台和推进，使南亚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在南亚地区围绕印度展开｡所谓“印太战略”从地理范围上说，涵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等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广大地区(包括众多太平洋岛屿国家)｡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印太战略”覆盖了除巴基斯坦和不丹之外的所有南亚国家｡在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明确提出其“印太战略”在南亚地区的目标是努力推进同印度的防务伙伴关系，同时建设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伙伴关系｡在2021年提前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文本中，则更加清晰地阐明了特朗普政府在南亚要实现的目标：使美国成为印度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先伙伴(preferred partner)；美印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共同抵制中国在南亚、东南亚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的影响力的拓展；帮助印度，使其有能力回击“中国在边境上的挑衅”；确保印度在南亚居主导地位，并在维护印度洋安全上扮演领导角色，进而与东南亚保持越来越紧密的接触，扩大同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之间的经济、防务和外交合作｡显然，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印太战略”在南亚地区是围绕着印度展开的，致力于推进美国与印度的安全防务合作｡美国在默许并帮助印度巩固其作为南亚地区主要力量地位的同时，也希望让印度分担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安全责任，并在一系列领域共同对抗或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印太战略”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目标和重点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文件对除印度之外的南亚国家一概不涉及，更突出和强调了印度的重要性｡美国将印度认定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与东南亚相连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的国家、“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其他区域性组织机制的动力以及区域增长和发展的引擎｡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更注重将印度深度地拉入美国的一整套盟伴体系中，鼓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支持和授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承担地区领导角色，并构建灵活的集团(groupings)来汇集力量，特别是要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进行合作｡对印度，拜登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扮演地区领导角色；继续致力于建设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区域性集团共同促进南亚地区稳定；推进美国同印度在新领域，如卫生、太空和网络空间等的协作；深化美印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综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任期政策实践可以看出，印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在南亚地区的支柱，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支柱｡在双边层面上，美国不断推进同印度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意图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安全防务合作的首要伙伴国；在地区层面上，美国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发挥所谓“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分别将印度拉入“美印以阿四国机制”(I2U2)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中，让印度分别在中东和“印太”两个地区的安全架构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全球层面上，美国积极支持印度提出的一系列多边倡议，如2021年美国正式加入印度倡议成立的“国际太阳能联盟”，2023年又加入印度发起和主导的“印太海洋倡议”，美国还承诺继续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印度也在2022年后陆续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IPMDA)“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PBP)等机制｡

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推动，美印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印度在战略上已经高度倾向于美西方阵营，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在防务上，美印防务合作不断向美国同其北约盟友合作的同等水平靠拢。印度莫迪政府努力推动印美两国的国防军工产业与系统进一步融合捆绑，共同研发新技术，共同生产现有及新型装备。印度给美国提供军舰维护维修的前沿基地，两国已经达成军工“供应安全安排”，并正就“互惠国防采购协议”进行谈判｡在经济上，美国高调宣布将在经济发展方面为印度提供助力，要将印度打造成国际企业与中国“脱钩”后的重要选项。印度也将美国对华“脱钩断链”视为“良机”，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搞“脱钩”并试图吸引“离开中国”的国际企业到印度发展在技术领域，美印力图形成全面的深度对接合作。2023年1月，美印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2023年6月，美印启动战略贸易对话，探索加强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技术转让。2023年6月莫迪访美期间，印美还宣布将在一系列涉及高新技术发展的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只能、外层空间、清洁能源和高等教育等。

总之，伴随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强力推进，美印实现了战略合流，印度战略地位获大幅提升。但是，与印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受到高度重视截然相反的是，南亚其他国家鲜少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文件中被提及。这表明这些国家当下对于美国而言尚缺乏战略重要性，并非美国大战略所重视和关注的对象。

二、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度调整

印度长期视其他南亚国家为“后院”和势力范围，在战略上既防范美国也抵制中国｡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印各自“印太战略”的推进，加上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化，美印在南亚地区战略逐渐形成合流趋势｡这使印度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南亚中小国家的自由行动范围则不断缩减｡其中，巴基斯坦面临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最大｡

（一）

巴基斯坦面临重大战略挑战

作为传统上在南亚地区对印度形成战略牵制的主要力量，巴基斯坦产生了很强的被孤立感｡美国的“印太战略”文件对巴基斯坦只字未提，凸显了当下巴基斯坦被美国边缘化的困境，给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带来重大挑战｡在冷战期间和美国以反恐为主要战略目标时期，巴基斯坦通过与美国的结盟关系获取其基本的经济和安全需求｡因此，美推出“印太战略”以来的这种被边缘化给巴基斯坦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选择同时依靠美国和中国来对抗印度的地区霸权｡然而，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矛盾，巴基斯坦能够同时依靠中美两国的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受到了限制｡一方面，中巴关系久经考验依然稳固，另一方面，巴美关系则时好时坏｡因此，巴基斯坦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被视为已经在事实上“选边站队”，“站在了中国一边”。

对巴基斯坦而言，首要挑战来自糟糕的内部经济发展状况｡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供应链中断､燃料与粮食价格震荡的冲击下，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加之巴内政持续动荡，致使其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印巴两国的实力差距日益拉大｡2006年，巴基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印度超过｡2023年，印度人均GDP(2480美元)是巴基斯坦(1365美元)的18倍，印度经济总量则大约是巴基斯坦的十倍之多｡在国际层面，在美印战略合流的背景下，由于美国方面援助的大幅减少，巴基斯坦可以调动和借用与印度抗衡的力量缩减了｡

另外，巴基斯坦在外交战略方面面临重大挑战｡自建国以来，巴基斯坦就将战略上依靠美国作为重要选择，中国也长期是巴重要战略伙伴｡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曾面临过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政策困境｡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由于美国欲将印度扶植成在亚欧大陆针对中国的重要离岸平衡者，因此美很难继续再向巴基斯坦提供重大军事援助或军事支持来助力巴在南亚地区平衡印度｡这在客观上使巴基斯坦无论是在接受援助还是进行合作方面都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了｡如今，巴基斯坦在战略上面临着与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选择｡因为如果巴基斯坦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被视为实质上“站在了中国一边”，则将面临被美国控制和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疏远的风险，而这些机构是巴基斯坦获得经济援助的至关重要的来源｡

自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以来，美巴战略利益受到的侵蚀是结构性的，两国合作的共同利益空间不断缩小，这集中体现在近年来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态度的转变上｡随着2021年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就不断缩水｡与此同时，中巴关系则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而实现了提质升级，实现了从偏重于安全合作到安全与经济合作并重的双轮驱动｡美最初对中巴经济走廊是持开放态度的，认为在美国对巴财政支持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中巴经济走廊构成了对巴基斯坦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美国政府转而开始对中巴经济走廊持否定态度，其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爱丽丝・韦尔斯(Alice Wells)就曾多次攻击抹黑中巴经济走廊及其影响｡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试图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伊姆兰・汗担任总理时就曾设想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他说，“我们与美国有良好的关系，与中国也有铁哥们儿的关系｡我们想扮演1970年代的角色，当时巴基斯坦在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方面发挥了作用”｡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在2022年9月的采访中更直接地表示:“我不希望巴基斯坦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竞争点，也不希望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分歧加剧的场所，而是希望巴基斯坦继续扮演过去的角色……在这个地缘政治大分裂的时代，巴基斯坦更愿意扮演桥梁的角色，把中美两个大国团结起来｡”然而，巴基斯坦政府的这种策略和努力的有效性令人存疑，其根本原因是巴基斯坦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已然不同于1970年代｡1971年，巴基斯坦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两极世界中的相对简单的平衡大三角(美—苏—中)战略格局，而且当时中美之间没有任何经济联系，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巴基斯坦面临的是复杂的多极化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在安全､战略和技术等领域激烈竞争，与此同时，两国还是彼此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联系紧密｡这使得巴基斯坦很难像1970年代那样通过简单地在中美间游走､沟通就能促进两国关系转圜｡

中国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两难，继续保持支持巴基斯坦的政策不变｡然而，美国却不接受巴基斯坦试图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努力和做法｡不论是巴基斯坦拒绝参加美国所谓“全球民主峰会”，还是巴基斯坦在涉疆问题上进行表态，都成为美国及西方世界向巴基斯坦施压的由头｡

（二）

南亚中小国家面对的战略压力增大

在美印战略合流的背景下，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中小国家同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过去，南亚中小国家可以通过背靠美国来抵御地区霸主印度的战略压力，当下这些国家却要同时应对来自美国和印度的双重压力｡对此，南亚中小国家为了引起美国的重视或出于其他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1.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对美印战略合流感到焦虑和不安，竭力奉行大国平衡外交｡202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公布自己的《印太展望》｡不过，该展望整体上淡化了地缘政治色彩，侧重表达了孟加拉国在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立场，没有提及安全上的目标｡在文字表述上，文件使用“展望”而非“政策”或“战略”也是在传达淡化地缘政治色彩的信号｡在解释为什么要出台“印太”文件时，孟加拉国时任外长阿卜杜勒・穆明称，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承认孟加拉国是“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因此孟加拉国有必要对新出现的地缘概念“印太”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国认为，其出台《印太展望》呼应美国和印度的“印太战略”，有助于缓解上述两国对孟施加压力｡在孟加拉国《印太展望》发布后不久，印度外长苏杰生就对孟此举表示了欢迎｡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孟加拉国以此回应日本方面的倡议｡2023年3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时，明确提出要在孟加拉湾和印度东北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因此，孟加拉国认为在外交上有必要对日本的善意予以回应，并努力吸引来自日本方面的投资｡尤努斯领导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上台执政后继续奉行平衡外交政策，孟临时政府外交顾问图希德也公开表示，同时保持与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要｡

2.尼泊尔｡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美国将尼泊尔是否批准与美国签订“千年挑战计划”(MCC)和尼泊尔是否同意加入“印太战略”与美尼关系相捆绑｡MCC协议规定美国援助尼5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该协议内容被普遍认为有损尼国家主权，遭到尼国内多方势力抵制｡2021年7月尼泊尔大会党(NC)主席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担任总理后，尼政府立场出现变化｡2022年2月，美国警告尼泊尔如果没有在月底通过MCC协议，美国就将取消该项目并重新审视美尼关系｡为了不影响尼泊尔继续从西方世界获取援助，最终，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尼泊尔内阁会议以附加“十二点解释声明”形式通过了MCC协议｡然而，由于内政不稳，尼泊尔对“印太战略”的参与也基本处于冻结状态｡

3.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被卷入美印战略合流引发的地缘政治竞争漩涡，整体上采取平衡和中立的政策｡斯里兰卡拒绝了同美国签署MCC协议､“州伙伴关系计划”“访问部队协议”“美军地位协定”等具有安全防务色彩的协议｡2022年，斯里兰卡政府倒台后，美印以帮助其纾困作为利益诱饵，试图在斯里兰卡推进“印太战略”｡但是，斯里兰卡整体上没有对美国的拉拢作出积极回应｡

4.马尔代夫｡在萨利赫总统执政时期，马尔代夫执行“印度优先”政策，公开支持美印的“印太战略”｡2020年9月，美国与马尔代夫签署两国《防务和安全关系框架》｡马尔代夫也同时积极推动与印度在防务安全方面的合作｡但是这一进程在2023年11月穆罕默德・穆伊兹担任总统后被暂时扭转｡在穆伊兹政府的强力要求下，印度最终撤回了在马尔代夫的军事人员｡

可以看出,南亚中小国家或多或少都被卷入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中｡但是,南亚中小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常常会对“印太战略”在南亚的推进产生影响,特别是地区国家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政党的执政轮换,常常会冲击“印太战略”在该国的实施,这就使“印太战略”在南亚地区的推进呈现出反复和摇摆态势｡

三、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两极化”对中国的挑战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和战略影响不断增大，使印度的战略焦虑不断攀升。印度试图通过加强同美国的“印太战略”合流来平衡和遏制中国，在南亚地区尤其如此。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呈现“两极化”和阵营对抗的发展趋势，给中国的南亚外交带来严峻挑战。

（一）

中印在南亚地区的矛盾持续攀升

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已经超过印度，战略影响力不断提升。2000年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南亚六国贸易总额是28亿美元，同年，印度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是24亿美元，两者之间差距不大。此外，相较于中国而言，当时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之外的其他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中都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到了2024年，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其中印度约占1100亿美元，其他国家约为900亿美元。相反，印度同其他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仅为300多亿美元。不论从贸易还是投资方面看，印度在南亚的经济存在都仅为中国的约三分之一｡并且，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印度仅在对尼泊尔和不丹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占有一定优势｡

中国在南亚经济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客观上使印度感到其战略空间遭到了挤压｡为缓解印度的战略焦虑，中国除了积极欢迎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外，还邀请印度加入一系列涉及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中国主动提出建设“中国—尼泊尔—印度经济走廊”，并邀请印加入中国—印度—斯里兰卡三方合作｡在2018年举行的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中，双方提出了“中印+”的合作模式｡然而，印度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被其视为“后院”的南亚地区的存在，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中印+”合作模式也在短暂启动后再无声息｡

印度持续在南亚地区抵制中国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其长期反对将中国纳入南亚地区合作机制中，这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希望相左｡在2014年11月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第18届峰会上，巴基斯坦明确提议邀请中国成为SAARC正式成员，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表示支持该提议，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对扩大SAARC也持开放态度｡但是由于印度坚决反对，中国最终未能成为SAARC正式成员｡此后，印度还借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等抵制SAARC峰会的召开，使这个地区合作机制长期陷入实质性停摆｡

在印美靠拢并且印方拒绝了中方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外交也逐渐寻求脱掉照顾印度感受的“紧身衣”｡新冠疫情暴发后，基于共同抗击疫情的需要，中国主动开启了一系列没有印度参与的南亚地区合作｡2020年7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四国外长举行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同年11月，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五国副外长又举行了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2021年4月27日，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六国外长举行合作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并提出成立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和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2021年7月8日和9日，这两个机构先后在重庆、成都正式启用｡

2014年5月莫迪开始执政后，中印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最终滑落到对抗为主｡这种曲折向下的转变，并非中印在具体议题或者政治层面的矛盾所致，而是两国在战略层面的深层矛盾所致，印度难以接受和适应自身与中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也难以接受中国影响力自然地延伸拓展到南亚地区的现实｡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归，给国际局势及南亚地区格局的演进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是走向衰落且难以逆转颓势的帝国，还是依然最强大且富有活力的超级大国？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判断不断在南亚国家战略界引发争论，并持续考验着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谈到特朗普回归对印美关系的潜在影响时表示，很多国家都很担心、焦虑，但印度不会，显示出印度对印美关系持续发展的信心｡

然而，特朗普政府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却未必完全支撑印度方面对印美关系的信心｡经贸方面，2025年2月，特朗普在莫迪访美时就公开称印度是“关税之王”，逼迫印度对美开放市场｡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全球多国加征“对等关税”，印度输美产品被加征高达26%的关税｡美印签证问题方面，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内部围绕H-1B签证的争论愈演愈烈，H-1B反对者关于“印裔美国人霸占美互联网､科技行业”的言论引发印裔美国人高度不满｡为了安抚共和党阵营内要求加强对外来移民管理的保守势力，特朗普政府在2月遣返了104名印度非法移民，被遣返者戴手铐和脚镣的景象令印度政界一片哗然｡在美国保守势力推动下，围绕H-1B签证的矛盾可能会持续发酵并冲击H-1B主要持有者印度人的利益，困扰美印关系的未来发展｡

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在持续释放，而中印关系却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印度战略界有许多声音都呼吁印度调整对华政策，避免与美国“过度绑定”｡在印度非常重视的制造业发展领域，印度并未从美印战略合流中获得太多实质性好处｡印度统计和计划实施部的数据显示，莫迪上台前的20132014财年制造业对印度GDP的贡献率为17.3%，其后一路攀升，但是到了2023-2024财年，制造业对印度GDP的贡献率重新回到17.3%，与十年前持平｡更严重的是，印度迎合美国对华实施经济打压，最终伤及自身｡近年来，印度在钢铁、电子产品、原料药、光伏、关键矿产等领域对华依赖较大，“对华脱钩”实际上拖慢了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印度经济界许多人士呼吁政府缓和对华关系｡例如，印度财政部在《2023-2024财年经济调查》报告中提出应放开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的限制｡印度工商业团体也持续对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宽对华限制｡印度商工部不得不请求外交部、内政部放宽中国技术人员赴印限制｡在这一背景下，2025年3月16日，莫迪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印关系作出了积极表态，称中印两国正努力恢复关系，且两国竞争永远都不应演变成冲突｡

但是，就特朗普政府当前政策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而言，大的趋向仍旧是清晰的：印美关系仍将处在既有轨道上｡关键在于，印度国内仍存在很强大的亲美势力，其外交政策主张的出发点，集中体现在苏杰生最新著作《为什么婆罗多重要》(Why Bharat Matters)中的判断，“美国仍将是我们时代首要的力量，且将继续如此”｡他在书中还在多处､用较长篇幅表达了反对出于经济效率而“牺牲安全”的观点，并明确为封禁中国APP等措施站台｡在特朗普政府出台“对等关税”遭遇中国强力反制､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后，尽管印也遭受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冲击，印商工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仍很快发言抨击中国，宣称中国通过“不公平经济实践”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仅仅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可以看出，印度宁愿对美“单方面屈服”，也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竭力维持美印关系既有趋势｡在美印战略合流这一影响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保持大体不变的背景下，美巴关系、中巴关系、中印关系都将总体维持已有的趋向和态势｡

（二）

中国南亚外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当下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的南亚外交构成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极化”的南亚以及与印度形成具有对抗意味的关系并不是中国所追求和期望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统穆尔穆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时所指出的，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共谋相邻大国和平共处、互信互利、共同发展的相处之道，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然而，由于印度方面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南亚地区日渐呈现出“两极化”与阵营对抗态势，这与中国方面的期待相悖｡

第二，印度对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心存芥蒂｡随着印度实力的增长和战略自信的提升，加上美西方对印度南亚霸主地位的“默许”，印度越来越反对其认为的中国在南亚搞“印巴平衡”外交｡但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点｡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这种战略支点的支撑作用体现在各个方面和层面，已经不仅限于南亚地区｡过去中巴更多是进行安全战略层面的合作，现在则实现了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双轮驱动｡换句话说，中巴关系已经实现了“提质升级”，这使中国不可能为了“照顾”印度感受而限制中巴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国南亚外交所面临的挑战还在于战略目标的准确定位和战略投入之间的平衡｡南亚中小国家长期寻求中国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以抵御来自印度的战略压力｡在美印战略合流的背景下，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逐渐成为南亚中小国家应对美印战略压力的主要依靠｡这使南亚中小国家迫切希望中国加大在区域内的战略投入｡新冠疫情大流行与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南亚国家脆弱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暴露，一些南亚国家纷纷陷入经济与社会危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冲击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经济，进口燃料､食品和化肥的刚需造成外汇短缺和国际收支困难，致使这些南亚国家经济举步维艰，斯里兰卡甚至宣布“国家破产”｡同时，经济危机又诱发政治危机，两者共振导致南亚国家内政普遍进入持续震荡的状态｡在这种现实下，南亚国家对中国资金支持和纾困援助的需求进一步攀升，这也对中国的南亚外交构成考验｡

在国际大变局和南亚小变局影响叠加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国际与地区层面相互借势，实现积极有为的南亚外交？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静观地区局势演变｡面对地缘环境的变化，中国可以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不仅聚焦同南亚国家政府和政治势力的交往，也要全面促进与南亚国家社会各层面的友好往来，最大限度地聚集亲华友华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有必要将对南亚外交整合到全局战略规划之中，特别是要明晰是否有必要因为美国和印度的投入加大而升级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投入｡中国需要对正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不同地缘板块展开的战略竞争作出定位和排序，进而更好地协调各板块之间的政策｡此外，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提升了南亚很多国家的议价空间，客观上给不少中小国家带来了利好，使它们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多面获利｡在南亚各国政局普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设定对南亚战略政策的短、中、长期的规划和目标，由此才能实现中国对南亚政策不随着南亚各国政局的潮汐而波动｡

四、结语

在国际大变局的影响下，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新趋向｡美国与印度就“印太战略”逐渐合流，成为影响南亚地区格局的关键变量｡美国试图借助印度遏制中国，印度则借美国维护和强化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这逐渐改变了南亚中小国家背靠美国抵御印度支配的旧格局｡传统上在南亚牵制印度的巴基斯坦承受了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南亚其他中小国家也普遍受到美印战略合流冲击｡在战略影响力快速提升后，中国在南亚的外交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印度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推动南亚地区日趋向“两极化”发展，为应对美印合流带来的战略压力，南亚中小国家对中国方面支持的需求也不断加大｡中国如何在战略目标和投入之间保持平衡？如何与作为南亚地区主导力量的印度进行协调，帮助南亚国家摆脱经济困难，而非升级竞争对抗？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必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推动在南亚地区的广泛发展合作，聚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避免陷入美印“印太战略”阵营对抗的陷阱，以“发展”为动荡的南亚地区注入确定性｡

作者简介**：**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