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_风闻

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原创 张广柱 和合主义与制度变迁 2025年05月19日 15:54 北京

中篇目录：

政府职能与公共产品交易的“无价格、非市场均衡”

（一）曼昆“宏观经济循环流量图”的缺陷

（二）政府行为与公共产品供求的“无价格、非市场交易”

1、政府理性行为：权力最大化                      

2、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              

3、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公有制”的新内涵与外延          

4、负公共产品：政府失灵与权力的边界                  

5、公共产品的“非商品交易”与“非市场均衡”            

（三）“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

1、“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                      

2、从“三种生产”看宏观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结构           

3、公共产品估值：国债与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          

4、从“三种生产”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四）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

1、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                        

2、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六大举措                      

（五）AI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猜想

中篇：政府职能与公共产品交易的“无价格、非市场均衡”

——“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分析

我们的文章上篇部分，从微观经济层面，讨论了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文章中篇部分，将在宏观经济层面，把货币流通和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加入进来，从经济总量上探讨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三种生产”的交互运动，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里的关键，是对公共产品与政府的地位和职能，要有一个清晰而科学的认知。笔者的核心观点是：

（1）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刚需，是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来源于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遏制“负效应公共产品”的意志和能力；政府行为与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本身，也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采取政府依托国家机器强制征税-纳税的非市场、非商品交易方式，达到某种没有价格标识的“非市场均衡”。

（4）税收如果被看作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计入GDP，但许多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法治秩序，其价值是无法计量的，因而无法计入GDP。

（5）正因公共产品供求的非商品交易属性，以及许多公共产品价值无法计量并计入GDP，使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理论出现巨大缺口，但也因此给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之外的政府国债货币发行，创造了广阔腾挪空间，使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成为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

上述五条，除产权基础不同外，也是西方许多国家进行宏观管理时“只做不说”的基本原则。然而诡异的是，却未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忽视或贬低政府的作用，弱化了对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研究，从而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阉割成了后来的“经济学”传统。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之一，严重低估了政府职能及公共产品供求的“无价格、非市场均衡”论题，是这一教科书的又一重大缺陷。

（一）曼昆“宏观经济循环流量图”的缺陷

与微观经济学分册一样，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的宏观经济学分册，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循环流量图，把它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模型，让读者对宏观分析有一个总体的概括性认识：

        图23-1：循环流量图，引自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P5

与微观分析不同，宏观分析的对象是所有家庭和所有企业加总，进行总量分析。从宏观经济循环流量图可以看到，曼昆《经济学原理》关注的是，加总的家庭与加总的企业两部门的经济循环流量，再加上政府购买、开放经济的进出口贸易，就构成了四部门经济流量循环。

然而，尽管曼昆讨论了政府购买、开放经济的进出口贸易，把视野扩展为四部门经济，但从全书内容来看，讨论重点仍然在两部门经济，缺少对政府行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产权、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等重要课题的深入讨论，严重低估了政府行为及公共产品的“非市场交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公共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刚需。公共产品的“非商品交易”、“非市场均衡”，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缺失了对公共产品的关注，市场经济研究就少了一大块，而这正是曼昆《经济学原理》理论体系中的一大空白。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在讨论家庭与企业的关系时，仍然延续微观经济学分册的观点，错误地认为“家庭是生产要素所有者”[1]，家庭向企业出售生产要素因而获得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全部货币收入，等于GDP。企业向家庭购买生产要素、支付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价的成本，组织生产，然后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家庭，所得货币总量仍然等于GDP。

所以，“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生产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2]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宏观经济学分册，P8）

曼昆断言，总收入一定等于总支出，“一个经济的收入和其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每一次交易都有两方：买者和卖者。”

“GDP衡量货币的流量。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计算这个经济的GDP：加总家庭的总支出或加总企业支付的总收入（工资、租金和利润）。由于经济中所有的支出最终要成为某人的收入，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计算，GDP都是相同的。”（宏观经济学分册P4）

然而，曼昆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产能过剩，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怎么计入GDP？显然，循环流量图所示的总收入一定等于总支出，是个错误命题，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或经济波动、经济衰退的商业周期？

曼昆在宏观分册第12篇，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呢？”然而他只阐述了政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变动的影响，并没有给出导致总供求失衡的原因（宏观经济学分册P237）。

其实，认为总支出与总收入一定相等，仍然是古典经济学思维——相信市场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平衡。曼昆自己也对古典经济学有所质疑，他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古典理论描述了长期中的世界，但并没有描述短期中的世界。”（宏观经济学分册，P241）。

曼昆还引述了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典经济理论——我们在本书前面所考察的理论——的一个批评者，因为古典经济理论只能解释政策的长期效应。”“长期是对当前事情的一个误导。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如果在暴风雨季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会过去，海洋必将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的任务就太容易且无用了”。（宏观经济学分册，P266）

要害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经济波动？囿于古典经济学思维，曼昆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继续引用了凯恩斯的一句话，把问题说清楚了：“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是，衰退和萧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对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学分册，P266）。

导致经济衰退、萧条的原因，“是因为对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不足”，凯恩斯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引起“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政府行为与公共产品供求的“非市场交易”

针对市场失灵，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市场机制+经济危机”；一是“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经济危机”，必然造成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和人口损失，不可取；“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才是值得探索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

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来讨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

1、政府理性行为：权力最大化

本文所说的政府，是指广义政府。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没有专门讨论政府行为的篇章，把这项任务留给了政治学。但研究宏观经济学，不能不考察政府的组织属性、职能、目标、行为，因为政府行为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

我们假设，政府目标和理性行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

获得权力并组建政府，有多种方式和路径；但权力的巩固和长治久安的传承，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径，那就是基于税收和财政预算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正因如此，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不仅取决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更取决于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首脑、各级官员及公务员个人利益加总，就是政府利益；而权力最大化追求，符合政府的最大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权、责、利对称，政府利益与其职责紧密联系。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有效生产和供给可以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政府为人民服务，主要不是出于高尚道德的驱动，而是因为这关乎政府能否实现权力最大化目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何种组织形态的政府，也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如果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与公信力基础，迟早要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平或暴力的挑战，直至产生有权威的新政府，有意愿、有能力、可持续产出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获得合法性和公信力。

所以，能否有效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是政府追求权力最大化理性行为的必要前提与核心关键。

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仰赖植根于家庭和企业的税源、税基，由此构建起了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三种生产”的互动关系。

家庭追求基于工资收入的幸福最大化，企业追求基于资本投入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基于税收的权力最大化；工资、利润、税收彼此消长，显然，三个最大化行为，相互矛盾、互为最大化边界。

与此同时，三者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一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形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分册，P11）

亚当·斯密的名言，同样也适用于家庭、企业、政府三者的博弈互动关系：三个行为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行为，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约束又相互激励，这种交互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

2、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4篇“公共部门经济学”，用3章篇幅讨论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税制的设计。这个讨论是基于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政府行为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微观经济学分册，P203）文中的措辞和表述，给人的感觉，政府只是市场机制的补充。

然而，政府职能及其主导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远大于曼昆的想象。这里，曼昆遗漏了一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论题：公共产品的产权。

曼昆并非不关注产权，反而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他说：“市场没能有效配置资源，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确立产权”（微观经济学分册，P236）。他引证了科斯的产权理论：“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微观经济学分册，P215）

显然，这里讲的产权是指私人产权。科斯定理未经说明的前提，是默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所谓产权明晰，就是产权明确归属于某个私人。只要产权明晰，那么，私人竞争市场就可以解决空气污染这一类负外部性问题，困难只在于私人是否愿意、能否承担得起交易费用。

实践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私人既不愿意、也缺乏能力承担公共领域的交易费用。解决问题，要靠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什么是公共产品？

根据曼昆给出的定义，所有物品分为三大类：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三是公共资源。

“私人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消费竞争性的物品。”

“公共物品：既无排他性又无消费竞争性的物品。”

“公共资源：有消费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微观经济学分册，P224）

从曼昆的论述可以看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公共资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由市场配置资源、确定价格、形成供求。

私人物品如苹果或私家车，由私人组建的企业来生产，在市场供求机制作用下形成价格、配置资源，这是有效率的。但公共产品如国防、安全、秩序，公共资源如阳光、空气，没有价格，由市场配置是无效率的。市场无法对公共产品进行定价，因而也就无法由价格来调节供求。

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明晰制度。再强调一遍，产权明晰，在科斯和曼昆的定义中，是指产权明确归属于某个私人所有，并受法律保护。

然而，如果用私有产权的定义来衡量，阳光、空气的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在生产中污染了清洁的空气，就没有私人去与企业交涉，因为负担不起交易费用；即使进行交涉，受益的是大家，付费的是私人。于是，就没有私人愿意做这件事，市场失灵了。

空气不属于私人所有，没有私人可以对呼吸空气的人收费。空气没有价格，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但如果新鲜空气被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污染了，损害了公众利益，还能靠私人竞争的市场解决吗？

私人及由私人组建的家庭和企业，理性行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少动力和能力去管制造成污染的企业，例如强制排污企业购买“排污权”。恰恰相反，所有由私人构建的家庭和企业，想要的只是免费搭便车、免费消费公共品，免费享受自然赋予的阳光、空气，因为这符合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怎么办？曼昆说：“当产权缺失引起市场失灵时，政府可以潜在地解决这个问题。”（微观经济学分册，P237）

这就是说，市场失灵了，需要靠政府以“非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政府治理污染需要付出成本，于是就形成了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费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模式。

但是问题来了：政府为什么会有动力去防治环境污染？答案是，政府控制着公共产权，并且具有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动机。

科斯并没有提出“公共产权”这个概念，曼昆也没有提出类似概念。然而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空气的所有权属于谁？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资源的控制权在谁的手里？

与私人、家庭、企业不同，政府是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可以依托国家机器强制征税，去解决因私有产权不明晰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组织。这是为什么？

政府的主观目标是追求权力最大化，但权力稳固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此，政府必须提供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如国防、法治、安全、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便让人民安居乐业，家庭有活力、企业有创新力，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只有社会长治久安，政权才能稳固，权力才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有效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政府之所以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逻辑。

一言以蔽之，政府之所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因为政府的权力最大化目标，绑定在公共利益最大化标的之上。

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保护公共利益，是“成本内化而效益外化”的事情，不划算；但对于政府来说，保护公共利益，是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对等的事情，值得去做，也必须去做，否则就会失去权力。

3、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公有制”的新内涵与外延

在讨论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区别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来明确公共产品、公共产权、公有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用“公共产品”取代“公共物品”的称谓，意在强调它主要是由政府基于税收生产或保护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

公共产品的内涵，是指政府基于税收而生产或保护的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用来为民众、纳税人、家庭和企业服务，包括有形的物质“硬公共产品”，如道路、城市基础设施；无形的非物质“软公共产品”，如制度、法律、政策、文化；货币化的社会福利、非货币的义务教育；组织化的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非组织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

界定公共产品的外延，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公共品都有一个适用边界问题，而这个边界是动态的。比如一个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只供这个城市的居民消费；除了“纯公共产品”如国防、法治外，还有大量“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在我国，国企和国有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非排他性和消费共享性。

此外，许多物品处于“纯”私人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过渡地带，姓公还是姓私？会因时空变化而变化。例如私人创造的科技成果、精神文化产品，过了专利保护期后，就成为了可供所有人免费使用的公共物品。

站在消费者立场，倾向于尽可能扩展免费公共品的适用空间和时间，就像享用自然公共品阳光空气一样。但从生产者供给侧看，受制于生产投入资源的稀缺性，必须考虑成本-收益比，否则再生产将无以为继。这就要求建立公、私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把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区分开来，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基于对公共产品内涵与外延的考察，可以给出公共产权和公有制的定义。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公共产品公有制”概念，与以往公有制概念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态。

“公共产品公有制”是指现代产权制度[3]下，以法治方式明确界定公共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归属和权益边界。

公共产品所有权，权利的源头是纳税人，因而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属于纳税人，即归属于家庭、企业、民众。自然公共品如阳光、空气、自然环境、矿产资源，基于自然法，属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如果因争夺资源引起冲突，历史上大多是通过战争暴力来解决，现代社会主要靠人为制定的法律来界定。

政府作为征税者，拥有对税收的使用权和以财政支出方式对公共产品的支配权。政府并非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产权所有者，但控制着使用权和支配权，负有对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法律保护、调整结构、优化配置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现代产权制度下的公有制，就是国家为保护和利用公共产品、公有资源、公共产权的一整套规则、法律、政策、制度。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可以依托国家机器、以强制征税的方式生产、保护、供给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

结论：政府征税的法理依据，就在于公共产品公有制。

4、负公共产品：政府失灵与权力的边界

公共产品有好也有坏。好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坏的公共产品祸及全社会。人的理性有限，即使有良好愿望，有时也难免犯错。政府也是如此。

所谓负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负外部性、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物品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各种犯罪活动；一类是政府产生的负外部性，如错误政策、过度监管，伤及了家庭和企业的活力、创造力。

私人物品造成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来解决。政府自身制造的负外部性，则需要建立纠错制度和纠错机制，约束权力过度膨胀。

人类历史上，建立了各种政治制度和机制，探索防止权力膨胀的方式。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合理配置，构建一个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界定三方权利与权力边界、形成三方相互约束、相互激励、合作博弈的制度机制。

家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于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之中。

家庭和企业，是税源、税基；政府向家庭企业征税并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的权力边界，是在与家庭、企业的三方博弈中形成的。合理的权利与权力配置结构，旨在使三方履行各自职责，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构建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是一个宏大论题，笔者在拙文《“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进行了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在网上搜索阅读。

5、公共产品的“非商品交易”与“非市场均衡”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政府与家庭和企业之间的“非商品交易”。

政府作为生产者，居于供给侧，向家庭和企业征税，用以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家庭和企业，居于需求侧，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履行纳税人义务。政府与家庭企业，是非商品交易关系，交易标的物是公共产品，交易结果是“非市场供求均衡”。

公共产品供给，不是靠市场配置资源，而是由政府主导，或者由政府以招投标方式外包业务、向私人承包商购买。这取决于政府意志、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的需要，由政治规律和政治机制配置资源。

需求侧的家庭和企业，是被动接受者，即使不欢迎某些公共产品，短期内也难以拒绝，但总会以某种方式反馈，只是这种反馈链条长、速度慢，导致矛盾慢慢累积。一旦矛盾激化，就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是政府失灵。

作为非商品交易，公共产品不是由市场定价。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公共产品价格，那么，可以用货币来计量，计入GDP。

然而，税收并不能涵盖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即不能涵盖公共产品社会效应的价值。事实上，许多公共产品是无价的。例如，计划生育作为一项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其效果需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如何计算其价值？有没有价格？营商环境，包括硬件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的法治、秩序、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公共产品，但怎样对营商环境进行估值、定价、计入GDP？

显然，许多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可计量，无法计入GDP。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虽然是非商品交易、虽然难以计入GDP，但仍然存在一个数量、质量、结构、时空分布的平衡问题。那么，在公共产品无价前提下，怎样才能判断并实现其供求平衡呢？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三）“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

曼昆对宏观经济学的定义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是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宏观经济学分册，P3）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经济，目的是解释家庭、企业、政府行为及“三种生产”交互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这里的关键，是把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与市场机制下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结合起来，探讨宏观经济怎样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

1、“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市场经济下的两种生产辨证运动，现在我们把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加入进来，构建起了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这就是经济总量分析的对象和内容。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笔者提出一个“三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

              图2-1 “三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4]

这个模型是在两种生产辩证循环经济模型基础上，又加入了第三种生产即公共产品生产，构建起包括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的三种生产交互运动的经济大模型。

三种生产经济模型与两种生产经济模型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一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握在了一起。在家庭与企业基于市场交易的供求关系中，加入了公共产品的非市场交易。这样，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就交织在了一起，从而改变了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机制的内在结构。

二是在两种生产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多了一个中间支点，就像天平的支点或钟摆的中轴，政府就是这个中间支点。于是，在家庭与企业的两种生产辩证运动中，就有了一个平衡供求关系的中位值抓手，这个抓手由政府来控制。

三是政府控制供求平衡的中位值抓手，包括两个政策工具：一是货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介入，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货币流通速度，就不仅取决于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还要受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国债的“隐形之锚”——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

于是，在家庭、企业、政府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三种生产互动机制，营造了三维立体的生态空间和社会环境，使宏观经济得以在其中运行。

2、从“三种生产”看宏观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结构

宏观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统一。

用三种生产的观点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要求货币供应量及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相互匹配，其内在结构，可分解为七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1）生活要素市场，消费品的供求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形成，关联家庭生活消费、家庭储蓄、人口繁衍、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

（2）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品的供求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形成，关联企业利润、企业储蓄、投资、扩大再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3）就业市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供求，关联就业、失业、工资，与企业利润分割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4）公共产品供求，不同于市场等价交换，这里是政府主导的“非市场供求、非商品交换”，对应税收财政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转移支付，主要受政府行为控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节。

（5）金融市场1：基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与流通，对应商品流通、物价和利率变动、流动性、通胀、通缩，依赖于市场机制和央行的货币流通管理。

（6）金融市场2：基于国家信用的国债货币发行，对应财政预算、税收、利率、物价变动、通胀、通缩，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及中长期货币流通预期管理。

（7）国际贸易进出口市场，对应外汇供给与需求、汇率变动。

以上七组供求关系，前4组反映实体经济运动，构成宏观实体经济的商品和劳动力总供求；第5、6组是以实体经济为锚的货币流通，构成宏观经济的货币总供求；第7组涉及跨国实体经济与外汇流通。

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七组供求关系的总和，每一对供求关系都因货币流通的联结而成为牵一发动全身的变量。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有效抓手，但不能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割裂开来。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能脱离市场而单独运行。恰恰相反，它是与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货币流通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商品+公共产品”的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

3、公共产品估值：国债与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5]？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对所有商品进行估值、计价的工具，并对所有商品都具有购买力。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基于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购买力不足。那么，通过信贷扩张或发行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形成有效购买力、平衡供求关系。所以，货币的衍生功能之一，是撬动实体经济供给侧或需求侧、使之达到平衡的杠杆和工具。

货币供应是有边界约束的。货币发行量以实体经济的商品和服务的内在价值为锚，但又具有伸缩弹性，可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脱离实体经济，这就潜伏了价格波动、通胀、通缩、流动性、经济周期等一系列问题，使宏观经济运行变得有活力而又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货币发行与流通有两支锚：一支锚勾挂着信贷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支锚勾挂着国债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公共产品、公共资源。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分为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银行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政府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考察货币发行量与流通，需要厘清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联系与区别。

相同的是，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进入金融市场，两者交融在一起，成为货币总供应量的组成部分，共同影响利率的形成，并通过加息或减息调节货币的流动性；不同的是，两者的信用属性和功能有着重大区别。

信贷货币以商品总价值和商业信用为锚，发行规模受商品流通规模和速度以及家庭储蓄+企业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量入为出，由市场机制调节，反映短期货币供求关系。

国债货币基于货币发行主权、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为锚，具体内容是多元的，包括不可计价的公共产品、科技进步的潜在增量价值、待开发土地或资源的潜在增量价值，还有人口红利、失业者的“机会工资”，等等。

国家信用和国家实力，说到底，就是国家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作为国债货币发行和流通的“隐形之锚”，有一个清醒认识。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属于非商品交易，难以精确计价，这就使以GDP为主要变量的AD-AS模型的总量分析存在巨大缺口，但这个缺口恰恰给政府发行国债货币创造了空间，使货币供应总量有了腾挪余地。

公共产品无法明码标价，不等于公共产品没有价值。

公共产品的价值，可以采取一定时期内“税收+财政赤字”的方式予以估值。赤字的核算，依据两个经验数据：一是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例如5%以内；一是通胀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例如2%以内；然后结合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等其它相关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合理的赤字规模及国债货币的发行规模了。

国债货币的投向，主要是用于公共产品再生产、公共资源再保护、宏观经济再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货币来扩大社保、社会福利，是解决供求失衡的有效手段。

考虑到国债货币与信贷货币的不同属性，对宏观经济总供求进行均衡管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一系列尚不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颠覆性理念：财政是创造国债货币的工具；财政赤字货币化、支出先于收入；财政工作的目标不是收支平衡，而是充分就业，等等。这些观点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因为它事关政府能否充分发挥国债货币功能对宏观经济的未来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赤字货币化，并不适合所有经济环境。在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中，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但在我国目前产能过剩、内需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有效金融工具。

财政赤字并非无源之水，在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锚定物。财政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找到这些锚定物并予以科学估值，据以发行国债。赤字是花未来的钱，需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寻求未来预期的平衡。

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发债规模，需要与无法明码标价的公共产品的隐形价值相匹配，反映政府对未来宏观供求均衡的预期，是政府以出售债券发行货币的方式，对未来宏观经济供求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4、从“三种生产”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宏观经济，是三种生产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总量经济。

家庭劳动力和企业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由市场定价，总价格成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构成，计入GDP。公共产品没有价格，以国债、财政赤字的方式，参与总供给与总需求，从而使公共产品能够以货币形态计入GDP。

考察宏观经济，分两种生产视角、三种生产视角两个层面。

从两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微观基础是家庭与企业的对立统一，内核是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的矛盾运动。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结果有三：或是“资强劳弱”，或是“劳强资弱”，或是“劳资平衡”。这决定了蛋糕分配的三种情况：“资本剥削劳动”，“工资侵蚀利润”，“工资与利润平衡”。

微观经济反应到宏观上，也是可能的三种状态：

一是总供给不足、总需求“过盛”，企业的产出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称为“短缺经济”。应对措施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供给侧发力，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是总供给过剩、总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超过家庭基于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导致产能过剩、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但这需要从两种方式达成：市场机制+经济危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其实就是从三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在家庭与企业之间，加入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中间支点，给了政府干预市场一个抓手。

政府干预市场，面对劳资矛盾，必须坚守中立、不偏不倚。因为政府追求权力最大化，依赖于税收，而家庭和企业是税源税基。无论是资本剥削劳动，还是劳动侵蚀利润，都会损及税源税基，从而损害政府目标。

所以，政府的职能与使命，微观上是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宏观上是寻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路径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给中间支点找到锚定物——支撑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公共产品，并予以科学估值，使之可以计入GDP。这里不仅涉及公共产品的界定、估值，而且涉及工资、利润、税收、利息、赤字、就业等一系列经济变量，归根结底是一个做蛋糕与分蛋糕、寻求生命力与生产力平衡发展的问题。

（四）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巨大的增长下行压力。最直观的表现，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预期减弱，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今日中国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剩余经济”时期，背后的机制和深层逻辑，源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重构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质量、结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

从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全方位全视角看，目前我国经济存在两大症结：

一是在实体经济层面，政府和社会过分偏爱企业生产而忽视家庭消费，背离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市场经济底层逻辑，造成了一段时期内结构性的“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二是在货币流通层面，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低利率环境营造了信贷繁荣，但投资过多流入房地产业，推高房地产价格造成资产泡沫，挤压了非住宅消费，导致生活消费的内在结构严重失衡，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第一个症结，从两种生产视角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企业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了世界工厂，生产和供给能力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超越国界达到世界各个角落。然而，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并没有同比例增长，近年来更出现了终端需求不足和消费降级，陷入了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反映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人均GDP持续走高的同时，家庭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且未能同步提升。

以下这段内容由AI生成：

一、中国家庭消费长期滞后于人均GDP增长

1.人均GDP增长趋势（2000-2022年）

2000年人均GDP 959美元（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人均GDP 4,550美元（突破中等收入门槛）；

2022年人均GDP 12,741美元（名义值，国家统计局）。

2.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最终消费率）

| 年份     |家庭消费占GDP比重  | 全球平均消费率   |

|----------|---------------------|------------------|

| 2000 | 46.4%               | 60%-65%          |

| 2010 | 34.9%               | 58%-63%          |

| 2022 | 38.1%               | 55%-60%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

二、结构性原因分析

1.收入分配失衡抑制消费能力

劳动报酬占比低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7%，2022年回升至52%（OECD国家平均55%-60%）。

基尼系数高企

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6（2022年为0.467），前10%家庭收入占总收入41.4%（西南财经大学调查），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

2.高储蓄率挤压消费空间

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超20%（北京大学调查），迫使居民压缩消费。

3.房价上涨透支消费能力

4.经济模式依赖投资与出

三、国际比较：消费率偏离发展规律

四、政策效果与未来挑战

结论

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与家庭消费率低迷并存，本质是“投资-出口”驱动模式、收入分配失衡与社会保障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若不系统性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如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扩大财产税）、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全覆盖）及调控房地产泡沫，消费率难以实质性提升，经济转型目标亦将面临挑战。数据清晰表明，增长质量而非增速本身，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人均GDP增长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未能同步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不足、高房价等，这些因素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严重脱节，在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下降、男女性别结构失调、年轻人婚育意愿减弱、出生率降低少年儿童数量减少。老龄化叠加少子化，人口发展在数量、质量、结构方面都出了问题。

人口总量减少而人口结构失衡，构成了对实体经济总需求的硬约束。应对之策，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在人口总量达峰不可逆条件下，追求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

然而现实是，对“物”的投资过剩，对“人”的投资严重不足；家庭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投资增长，“人”的价值估值长期落后于“物”的价值估值。由此导致生活消费和人口再生产滞后，破坏了两种生产良性循环，这已成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症结，房地产泡沫与流动性危机，从信贷繁荣到信贷衰退。

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本质，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反应到货币流通上，突出表现为信贷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行业：在供给侧，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开发商加杠杆大规模举债，形成房地产的资产泡沫；在需求侧，家庭在收入不足条件下，加杠杆撬动未来收入买房子，急剧扩大了家庭负债。

房地产泡沫下的住宅商品供过于求，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家庭缺少以货币收入为支撑的有效购买力。贷款买房的家庭把有限资金投入期房，挤压了衣、食、娱、游、用，科、教、文、卫、体等其它消费，导致人口再生产紊乱，干扰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发展的自然规律。

全球化时代，大量出口消化了企业的部分过剩产能，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危机并不明显，很少引起注意；但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出口不畅，危机就日益凸显出来了。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时，合乎逻辑的对策，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降低流动性，提高利率以收缩信贷，目的是去产能。然而，这里的悖论是，降低流动性、紧缩信贷，同样会压低消费需求。

于是出现了一个诡异现象：政府为刺激消费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总量，却被流动性减慢冲淡了效果。背后原因，是家庭对未来预期趋向悲观，不愿消费或降级消费，宁愿增加储蓄应对不时之需。企业对未来预期也趋向悲观，不愿投资，即使拿到贷款也“反存银行”吃利息，或在股市、债市、汇市及其它金融衍生品市场滚动，回避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为什么人们对未来预期转向悲观？从货币流通层面看，是因为银行信贷从“信贷繁荣期”进入“信贷衰退期”，产生了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货币杠杆对实体经济调控功能的削弱甚至丧失；突出表现，是信贷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流动性较低的M2占比快速增加。虽然货币发行总量扩大，却未能遏止通货紧缩倾向，利率变动对资金供求的调节能力下降，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都无法把资金“赶”出银行。这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货币政策也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政府财政再不出手，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趋势，将对经济社会造成长期损害。

一言以蔽之，实体经济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引发了货币流动性危机、通货紧缩，人们对未来预期变得悲观，家庭不愿或不敢花钱消费，企业不愿或不敢投资扩大生产，两种生产陷入负反馈不良循环，不仅严重影响了家庭人口再生产，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系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两大症结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人”的发展落后于“物”的发展，生活与生产的关系被颠倒了。这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病根所在。

2、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六大举措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须对症下药进行治理。

如果仍然秉持单向度片面思维，仅仅关注生产力、供给侧，那么，拿出的解决方案永远跳不出投资拉动的窠臼，“刺激”消费也仅仅是为了拉动生产，结果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发生，需要从三种生产的全视角考察宏观经济总供求平衡，从以下六方面对症施药：

（1）跳出“重生产、轻生活”认识误区

在观念层面，我国社会长期遵循“重生产、轻生活”思维，颠倒了对人的生活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的认知。究其原因，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旧唯物史观有关。

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有其道理；但在“过剩经济”环境下，“重生产、轻生活”就显露出忽视人、忽视人的生命力的错误思维本质，不仅遏制消费，也因消费不足导致需求不足又反过来制约生产。

旧唯物史观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缺失了对三种生产辩证运动的考察。显然，旧唯物史观需要更新了。决定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不是单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是“三种生产+时间”的矛盾统一运动，外部则受自然环境制约。从这个判断出发，可以发展出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2）体制改革：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改革大方向，是在现有制度基本框架稳定前提下，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提高家庭权利和企业权利权重，激发家庭和企业的更大活力和创造力。

这个论题，笔者在拙文《“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做了深入讨论。

（3）分配改革：兼顾增量财富分配与存量财富再分配

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工资收入和福利增长，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扩张。从这一判断出发，就可以找到分配制度改革的理由和方向了。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力求劳资双方力量平衡，使两种生产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激励的正向循环。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加杠杆增发国债，大幅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投入，旨在促进已经滞后的生命力发展，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的历史性转折后，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4）产权制度改革：资本社会化与全民持股

分配改革的尽头是产权改革，理想目标是“资本社会化”和“全民持股”，让人民成为资本所有者，直接决定分配。

与三种生产相对应，产权包括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产权、企业要素资本产权、国有资本产权。产权制度改革，涉及三种产权及其各项权能的法律地位确认，以及它们的交易方式和结合方式，旨在形成三种产权相互约束相互激励机制，在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激发产权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的产权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关键之一，是推进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企业要素资本的优化组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社会化，即把企业资本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资本所有者。上市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的产权结构，早已超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陈旧思维。通过资本社会化，逐步实现全民持股，让家庭同步分享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红利，从而把企业生产力发展与家庭生命力发展直接联系起来。

我国现存大量国有企业，就其产权属性来看，本质上就是国家代表全民持股，是全民持股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但存在缺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难题，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重塑消费理念，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协调发展

一方面，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在中低端消费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高端消费同样有广阔空间，需要培育消费的梯次增长趋势，这对于两种生产螺旋式上升发展更具意义。

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需要破除陈旧消费观念，拥抱新型消费观念，发现新的消费品类、鼓励新的消费增长点，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谷子经济”的兴起，或许就是一个趋势性现象。

（6）重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上述（3）（4）（5）项改革，需要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匹配，才能有效推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在货币运动上的反映，展现了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分野与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遵循市场规律，资金流动以利息为导向，追逐机构或个人私利，哪里赚钱往哪里跑。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逐利的商业银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可避免会在信贷繁荣与信贷紧缩、降息与升息之间做长时段钟摆运动，与经济周期形成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

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由政府控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与权力巩固息息相关，这正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区别，还在于锚定物的不同因而发行规模不同。信贷货币发行规模受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发行空间相对有限，过多会引起通胀，不足会引起通缩；国债货币的锚定物包括“机会工资”、不可精确计量的公共产品、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和待开发土地的潜在价值，等等，发行空间和弹性比信贷货币大得多，其规模以不引起恶性通胀、实现充分就业为标准。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要进入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可以无差别通过加息或减息加以调节，而利率管理是央行的职能。此外，股票、证券及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也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与财政部门就有个分工合作问题。财政部门的职能，在于寻找国债的锚定物并进行估值，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债和赤字规模，并以征税方式回收货币、干预货币发行量；央行购买国债使之转化成商业银行信贷货币投放市场，旨在增加国债货币流动性并通过利率管理来调控所有货币的流动性。

货币流动性与货币发行量是两个不同范畴。央行的职能在于通过利率变动调控流动性，但不能决定国债发行规模的货币供应量。

利率变动影响货币流动性。M0、M1、M2是流动性不同的货币，利率变动可以调节流动性不同的货币的占比结构。加息是为了减缓货币流动，使部分货币回流到商业银行，防止经济过热；减息是为了加速货币流动，释放流动性，防止经济衰退。

在当前流动性危机环境下，央行应通过减息增加流动性，改善人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但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发力，关键在于国债货币的发行规模和用途。

国债发行规模，取决于财政部门对一定时空范围内“隐形锚定物”的确认及估值；国债创造的货币流向和用途，在“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经济环境下，应更多投向人口人力资源再生产所需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领域，使相对滞后的人口再生产赶上生产力水平。这将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重拾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促使家庭乐于消费、企业敢于投资，推动生产力与生命力走向正反馈良性循环

从更长远的战略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必须综合考虑家庭人口、企业产品、政府公共产品三种生产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旨在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

（五）AI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猜想

AI革命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同时也带来巨大风险，它会不会使“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更趋恶化，颠覆企业与家庭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并摆脱政府监管？一个恐怖的声音说：大自然既然可以创造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假人类之手创造更高级的生命和文明？

悲观者认为，AI革命超越工业革命，将取代人类大部分工作。多数人不工作就可以丰衣足食，给吃给喝就行了。如果人类进入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充分福利”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社会还能持续吗？

乐观者认为，AI只是人类创造发明的又一个工具。历史上早就有过“机器排斥工人”危机，但每次技术进步在淘汰旧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人性决定了人类必然会发展出相应的制度、法治和道德规范来管控AI，确保AI始终由人所控制，为人类所服务。

在AI革命引领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或将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时代，不仅基本的衣食住行用游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具备了全面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的条件，社会可能演化成一个“充分福利”的“懒人社会”了。

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不再是问题，分配才是问题。但在分配问题上，人类仍将面临无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人的物质需求有限但精神需求无限。人类需求从低层次物质需求逐级向高层次精神需求转变，或许有一天可以在物理空间向火星移民，但人的精神想象早已超越火星走向无垠宇宙。人类社会内部，攀比性、竞争性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对权力和影响力的追求，基于人性而永无尽头，导致彼此争斗甚至冲突和战争。AI能不能制止战争？抑或火上浇油？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悖论。效率产生于竞争，没有市场竞争就没有效率，但市场竞争一定带来分化和不平等。其原因，不是因为基于人为法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基于自然法的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

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通过“资本社会化”来解决，例如全民持股；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是大自然赋予个人的私有权利，除非消灭人的肉体，否则永远不可改变。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能力不同，只要有竞争，即使机会绝对平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犹如百米赛跑，同一起跑线出发，到达终点总是有先有后。如果强制一起撞线，谁还奋力争先？

AI时代的财富分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大数据、算力、算法的认知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会被极少数科技狂人或大公司垄断？财富分配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认知或“涓滴效应”？

不平等带来社会分化和动荡，需要分配公平来维护社会正义。人们曾提出一个美好想象：按需分配，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如果“需”是个人无节制的欲望，而欲望在相互攀比中是永不满足的。所以，“需”是有边界的。

相对公平的分配，仍有赖于两个制度机制：一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机制；二是政府基于市场底层逻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求机制；还要在社会文化和心理上找到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平衡。

基于此，可以想象：AI时代，货币仍是有效购买力和分配工具，尽管其形态可能发生变化；宏观经济均衡仍有必要，三种生产仍有一个协调发展问题；还要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

处理AI时代的社会难题，需要更深刻的哲学思维和价值观，选项之一是和合主义。和合主义或能为解决AI时代的新问题开拓一条创新路径，相关思考，后文再做讨论。

（因篇幅限制，删除了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