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上篇）_风闻

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上篇）原创 张广柱 和合主义与制度变迁 2025年05月19日 15:49 北京

上篇目录：

“循环流量图”及产权理论的缺陷

——“两种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

（一）两个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比较

（二）曼昆产权理论的基础性错误                      

1、所有制理论与产权理论                          

2、家庭是劳动力的天然私有者，但不一定是资本、土地所有者    

3、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          

（三）家庭理性行为：人口再生产的经济规律                

1、产权与家庭行为                             

2、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最大化                      

3、工作与生活均衡曲线

4、养育孩子模式与家庭人口可能性边界

5、从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缩：宏观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四）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

1、生产要素市场与生活要素市场                      

2、“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市场失灵与两种生产的非均衡运动 

3、曼昆对短期劳动市场分析的失误                    

4、经济危机与商业周期：两种叙事背后针对市场失灵的解决方案   

5、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型？

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借鉴、批判与创新

当代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人力资源生产；以企业为单位的物品和服务生产；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

市场经济下，家庭、企业、政府互为供给与需求，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供求、企业产品供求、公共产品供求三大供需关系。其中，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企业产品供需，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公共产品供需，则在政府主导下以非市场方式配置资源。

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决定三大供求关系的均衡与非均衡钟摆运动，由此构建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经制度和运行机制。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陷，在于主要关注市场经济下的“一种生产”，即企业生产及其产品供求均衡和价格，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财富增长的作用；而对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辨证运动”、公共产品的“非市场供求均衡”、以及三大供求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虽有涉及但关注程度和研究深度严重不足，因而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更无法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还不成熟，经济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

本文以国内外广泛流行和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N.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为样本展开讨论[1]，旨在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指出其中的缺陷和谬误，并找到弥补缺陷的路径和方法，尝试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建设做一点贡献。

上篇：“循环流量图”及产权理论的缺陷

——“两种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

经济模型，是用来描述和解释经济体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理论工具。循环流量图（Circular Flow Diagra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模型，它通过简化经济系统，展示了经济活动的核心逻辑和循环机制，不仅是学习经济学的入门工具，也是理解更复杂经济模型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框架。

作为基础模型，循环流量图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和立论基础。然而，如果这个模型存在“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意味着以此为基石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可能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两个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比较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一篇导言中，展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基本的两部门循环流量图：

图2-1 循环流量图，引自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P24）

如何解读这个图形？曼昆写道：“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被简化为只有两类决策者——企业和家庭——组成。企业用劳动，土地和资本（建筑物和机器）等投入品来生产物品和服务。这些投入品被称为生产要素。家庭则拥有生产要素并消费企业生产的所有物品与服务。”（微观经济学分册，P23）

在宏观经济学分册，曼昆又给出一个循环流量图，从宏观层面展示了经济中的家庭与企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宏观经济学分册P5，图23-1）。

两个循环流量图，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示了企业与家庭两个行为主体、通过两个市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买卖交易，由此形成商品流、货币流、信息流的循环往复运动，这就是一个高度抽象、极为简化、却能反映现实经济运行本质与核心的经济模型。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包括《微观经济学分册》和《宏观经济学分册》，就是在这两个模型基础上，针对各种不同经济场景和研究对象，增删或改变某些预设条件、参数或经济变量，辅之以各种案例，陆续展开分析，最终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基础理论的经济学体系。

然而，曼昆的循环流量图存在“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

什么是“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经济模型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简化和抽象，建模时都会预设若干假设条件，这是必要的。循环流量图的核心要点，是强调市场供求均衡及价格变动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为了论证这一点，需要预设若干前提条件，如资源稀缺性、理性人边际选择、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市场出清，等等。

假设条件导致的模型缺陷，可以在其它模型例如三部门模型、四部门模型以及更高层级的经济模型中得到补充和完善，而“非假设条件的结构性缺陷”则无法通过改变预设条件和经济变量来完善，必须重新审视并重新建模。

曼昆循环流量图的缺陷，并不在假设条件的对错或多少，而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混淆了家庭与企业这两个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属性、基本职能、产权基础、追求目标、行为模式的区别；

第二，忽视了家庭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再生产和运行逻辑，与企业物品再生产的运行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第三，忽视了家庭人口再生产与企业物品再生产这两种生产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无限循环的辩证统一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笔者提出一个名为“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的经济模型：

                       图1-1 两种生产辩证运动循环图[2]

这个模型强调：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家庭人口再生产与企业产品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家庭与企业，是两个组织属性不同的产权主体和市场资源配置者，由此成为相互交易、互为供求的经济决策主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商品流、货币流、信息流、均衡价格、资源配置，只是两种生产对立统一运动[3]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曼昆产权理论的基础性错误

基于法治的产权保护、由市场机制定价以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础。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没有开辟专门讨论产权理论的篇章，但在产权问题上，给出了一个错误定义：家庭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错误，导致后面的讨论出现许多谬误。

1、所有制理论与产权理论

所有制概念，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相联系，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等。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产权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联系，是指多样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生产要素的权益归属，涉及股份制、资本社会化等经济范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产权包括四项权能：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四项权能是个动态过程，有一个不断分离和重新组合问题。我国以产权明晰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就是把产权各项权能科学分离、明确归属、优化重组的过程，旨在提高经济效率。

产权理论是对所有制理论的颠覆和超越。

在所有制语境中，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但在产权理论语境中，伴随着“资本社会化”进程，任何人包括工人农民，都有资格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成为资源配置的参与者和投资者。

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人通过工会大量持有公司股票，某种程度上使工人与资本家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美国工人与资本家利益是一致的。

下面这段文字由AI生成：

数据证明，西方国家工会持股与贸易战中工人与资本家利益具有一致性。

一、工会持股：工人与资本家的股权纽带

1.美国工会养老金投资股市的规模

整体规模：截至2022年，美国工会管理的养老金资产规模超3.3万亿美元（美国劳工部数据），其中约60%投资于股票市场（包括本公司股票）。

典型案例：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其养老基金持有通用汽车（GM）约2.5%的股份（价值超10亿美元），福特汽车（Ford）约1.8%的股份（价值7.2亿美元）。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通过养老基金持有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3.1%的股权（价值约5亿美元）。

2.工会持股对工人利益的影响

收入双重性：工会成员收入由工资+股票分红构成。例如：

卡特彼勒（Caterpillar）工人：2018年工会协议中，工人获得公司利润的6%作为股票奖励，直接绑定工人与公司股价。

波音公司（Boeing）：工会养老金持有其1.2%股份，2020年股价上涨带来的分红占工人总收入的8%。

3.工会持股的政治意义

利益趋同：工会通过持股获得公司治理投票权，支持有利于股价的政策（如贸易保护）。例如：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在2018年公开支持特朗普对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因其持股的美国钢铁公司股价在关税实施后一年内上涨42%。

二、特朗普贸易战中的利益一致性

1.关税保护对工人与资本家的双重利好

钢铁行业案例

| 指标                | 2017年（贸易战前）  | 2020年（贸易战后） |

|------------------------|--------------- ------|----------------------

| 钢铁工人就业人数       | 14.7万              | 15.9万（+8.2%）     |

| 美国钢铁公司净利润     | 3.8亿美元            | 12.6亿美元（+231%）|

| 美国钢铁公司股价       | 23.5美元/股          | 34.2美元/股（+45.5%）（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司财报）

工人收益：就业岗位增加，工资年均增长3.5%（高于全美平均2.9%）。

资本家收益：利润与股价飙升，股东回报率（ROE）从4.2%升至11.7%。

2 工会对贸易战的支持态度

UAW的立场：2018年UAW声明支持对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因其会员企业（通用、福特）在关税后本土采购比例从65%升至78%，直接增加工会岗位。

民意调查：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调查显示，62%的制造业工人认为关税“保护了美国就业”，与全国制造商协会（资本家代表）的支持率（68%）高度一致。

3.股价与就业的联动效应

标普500指数与就业增长：2017-2019年，标普500累计上涨45%，同期关税保护行业（钢铁、汽车、太阳能）新增就业32万个，工人通过养老金持股获得资产增值。

工人与股东收益对比

美国钢铁工人：工资+股票分红年均收益8.2%；

公司大股东：股息+股价增值年均收益12.4%。

（差异源于资本增值，但利益方向一致）

三、反面数据与平衡分析

1.部分行业受损

农业与零售业：大豆出口下降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中国反制关税使农业州损失 110亿美元（2018年数据）。但此类行业工会化程度低（农业工会成员仅1.2%），工人-资本家联盟较弱。

2.长期矛盾显现

通胀侵蚀工资：2021年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推高通胀（CPI升幅 5.4%），实际工资增长被抵消。但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在2022年争取到4.1%的薪资涨幅（高于非工会工人2.7%），部分对冲风险。

四、结论

数据表明，工会持股机制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确实将工人与资本家的经济利益部分绑定：

1.股权收益依赖公司利润，促使工会支持保护主义政策；

2.特朗普贸易战中，关税直接提升受保护行业（如钢铁）的就业与利润，工人通过工资上涨和持股增值获益，资本家通过利润扩张获益，形成短期利益共同体。

然而，这种一致性具有行业选择性（集中于高工会化、受保护行业）和时间局限性（长期可能因通胀、供应链重构削弱）。其本质是金融化时代劳工资本化的缩影，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利益分配的复杂性。

2、家庭是劳动力的天然私有者，但不一定是资本、土地所有者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家庭是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命题，是合乎逻辑的。问题出在产权结构上，家庭并不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产权所有者。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虽然没有开辟专章讨论产权，但在解读循环流量图时，错误地把家庭定义为生产要素所有者。他说：“家庭则拥有生产要素”（微观经济学分册P23）。“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家庭是卖者而企业是买者。在这一市场上，家庭向企业提供用于生产物品与服务的投入。”（微观经济学分册P24）正因为家庭是生产要素的产权所有者，因而可以向企业出售这些生产要素。

然而，笼统地把家庭定义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是错误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家庭一定是劳动的所有者，但不一定是资本、土地所有者。

家庭的不变产权，是基于自然法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由于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存在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除非奴隶制，天然属于家庭或个人私有；除非消灭人的生命，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永远不可剥夺。

然而，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变成了商品。工业革命后，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大多数家庭，除劳动力外，并不占有其它生产要素，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由于劳动力存在于工人生命之中，工人带着他的劳动力商品经过就业市场，进入企业工作岗位。这样，劳动力就以商品的形态，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开始了生产过程。

现代企业制度下，基于自然法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仍属个人或家庭私有，可以作为商品在劳动市场出售；但土地、资本等其它生产要素，取决于人定法律，有一个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分离与重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资本社会化，使许多家庭有机会购买股票或其他生产要素，拥有了部分资本或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但即使在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大多数家庭仍然靠工资或薪酬为生，是出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打工人”。

从企业视角来看，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基本职能并未改变，仍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供给者，但产品和服务赖以生产的产权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而为一的独资企业外，现代企业拥有对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进一步来说，生产要素的支配权和使用权，掌握在CEO和经理人团队手里，其职能是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管理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分散掌握在不同个人、组织、机构、基金、财团等股东或投资人手里。

除劳动者外，资本、土地等要素所有者，并不一定在企业内工作，但他们作为投资者或股东，本质上还属于企业范畴，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但客观上有意无意地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所以，尽管企业产权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企业的基本职能和利润最大化行为，并未发生改变。

3、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

对于中国来说，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有制和产权问题，是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必须说清楚。

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1956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两种公有制形态：一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一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从而为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下面这段文字由AI生成：

一、历史背景

1.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1953-1956年，中国开展“三大改造”：

农业：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土地私有转为集体所有；

手工业：个体手工业者组成生产合作社；

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至1956年底，96%农户加入合作社，90%私营工商业完成国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被消灭。

2.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变革

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重工业、交通、能源等），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

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轻工业等由集体成员共同占有（如人民公社、城镇集体企业）。

至此，中国形成“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基础。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1. 计划经济的运行逻辑

集中管理：国家通过五年计划（如“一五计划”）统一调配资源，决定生产、分配和消费。

消除市场机制：价格、产量由行政指令而非供需决定，私营经济被排除。

目标导向：优先发展重工业（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快速实现工业化。

2.公有制的支撑作用

资源动员能力：公有制使国家能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投入重点领域（如1957年钢产量较1952年增长296%）。

分配平等化：按计划分配取代市场分配，缩小城乡、阶级差距（基尼系数从1949年0.56降至1978年0.3）。

三、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1. 积极意义

奠定工业化基础：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初步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标志性特征，与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制度对立；社会公平提升：消灭剥削阶级，基本实现“人人有饭吃”的保障目标。

2.局限性

经济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导致“大锅饭”现象（如1958年大跃进中资源错配）。

民生消费被压抑：重工业优先挤压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反比1952年下降5%。

体制僵化：排斥市场调节，难以适应复杂经济需求，为1978年后改革开放埋下伏笔。

四、与苏联模式的异同

|维度            |   中国（1956年）            |   苏联（1930年代）         |

|----------------|------------------------------|-----------------------------|

|所有制结构      | 全民+集体所有制并存          | 单一全民所有制为主          |

|农业改造        |保留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   |全面国营农场化（集体农庄强制推行|

|工业化路径| 农轻重协调发展（后转向重工业优先） | 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模式）

五、后续影响

改革开放前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1978年，成为后续市场化改革的对象；

制度遗产：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至今仍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理论启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成绩是主要的”，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

结论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迅速整合资源完成初步工业化，但过度集中的体制也制约了经济活力。这一历史实践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特定阶段的动员能力，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面临两大任务：一是价格改革，让市场供求机制定价以配置资源；二是微观基础再造，即对计划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进行改革，目标是以产权理论为指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

商品交易的前提是产权及产品归属于不同所有者，同一所有者不存在商品买卖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只有对物资、物品和服务的分配或调配，不存在商品交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改革，变单一产权主体为多元产权主体，才能形成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无法消灭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个人私有制。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公有制经济生态中，人人都有私心。

私心，是“劳动力天然私有制”的正常表现；追求劳动力收益最大化，是基于人性的自然人的理性行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私心可以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付出越少就等于赚的越多，必然鼓励有私心的人们追求以最小劳动成本（偷懒）获取同等收益的动机和行为。

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最划算，符合人性的理性追求。少数人偷懒，让多数人感到不公平，于是大家都偷懒。这种“反向最大化”、“争后恐先”、“逆向竞争”的个人理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恰恰是囚徒困境所揭示的集体非理性，最终导致经济缺乏足够动力，陷入“短缺经济”、“共同贫穷”。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里要求清晰界定不同所有者拥有的不同产权，即清晰界定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此同时，必须培育完善的法治环境，以法治的方式保护产权。

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农村产权改革；国企产权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农村产权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开来，所有权的权益归国家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交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这就形成了“土地使用权+农民私有劳动力=农民产权收益”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激励了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4]，从而改变了原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特别是释放出被土地和户籍制度羁绊的数以亿计的质优价廉剩余劳动力，伟大的农民工群体横空出世，加速了工业现代化、城镇化乃至全球化。

国企产权改革，以股份制和资本社会化为核心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资本社会化，是指将各种形态的资产货币化，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改变了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使企业羽化成社会公众公司。

国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国企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股票发行一级市场、二级交易市场问题多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国资委、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大锅饭”，把劳动者从“单位所有制”解放出来，确立了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转变为由市场配置资源，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从制度上承认和确立了“人力资本私有制”。当代社会，人力资本已超越物质生产资料，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创业，主要不是靠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本；许多科技大公司创始人，都是白手起家，凭借人力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集群”创造巨额财富。

产权改革的一大成果，是改变了对资本的认知。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具有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功能。资本在形态上可以物化为生产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货币化为金融资本；在所有权归属上，可以由自然人、公司法人、机构法人、国家持有。资本的本质，是基于人性欲望而追求财富和效率的人类意识和思维方式，这种意识和思维方式，人皆有之但强度不同，反映了人与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驾驭资本的能力不同。

正因资本与人性和财富共存，所以，只要追求共同富裕，就不能不依靠资本。否则，留下的只是“共同”，丢掉的却是“富裕”。

必须在保护资本及其创富功能的同时，寻求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可行的路径，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而是把资本的各项权能分割开来进行重组，一方面使资本家转型为企业家，即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组织者；另一方面让劳动者成为全新意义上的“资本家”，即资本股份持有人。这方面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错的。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水火不容。只要改革方向对头、措施到位，二者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实际上，“坚定不移地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正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

因此，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仅是私有产权。“非人力生产要素公有制”，同样是市场经济产权基础不可分割的构成。

（三）家庭理性行为：人口再生产的经济规律

关于企业行为，经济学通常假设企业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以此为前提考察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函数等问题。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五篇《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对此做了集中讨论，其它章节也多有涉及。无需赘述。

需要探讨的是家庭的组织属性、基本职能、行为特征，以及家庭行为对人口再生产可能性边界、“家庭劳动力产出函数”[5]对人口劳动力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影响。

1、产权与家庭行为

历史上的人类家庭，曾经是集生活与生产为一体的基础社会组织，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进化到现代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加若干子女的核心家庭，基本职能是人口繁衍和文化传承。为了有效履行职能，我们假设市场经济下的家庭目标，是追求“基于幸福的收入最大化”。

撇开生物属性不谈，从经济角度看，家庭的人口繁衍过程，是一个“消费的生产”过程，即生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生产过程。家庭作为生活消费和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人口生育、养育、教育、体育的再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费各种物质的和文化精神的生活资料。所以，人口生产是“消费的生产”。

对应“生产要素”概念，生活资料也可称之为“生活要素”。购买生活要素，需要得到收入，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家庭收入的构成，取决于家庭产权的构成。理论上，家庭产权可以涵盖劳动、资本、土地等所有生产要素的产权，这决定了家庭收入可以包括劳动工资收入、土地租金收入、资本利润收入。家庭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包括追求工资最大化、租金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然而，这三种最大化行为有着内在矛盾冲突。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和资本产权，那么，这个家庭的理性行为就是追求租金和利润最大化，这种行为属于企业行为范畴，这时的家庭行为，其实是在履行企业职能，而不是家庭的人口繁衍职能。追求租金和投资收益，对于家庭来说，只是履行人口繁衍职能的手段。

如果一个家庭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人力资本，那么必然追求工资最大化，而工资与利润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这就使家庭行为与企业行为发生了矛盾。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或薪酬。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工资和薪酬最大化，是家庭理性行为的基本特征，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构成了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对工资最大化的追求，受到两方面制约：

一是受企业行为制约，因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增长，意味着工资减少。

二是受家庭自身产权的制约，因为任何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都是有约束边界的。

我们先来讨论家庭自身产权对工资最大化的制约。

2、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最大化

工资或薪酬，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价格。由于多数家庭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我们假设家庭理性行为，是追求基于幸福最大化的工资收入最大化。幸福是目标，工资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家庭成员中的适龄劳动人口，必须参加工作，获得工资以进行生活消费。

工作，对于家庭具有重大意义：工作可以使人参与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与别人交往，获得成就感和劳动乐趣。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赚取工资。工作时间越长，得到的工资越多，对生活要素的购买力就越强，由消费生活资料得到的乐趣、满足感和幸福感也越高。

然而，除了工作，人们还要休息睡觉、处理家务、休闲娱乐。一天24小时，工作只能占用一部分时间。“时间资源”是稀缺的，必须合理配置。

重要的是，随着工作时间的不断增加，人的疲劳感也会逐渐增加，工作意愿和兴趣逐渐降低，幸福感会逐渐减少，这就是工作和工资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劳动者对工资最大化追求是有极限的，超过极限，工资的诱惑力就会丧失，人们就不再愿意也不能再工作了。每个人的极限不同，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工作时间极限和工资收入极限问题。

与此同时，人们用于消费享受、休闲娱乐、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具有更大吸引力。为了获得更多快乐和幸福感，就会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消费娱乐时间。然而，增加消费娱乐时间，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这是消费娱乐的机会成本。随着消费娱乐时间的增加，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呈边际递增趋势。

消费娱乐可以带来幸福感，但由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工资减少，不足以养家糊口，这就要求家庭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

3、工作与生活均衡曲线

为了获得最大幸福，需要劳动者在辛苦工作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见下图：

上图反映了工作时间、工资变动、幸福感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随着工作时间增加，幸福感边际递减；随着消费娱乐增加，机会成本边际递增；当达到均衡点时，成本与收益达到均衡，这就是幸福最大化的均衡。

幸福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均衡点，也就找到了最大幸福，这正是家庭在权衡工作时间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基础上所追求的目标。

然而，这只是经济学对幸福的定义。如果从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看，幸福的定义可能是多样化的。有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寻求内心的宁静，有人抛家舍业浪迹天涯追寻所憧憬的自由。

幸福主要是主观感受，基于产权基础和个人兴趣、偏好的不同，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有很大不同，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

设定幸福指数为100，其含义是没有任何烦恼，人生只有纯粹的快乐；指数为0，人生没有任何快乐，只有纯粹的烦恼。人们的幸福感，总是在0到100之间飘移。衡量标准，以50为界，大于50，谓之幸福感高；小于50，谓之幸福感低。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会在与别人的攀比中不断变化。他人的地位、收入、名望，会对自己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因而幸福最大化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追求基于收入最大化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消费的快乐最大化；二是实现财务自由后，基于个人兴趣，追求从物质到精神不同层次的快乐最大化；三是攀比性快感，这导致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做了地区首富还想做全国首富，做了全国首富还想做世界首富，做了世界首富还想永保第一，向太空进发。

攀比带来欲望膨胀，与幸福感边际递减相矛盾，这是人性无法摆脱的悲哀，却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实际上，家庭在面临工作与生活的权衡取舍时，并不总是理性，很多情况下是随机的和情绪化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家庭理性行为的假设。假设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大多数家庭对工作与休闲进行取舍的动机和行为，也有助于找到人口增长或减少、劳动供给增加或减少的原因。

4、养育孩子模式与家庭人口可能性边界

本节重点讨论“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第三象限的人口繁衍和再生产，先是微观家庭人口增长模式，下一节讨论宏观人口再生产。这些问题在曼昆《经济学原理》中很少涉及。

生育、养育、教育、培育孩子，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是家庭人口繁衍和再生产的基础。培养孩子需要资源投入、付出成本。家庭收入的有限性和生活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可培养孩子的数量、素质、结构的多种可能性组合。因此，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培育孩子多种组合的可能性，进行权衡取舍的决策选择。

这里把培养孩子所投入的生活要素，分为“基础生活资料”和“优质生活资料”，前者是维持孩子“活着”的生命成长的基本需要；后者用于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以及知识、智力、技能全面发展的需要，用学历来衡量。

这里假设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准与学历正相关，学历越高生活水准越高。

在收入和生活要素既定前提下，养育孩子越多，平均分配给每个孩子的生活要素就越少。基于生活要素投入数量、质量、结构的不同，把对孩子的培养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粗放型的“散养模式”；一类是高投入的“精养模式”。

所谓散养，是指仅满足维持孩子生命成长的基本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每个孩子投入“基础生活资料”。在散养状态下，基于自然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生物规律，家庭人口和孩子只有数量的增长，没有素质的提高；只提供基本生活资料，不提供增量教育资源。孩子的人文素质，主要是从前辈继承的文化生态中自发形成。

所谓精养，是指培育孩子更关注生活品质的提高，更看重孩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学历为标准进行衡量。从文盲到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生、博士生、终身学习。显然，精养是一个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养孩子，会使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加快但素质提高滞缓；精养孩子，会使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减缓但素质提高加快。这就要求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数量和素质问题上，做出选择，这是影响家庭人口状况的重大决策。

上图显示了在散养模式下，家庭收入、消费投入、人口规模三个变量的关系。收入增长决定家庭对衣、食、住、行、用等基础消费投入的增长，进而决定培养孩子数量的增长。收入为0，孩子数量也为0。收入的最大边界，决定消费和家庭人口的最大边界，这时家庭可养育的孩子最多。

当然，家庭养育孩子，还要受其它因素制约，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生育率、家长付出的时间精力、养孩子带来的幸福感、对男孩或女孩的偏好，等等。此外，现代技术可以通过代孕、试管婴儿等方式生产孩子，这引发了伦理问题，受社会道德约束，但也走出了一条培育孩子的新路径。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突破婚姻家庭边界，以机构或社会供养的方式培养孩子，也未可知。

这里要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对家庭养育孩子具有根本性影响。可以确定，在自然环境和自然生育率既定前提下，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成本，决定人们养育孩子的意愿和行为；家庭人口增长边界，取决于由收入决定的消费边界。

然而，如果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和素质提高问题，情况会变得很大不同。图2显示，散养模式与精养模式，对于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和素质提高，有着深刻影响。

假设一个家庭用于孩子生活和教育的投资预算是每年20万元，平均每个孩子5万。这笔钱可以供养4个小学生，预算收支平衡；或者3个中学生，剩余5万元；或者2个大学生，收支平衡；或者1个研究生，短缺5万元。

显然，在既定收入下，如果散养孩子，家庭培育的孩子数量边际递增，而平均对每个孩子投入的教育成本边际递减；如果精养孩子，则培育每个孩子的边际成本递增，可培养的孩子数量边际递减。

换句话说，在家庭收入既定前提下，散养孩子，可以增加人口数量，但人口素质的提高停滞。精养孩子，投入的教育资源增加，可以提高人口素质，同时也会减少孩子的数量。如果收入发生变化，收入越高的家庭，可培养的高学历孩子越多，但随着教育成本增加，可培育孩子的数量和学历，均呈边际递减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精养还是散养？

现实观察发现，人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受两方面条件影响：主观上，受家庭财政预算约束，与家庭对现有财富、职业前景及未来收入预期紧密相关；客观上，受就业市场约束，与家庭对未来劳动市场供求变化的认知紧密相关，而这取决于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

主客观环境变化，推动了家庭培养孩子从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转型，已成不可逆转趋势。而在这个趋势中，面临职业选择和未来收入不确定的年轻人，往往陷入迷茫：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

对于家庭来说，这是攸关未来生活品质和幸福的重大抉择。一些人面对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对高成本精养人才的需求，负担不起太高的养孩子成本，干脆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躺平。不是不愿养孩子，而是担心养不起。

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劳动市场对人口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养孩子成了必然选择，由此导致了社会总人口增长从数量扩张到素质提高的转型，必将引起人口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

5、从人口爆炸到人口萎缩：宏观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从宏观层面看，所有家庭加总，构成全社会的家庭系统。家庭系统与单个家庭，在组织属性、目标、职能、行为方式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单个家庭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变化的分析，以及对家庭养育孩子模式的讨论，同样也适用于宏观总量分析。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区别在于，宏观分析事关人口总量增长的最大边界或增长极限，以及总人口素质、年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这与人口增长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特别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及分配结构，对人口增长模式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集合。这里的核心观察是，微观上家庭养孩子由“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过渡，上升到宏观层面，意味着国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一个从“散养”向“精养”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宏观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定义是：社会总人口增长，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精致型的总量减少、素质提高、结构优化的转变。

在增长模式转型之前，人口繁衍总体上处于粗放的散养状态，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与国民收入增长正相关。在一定的自然生态与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处于散养状态的人口总量是一个边际递增趋势，会形成“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素质则呈现出一种粗放的低素质劳动力再生产状态。

人口爆炸曾引起恐慌，因为资源稀缺，人口过多会突破资源可养活人口的极限而引起灾难。人们提出各种理论和政策，试图抑制人口过快增长。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对我国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计划生育理念和政策，减缓了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但这并不是导致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原因，反而因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造成了宏观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不合理及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理论和政策的提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就业市场变化，总有一天，会迎来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素质提高的拐点。越过这个拐点，就开启了人口数量下降、素质提升、结构优化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进程[2]。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已经从“人口爆炸”阶段逐步过渡到“人口萎缩”阶段。标志有三：一是人口总量开始负增长；二是人口素质有效提高；三是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总量为14.1178亿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素质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比2010年提高1.06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达到15467人，比2010年增长38.98%。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城镇化极大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3]。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改开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带动家庭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就业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对人口增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显然，人口增长转型的内在原因和驱动机制，存在于家庭人口生产与企业产品生产这两种生产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辩证运动之中。

从“两种生产辩证循环图”可以清晰看到：第一象限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会对第四象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工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需求侧，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对高素质、知识技能适用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加。这种需求侧变动经由劳动市场，传导至第三象限人口生产，要求人力资源供给数量减少、素质提高、结构优化。

可见，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企业需求侧对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的要求，决定了作为供给侧的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素质和知识技能教育走向，呈现出教育投资边际递增趋势。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当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质变、越过临界点后，就会引起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

所以，人口增长模式转型，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内在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是劳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结果。

对于我国来说，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已经开始，但也只是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关键在于，人口增长模式转型，依赖于消费模式转型。这里有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即居民生活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太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成长有80%是由国内消费推动，印度是70%左右；过去十年，中国的份额通常在50%至55%之间，差距明显[4]。

为了加速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型，需要在人口观念和政策上进行深刻变革。

一个基本理念是：人口生产是“消费的生产”。低消费对应粗放的低素质劳动力产出；高消费特别是教育消费的高投入，对应的是高素质人力资源产出。教育消费在家庭生活消费中占比偏低，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是影响我国人口素质和结构的重大问题，成为了压在年轻一代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所以，人口素质的提高，仰赖于健康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以往“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生活理念，摒弃热衷节约、偏好储蓄的“优良传统”。在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全社会人口再生产由“散养模式”向“精养模式”过渡。人口政策的发力方向，主要不是鼓励增加人口数量，而是重在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改善地区分布。

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初次分配要大幅提高家庭工资收入占比；二次分配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保投入，目标是实现全民免费医保、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终身教育。

围绕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的大目标，进行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制度改革及其它相关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在学科设置和教材选用等方面，要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演进的步伐紧密挂钩。

人口增长模式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逆的大趋势。如果认不清这一大趋势，继续抱守陈旧的人口观念和政策，会犯颠覆性错误：一是只关注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素质，人口再生产满足于散养模式，低生活水准只能产出低素质劳动力；二是造成未来就业市场数量供给过剩、素质和结构供求失衡，需要人的岗位短缺适用人才，应被淘汰的产业行业冗员充斥，进而导致严重失业，技术进步受阻，经济社会陷入困境。

再强调一次，未来的人口政策，重点不在控制数量，而在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合理分布。这就要求在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教育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适应人口增长模式转型的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四）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

以上讨论了家庭人口再生产的底层逻辑和运行规律，下面来考察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这也是曼昆《经济学原理》所缺失的。

家庭人口繁衍和再生产，是建立在“劳动力天然私有制”产权基础之上的生产、分配、交换（作为商品的流动）、消费（“生产的消费”）的完整过程，是一个环环紧扣的生态链条。家庭人口再生产生态链，与企业产品再生产生态链，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由此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无限循环的辩证运动。

1、生产要素市场与生活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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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市场失灵与两种生产的非均衡运动

企业生产力，是指企业基于生产要素投入而形成的生产能力。一定数量、质量、结构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投入，是企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对这些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

企业对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劣，关乎生产效率。因此，企业家及其经理人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是生产力的领头羊。

家庭生命力，是指家庭基于两性婚姻和生活要素投入而产出一定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人口人力资源的能力。物质与文化精神生活要素的投入，决定家庭的生活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乃至决定家庭的人口生育意愿及生育能力、养育能力、教育能力、体育能力。低消费只能产出低素质人力资源。因此，生命力发展，要求高水准的生活消费，特别是优质教育消费的投入。

生产力与生命力，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关系。家庭向企业提供人力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企业家；企业向家庭提供生活要素、工作岗位。企业利润要靠把生活要素卖给家庭才能实现；家庭工资要靠在企业工作才能获得。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规范分析的理想状态下，市场可以自动引导生命力与生产力均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然而在实证分析的现实经济中，两种生产总是处于“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非均衡状态，这是为什么？

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无形之手指引下，有五个原因：

一是在制度安排层面，企业制度演进与家庭制度演进，相悖而行。

企业制度演进，基于利润最大化行为的驱动，是一个组织效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再到现代企业制度，分工专业化、组织科学化、管理渐进高效、人才结构优化形成“人力资本集群”，推动技术持续进步，从而使企业的决策力、组织力、竞争力、执行力不断提高，推动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

家庭制度演进，则是一个渐次退化的趋势：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家庭或家族同时承担着人口繁衍、生产劳动、族群自治等多种功能；而当代社会家庭，已经退缩为核心家庭，功能逐渐收窄，甚至沦为生育机器，还出现了试管婴儿、代孕、同性婚姻。这种企业进化越来越强而家庭进化越来越弱的趋势，是市场机制自发起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是在收入分配层面，工资增长总是赶不上利润增长。

企业制度与家庭制度相悖而行，导致家庭与企业博弈，家庭总是处于弱势、企业总是处于强势；工资增长总是赶不上利润增长；进而导致财富分配贫富分化，依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大多数家庭，购买力不足。尽管社会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却是一盘散沙；工会是有组织力量，但不足以与企业资本相抗衡，打工人集体议价能力总体处于下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如制定强制性最低工资标准），资本强而劳动弱的长期态势，几无逆转可能。

三是在投入-产出层面，家庭消费投入总是落后于企业生产投入，生活消费水平总是赶不上“生产消费”[6]水平。其结果，就是基于生活消费投入的家庭生命力发展，总是落后于基于“生产消费”投入的企业生产力发展。

四是从再生产周期看，有一个企业再生产自我循环问题。

由于存在“中间需求”，短期内，企业再生产具有脱离人口再生产而自我循环的空间，这是产能过剩、投资过剩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中间需求”脱离“最终需求”而自我循环、“非人力生产要素”脱离“人力生产要素”自我循环，必然导致“企业生产力超前发展、家庭生命力相对滞后”这样的失衡状态。

五是在货币循环方面，货币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通速度和流通量，超过了在企业与家庭之间的流通速度和流通量。企业利润积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速度，超过家庭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

两种生产在以上五个方面的辩证运动，反应到货币流通上，形成了两类循环：一类是企业与家庭之间的货币循环，表现为：生产—工资—消费—人口再生产—工资增长—扩大消费—人口扩大再生产…….的无限循环；另一类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货币循环，表现为：生产—利润积累—扩大投资—企业扩大再生产…….。

现实观察发现，在技术进步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问题反映在劳动市场上，就是供求不平衡、失业成为常态。

（因篇幅限制，删除了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