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经济学家德地立人_风闻

环球时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时，很多人就联想到上世纪发生的日美贸易战。2025年，我们似乎又一次来到了相似的“十字路口”。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经历了哪些关键转折？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和当年的日美贸易战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

德地立人：要理解上世纪的日美贸易战，必须回到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作为战败国，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与主导下重建经济。五六年后，日本逐步复苏，但由于资源匮乏、内需有限，只能依赖大量进口原材料，加工制造后出口，而美国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场。

日本的出口结构经历了从纺织品、服装等低附加值产品，逐步转向电子产品、收音机、电视、相机，最终进入汽车和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业。对于早期的纺织品出口，美国虽有不满，但尚可容忍。但随着日本高品质、价格相对低廉的汽车和半导体产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感受到巨大压力，贸易摩擦由此加剧。美方不断对日施压，要求日本增加对美进口、限制对美出口，以及赴美建厂以减少出口冲击。

日美贸易冲突逐步升级，直至出现一系列实质性的政策妥协。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与当今的中美贸易摩擦类似，但两者也存在本质差异。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方，这使其在关键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让步。而中国并非美国盟友，在对外战略上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是中日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美贸易战的重要转折点。协议促使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从1美元兑240多日元迅速升至不足120日元，95年甚至突破1美元兑79日元。这种剧烈的汇率变化对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深远冲击，成为后来“失去的三十年”的重要诱因之一，堪称沉痛教训。

汇率问题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同样敏感。我不确定此轮日内瓦会谈是否已谈及这一议题，但我认为美国迟早会提出。所不同的是，中国有能力也应坚持按照本国经济基本面稳定管理人民币汇率。只要汇率未严重偏离国内实际，便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也缺乏实质性干预手段。

总体而言，中国已在2018年的贸易摩擦中积累了应对经验。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对美国关税施压的应对是成功的。中国已展现出清晰、坚定的立场，这本身也构成对美方的压力，有助于推动谈判进程。

环球时报：在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时，除了上世纪的日美贸易战，您是否还认为历史上有其他值得借鉴的前车之鉴？

德地立人：我认为一段更值得今天的我们警惕的历史教训是1929年的大萧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是英国，但由于一战过度消耗实力经济陷入困境，英国已无能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于是选择中止金本位，不再以英镑兑换黄金，导致压低汇率，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性贬值”和关税壁垒，最终使全球贸易规模骤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且成为爆发二战的经济背景。

今天美国的处境和当年的英国有类似之处：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一大原因是它愿意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因为这体系对美国有利。而现在，由于巨额贸易逆差和政府负债，美国感觉维持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成本过高，似乎在逐步退出这一角色，至少想用不现实的办法扭转局面。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世界经济体系将会陷入混乱。尤其是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果继续对抗，不仅两败俱伤，更可能动摇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根基。因为人民币虽然在逐步国际化，但短期内仍难以全面取代美元。我相信中国政府是清楚这一点的:它虽然在态度上保持坚定，但一直强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是明证。今天的世界，需要克制和战略判断，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这一轮中美关税战的走向更可能是哪种：长期维持较高的关税、关税短期内就有望大幅下滑，还是关税在暂缓和加码之间反复？为什么？

德地立人：很难预判本届美国政府接下来几个月或几周的政策走向——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世界上任何政策，如果违背经济规律、缺乏合理性，那它就不可能持久。所谓“对等关税”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它像是在美国的边境修了一堵高墙，但这堵墙并不完整——有高，有低，还有很多“漏洞”。

其他国家可以很快适应美国的关税政策：一方面努力加强除与美国以外各国经贸合作降低关税扩大非美国贸易，另一方面通过转口贸易，把中国生产的产品通过关税较低的地方贴标继续进入美国。除个别战略性物资外，大部分产品都可找到这样的路径。因此，“对等关税”注定失败。

我认为，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它实质上已经放弃“对等关税”的做法，接下来更可能做的是把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扩展成“中院围墙”，即把关税战压缩在一定区间，把“在半导体等被认为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和霸权关键领域严格对华限制”，扩大到在钢铝、汽车等领域“维护美国本土关键产业”，但这是否真的对它自身有益？我要打上一个问号。

环球时报：我们也很关注其他国家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进展，比如日美贸易谈判。您怎么看待日美贸易谈判的前景？

德地立人：日本当前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拖”和“磨”。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汽车和大米，日本几乎不可能轻易妥协。尽管可以象征性地增加一点美国产品进口，但不会做出永久性、大规模让步。相对的，日本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释放善意，如加大在美投资，比如软银在AI领域的投入、日本钢铁收购美国企业等，以此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意愿。但问题在于，美国方面在具体政策上前后不一，比如钢铝问题就让日本非常头疼。此外，日本也不愿意接受阿拉斯加油管等美国推动的议题。

整体来看，日本采取的是“组合拳”：一方面尽量维持谈判节奏，另一方面避免在核心利益上让步。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这一次美国并不能简单“摁着日本的头”要求让步。日本不急，美国也无可奈何。尤其是当前自民党即将面临参议院选举，如果在这时对美让步，可能影响选情，甚至影响执政地位。日本有可能把谈判拖到选后再处理。

环球时报：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比如中、日、韩，还有东南亚国家，有多大可能展开合作，应对美国的关税威胁？

德地立人：“合作无间”恐怕不太现实，但也有空间。相比之下，日韩之间的合作可能要比日中更容易推进一些，因为日韩都是美国的盟友。这一层身份限制了它们在对美问题上与中国站到一起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如今对各国的贸易压力是全面性的，各国都在寻找应对之道。中国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反而能为与邻国或欧洲的合作创造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中欧关系前几年一度紧张，但现在已有缓和迹象，说明合作空间的确存在。

日本也有自己的国际合作空间：日本是一个重视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国家，它在亚洲又是西方体制中的一员，受益于国际秩序，也有动力维护它。日本正在努力扩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希望吸纳欧洲、韩国等更多经济体加入，在美国之外构建一个更高标准、更具稳定性的贸易和投资制度框架，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这个趋势已经初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