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接受TRT采访：关税战暂停！90天“冷静期”将如何影响中美贸易？_风闻

2025年5月15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采访，就中美达成关税暂缓协议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分享见解。以下为采访全文：

**主持人：**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后，双方同意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目前那种极高的关税已不再被考虑。美对中关税已降至30%，但30%的关税水平仍然是相当高的。问题在于，这是否已足够令人满意？抑或我们只是被从145%骤降至30%的落差所震撼，而忽视了30%本身依然是一个较高的关税标准？

**王辉耀：**当前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竞争，但此次关税的下调、削减以及为期90天的“冷静期”，实际上为全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验机会，也是一种深刻的现实检验——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各国经济早已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任何“脱钩”主张在现实中都难以真正实现。

在贸易战初期，特朗普总统很快意识到，高关税政策不仅打击了中国，也直接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尤其是众多美国跨国企业的运营。例如，在对中国电子产业链挥舞关税大棒不到10天，特朗普政府便宣布对中国电子产品豁免关税，涉及的商品价值100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苹果、特斯拉、沃尔玛等美国大型企业生产和销售，涵盖多个关键产业链环节。同时，美国制造业对中间产品的依赖较深，港口通关效率下降也造成了物流放缓，对圣诞节、感恩节等消费季构成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零售货架空置。这一连串后果无疑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打造“经济繁荣总统”形象的初衷。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迅速做出调整，暂停进一步加征关税。同样，对于中国而言，中方始终主张开放合作，不愿挑起贸易争端，但在必要时也会坚决应对。

此次调整表明，双方都逐渐意识到，我们已不再处于19世纪或20世纪，而是在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的21世纪。在30年前，全球贸易额约为5万亿美元，而如今已超过3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的高度互联已成常态。因此，当前政府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时所展现出的理性思维，值得肯定，也为未来更具建设性的对话留下了空间。

**主持人：**除了当前对抗性的中美关系之外，有观点认为，这种局势可能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提供一个契机——通过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对于欧盟而言，这是否是一个可取的选择？辉耀，我也想请教你，如果欧盟也逐步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那么这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辉耀：**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欧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近期，中国领导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其他欧洲领导人互致问候，此外，双方此前互相实施的一些制裁措施也已逐步解除。同时，我们也看到多位欧洲高级领导人近期访问中国，进一步加强了高层交流。

欧洲企业本身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商业参与度，未来甚至有可能与中方开展合作，将投资回流至欧洲。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紧张局势，但他试图“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这种意图反而促使中国、欧盟，甚至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探索如何在不彻底颠覆现有体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我们应当在承认体系不完美的前提下，推动其演进，而不是彻底推翻。

我认为欧洲现在面临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不仅可以在中欧贸易方面加深合作，也有潜力在国际事务上发挥调解作用——比如在俄乌冲突、中东问题上提供建设性方案。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还可拓展至和平、安全等更广领域。

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也可以在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塑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态重构的阶段，各方都在探索不同路径。尽管特朗普采取了激进的尝试，但现在更加需要各方之间稳健的协商与合作，以维护和平、稳定与繁荣。

值得欣慰的是，美方似乎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调整。我们希望这90天的关税窗口期能够取得进一步进展。例如有关芬太尼的问题，拜登政府时期双方已取得显著成果。美国官方也已表态中国正与国土安全部合作良好，去年美国因芬太尼死亡的比率大幅下降。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需要进一步澄清责任，集中打击毒品制造团伙和犯罪集团。中美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主持人：**好的，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全球化，美国如今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那么，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全球化，是否已经结束了？

**王辉耀：**不，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尽管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这在许多复杂体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全球化仍然是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最可靠的机制之一。

举例而言，自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已有数千亿甚至超过两千亿美元的美中商业活动高度交织。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曾在华盛顿指出，去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地的销售额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已经超过中国企业在美的销售额，这一数据几乎与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相当。

这说明贸易利益的衡量方式多种多样。美国在服务贸易、海外投资、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也大量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约30%的美国人工智能人才来自中国。因此，美国无法在全球体系中追求绝对性的全方位优势。

此外，美国早已将大量“高污染、高强度、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这一过程最初是由中国承接，而如今也逐步向越南等新兴经济体转移。这种产业链的重新配置是全球经济发展中正常且不可逆的过程。毕竟，如今的美国工人也已不再愿意从事这些类型的岗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起初由美国推动，并逐步影响至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中国、东盟及非洲国家。这一趋势本身是全球协作与分工的自然结果。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与管理。

回顾80年前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如今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制度架构在一些方面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全球现实。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彻底推翻并重建现有体系，而是对其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调整与优化，使其更加契合新时代的国际格局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