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赚钱那么简单：年轻人用AI写回忆录，卷进了一代人的沉默_风闻

作者：高恒

在“副业热”和“AI创业潮”的双重裹挟下，一群年轻人悄然盯上了一门看起来温情又赚钱的新业务：替老人写回忆录。

有说这是银发经济的下一个风口，也有人把它包装成低门槛的财富副业——几千块一本，听几小时故事、用AI生成稿件，就能让一本“人生传记”快速落地。

但当真正坐到老人面前、听他们一字一句讲出那些沉默多年的人生片段时，年轻人很快发现：写回忆录不是一门快速变现的生意，而是一场深度陪伴的过程。

它不能被标准化、不能被压缩进模型，更无法绕过人心的柔软与复杂。在高效工具之外，是缓慢、琐碎、沉重的真实。

在一个人人争抢风口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为一段无声的回忆，停下来，认真听一次？

01·年轻人盯上了“老人的人生”

张野是在去年底决定辞职的。他29岁，过去五年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从地产楼书、品牌故事到社交文案，他写过无数个关于“理想生活”的句子，也熬过无数个为PPT修图通宵的夜晚。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写了几百套关于生活的提案，却从来没写过一个真正的人。”他对我说。

真正的转折点，源于一次深夜刷帖时的偶然。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最近有不少老人希望请人帮忙写回忆录，把一生经历整理成书，送给后辈。“那时候我一下就被击中了。”张野说，“原来写文字还能做这样的事情——帮一个人留下他的人生。”

他很快联系了曾经的同事，两人决定尝试做这件事。他们没注册公司、没开发平台，而是低调从身边朋友、社群中开始试探接单，组建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口述采访、文字整理、校对润色，再到成品装帧，全程尽量亲力亲为，有时也借助一些AI工具处理格式和风格统一，但内容一定是人工主导。

最开始找来的客户，都是些“圈子里认识的长辈”：一位退休的纺织厂女工、一位南方城市的退伍老兵，还有一位张野亲戚家的叔叔，早年是搞建筑设计的。这些老人不一定文笔流畅，但都有一种“想说点什么留下来”的冲动。

“他们其实很愿意讲，只是没人听。”张野说。他们把电话采访、文字整理都做得像是一次小型“陪伴式对话”，一页页地把那些慢慢被忘掉的生活场景拼回来。

但很快，张野意识到这件事并不轻松。写一段人生，比写一个品牌故事难太多。

“有一次，一位老人回忆自己年轻时从上海去了云南参加劳动建设，讲到的年代、背景、生活细节都非常模糊。”张野说。他们试图帮老人还原一些场景细节——比如当时的迁徙方式、生活条件、工作单位是否真实存在。为了查证一些提到的老地名和事件，他们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甚至找到了同一年代的纪录片。

“不是为了替他说什么，而是为了不写错、不写浅。”他说。老人记忆中的很多细节已经模糊，表达也含混，需要反复追问、佐证，才能把那些“说不清”的故事补全。

他们坚持了四个多月，完整交付了几本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人聊着聊着突然不想写了，有人因家属反对中途终止，还有人觉得“写这玩意有什么用”。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在帮他们讲述过去，但其实更像是在陪他们确认这一生。”张野说。

他们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有时一个月的采访和写作，摊下来人均收入还不如在公司加班拿绩效。但张野说，这件事带给他的是另一个维度的满足感。

“每个老人都像一本无序的手稿，有的章节空白，有的顺序颠倒，有的甚至从未被讲述过。你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尽可能完整地拼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你的人生，很值得一写。”

02·效率与温度之间：AI写书的边界感

起初，张野也对AI抱有极大希望。

他们用过市面上几款主流的文本生成工具和AI，也尝试接入一些开源模型插件做辅助处理。最初的设想很简单：老人讲，AI记，团队稍作编辑润色——一份回忆录就能在两周内完成。省时、省力、成本低，听起来像是为“银发经济”量身定制的爆款模式。

“我们当时真的以为，靠AI可以做到‘半自动写人生’。”张野苦笑着说。

但真正落地操作后，他们发现问题比预想得多得多。

最大的问题，是情感缺位。AI可以整理逻辑、统一语法，却无法理解一个沉默背后的悲伤，也无法分辨“他说累了”和“他不想再说”之间的区别。有一次，一位老人谈起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中途停顿了很久。AI继续输出了一段“阳光洒落田野”的环境描写，看起来工整流畅，却把场面推得失真、甚至有些残忍。

“那种错位，是很刺眼的。”张野说，“写的是苦难，但AI给你的语感是赞美。这不是技术问题，是经验问题。”

还有就是信息识别误差。许多老人习惯用方言表达，一些口音较重的词语连语音识别都未必能准确转写。加之老年人记忆中的事件往往时间点模糊、人物关系复杂，AI很容易在处理过程中丢失关键线索，甚至“乱编”一段看似合理却完全失真的描述。

“它把‘我爸那年去东北拉煤’识别成‘我爸那年去东北拉妹’。”张野举了个例子，“我们当时一边笑一边也有点心凉，这事儿真不是靠技术抠字句就能完成的。”

但AI也并非毫无用处。张野他们现在主要将其用于一些“低情绪负载”的环节，比如口述转录、内容排版、时间线整理、初步语句通顺处理等。“它是工具，但不能代替判断，更不能代替倾听。”他说。

更重要的是，一本回忆录从来都不只是“记录”而已。它是一个人对自己过往的梳理，是一次“口述—倾诉—沉淀”的过程。

有一次，一位78岁的老人，在采访第八次的时候才第一次谈起自己早年失去儿子的事。在此之前，他每次都略过那个年份，只字不提。张野没有追问，只是陪他说别的，直到那一天，他主动提起，说：“现在好像可以讲一讲了。”

“这不是AI可以替你完成的事情。”张野说。

他渐渐意识到，在这个项目里，他们做的其实并不是写书，而是陪着一个人慢慢回头看一眼走过的路——哪怕那条路并不完整，也不是每一段都愿意回忆。

“我们不是在写他的故事，而是在陪他理解他的故事。”

03·写书，也是一种关系劳动

对张野来说，真正让他意识到“写回忆录不是写稿件”的，是第三位客户——一位74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

第一次上门采访时，老人话不多，只递来一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和几张折痕斑斑的老照片，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年轻人写得懂我这一辈子吗？”

张野记得那天坐在老人家茶几边，光线昏黄，一整面墙的旧书柜像一堵沉默的记忆墙。他开始觉得，这不只是一份文字工作，而更像一次双向靠近的过程。

“其实他们愿意讲，但你得让他感觉到你真想听。”他说。

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断断续续和老人见了七八次。前几次老人多是旁敲侧击地讲教学、讲诗词，直到第四次才谈到自己年轻时因家庭出身受限、无法考大学的挫败，第五次说起“特殊时期”被下放劳改的记忆——每一段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像水渗进布里那样，一点点从边角浸透进来。

“写一段人生，是需要被信任的。”张野慢慢意识到，“你不是在问他的问题，而是在陪他建立回忆的秩序。”

很多时候，这种写作更像一种关系劳动——你需要在不断的交流、反馈、确认中，和讲述者共同搭建出一套可被书写的结构。老人们并不总能清楚表达自己想说什么，也不是每一段人生都有“逻辑脉络”可循。有些人想把战争写得轻描淡写，有些人却执意细数一桩早年的情感创伤。作为记录者，你不是在组织素材，而是在和他们一起整理一生。

“我那时候特别怕我写的句子，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他说的。”张野说。后来他学会了频繁回访、口述交叉验证、甚至打印初稿请家属逐字过目，“这个东西不是写‘人物介绍’，是要让他自己也觉得像是‘我说的’。”

他记得那位老教师拿到样稿时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可说的。现在才知道，我其实一直在想。”

还有一次，一位阿姨在看到写完的回忆录后，送了一张十几年前的全家福给张野，说：“我孙子长大后，我想让他知道，我年轻时也有很多故事，不是一直在厨房里忙。”

这些时刻让张野意识到，回忆录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产品”，它更像是一场迟到的人生对话，一次与自己和解、与后人交谈的机会。

“所以我现在觉得，那些只想着靠这个挣钱的人，很快就会受挫。”他说，“因为你必须投入情绪、投入时间，才能换来对方对你敞开的那一点点空间。”

04·热潮背后：这是副业，也是退场率很高的一门生意

尽管经历了一段段动人的讲述与采访，但张野越来越清楚，写回忆录不太可能成为一门“人人都能赚钱”的好副业。

从去年底开始，他就注意到，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打着“回忆录写手”“口述史自由职业”旗号的内容——有人晒出“一个月写三本，月入两万”的流水账，有人在知识付费平台推出所谓“入门课程”，宣称“只需懂写作，靠AI可复制产出”。

“看上去门槛很低，搞得好像只要会聊天，就能挣几万。”张野摇头。他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回忆录不是标准化产品。不同于自媒体写作或AI写小说，口述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预期。每一位老人背后，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路径；每一份稿件，都需要反复沟通、确认、修订，甚至面对情绪起伏、家庭矛盾、记忆空白等不可控因素。

“你得等着老人有空、有心情、有信任度，有时候前期聊三四次都进不去主题。”他说。更何况很多老人本身节奏慢、沟通方式和年轻人不同，光是建立稳定的交流通道就很花时间。

除了时间成本，还有沟通成本和信任门槛。一些老人最初充满兴趣，但到了一定阶段就中止，不少是因为“写着写着觉得自己不值得写”，还有的是子女不同意，“你们又不是官方的，万一泄露信息怎么办”。

而最实际的问题，是付费意愿的落差。

从表面看，银发人群庞大，似乎蕴藏巨大潜力。但从张野的经验看，“愿意花几千块请人写自己一生”的老人，仍然是极少数。“真正付得起这个钱、又愿意花这个钱的，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精神需求的群体，而不是多数。”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当面夸他们“写得真好”，转头却被女儿劝退，理由是：“花这钱干嘛？又不是名人，写了谁看？”

张野听完有些无奈。他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障碍——很多人把“写回忆录”看作是“留名”“出书”，而不是“记录自己”。

更尴尬的是，有不少“新入行”的人，因为看到宣传而跟风入局，很快就退出了。有的接单后因写不下去被客户投诉，有的低价揽活结果做不出内容，有的干脆拿AI草稿交差，最后被要求退款。

“这行退场率特别高。”张野说，“你指望写回忆录发家致富，那大概率是失望的。”

他现在也不再像最初那样激进地推这件事，而是把它当作一项“慢慢培养”的服务：精力有限时就不接新单，接下来的客户只靠口碑推荐，哪怕一年只写五本，也写得稳妥、踏实。

“说到底，这事不能只靠热情。”他说，“它很小众，很慢，很重，也很难标准化。它可能是门生意，但它首先得是一份尊重。”

05·一段人生值多少钱？当价格遇上尊严

“你们这个要多少钱？”“几千块起，看字数、工作量。”“哎哟，那我不写了。我就是讲几个小时的故事，又不是出书。”

这类对话，张野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听过不下十次。

价格，始终是最难越过的门槛。

对许多老人而言，几十年来已经习惯把“写书”视作一种严肃的、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权利——通常是名人、干部、学者，才值得“立传”。而“普通人”的经历，似乎只配写在家里的日记本里。

“很多老人不是不想写，而是觉得‘我哪配写’。”张野说。

他遇到过一位老人，年轻时下乡支教、特殊时期中写诗被扣上“帽子”，晚年靠退休工资独自供孩子出国留学。她讲述的细节令人动容，但当张野说“您可以写下来，出版给孙子看看”，她却连连摆手，说：“我就是个普通老师，写了也没人看。”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的盲区。

老人往往低估了自己人生的厚度，也高估了“写回忆录”的门槛与代价。他们不相信有人会真诚地倾听他们的故事，也害怕“付了钱写完之后也没人在乎”。

与此同时，年轻写作者也在价格上陷入进退两难。

张野一开始也想走“亲民路线”，最低尝试过1500元起的“简版服务”：不排版、不出版，只是帮忙整理一万字左右的口述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客户觉得贵，认为这只是“打字员”的工作，成本不该超过几百块。

“但其实整理十几页内容，可能要采访三次，改四轮，后期还要排语言风格。”张野说，“很多人看不见写作背后的劳动，就觉得‘怎么会这么贵’。”

他发现，不少愿意付钱的，反而是那些已经意识到“文字=传承”的人——比如一位老医生，特地请他们帮忙整理自己的一生，希望日后家里孩子能明白自己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还有一位中年客户，说想为父亲做本“纪念册”，当作临终前最后的告别礼物。

“他们并不是买一本书，而是在买一次被认真对待的过程。”

张野始终记得，一位老人看到写好的初稿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我从来没想过，我的这些事，原来也能被当作故事写出来。”

那一刻，他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在这个消费时代，我们习惯给一切贴上价格标签：多少字多少钱、一次采访几个小时、出版几页附带多少张照片。但张野知道，真正打动人的，往往是这些标签之外的东西。

“你说一段人生值多少钱？谁都没法回答。”他说，“但只要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听、去写，它就不是无价之物——它是被看见的。”

06·回忆录的未来：从商品到陪伴，从内容到连接

在经历了数月的写作与试水之后，张野并不急于给这门生意下结论。

他看过有人跟风入局，很快又退场；也见过机构尝试流水线式生产回忆录，用AI模板化生成千篇一律的“人生叙事”；更有不少写手转向“低价走量”，主打“几百块一本”，希望用速度和规模打开市场。

“可能很多人希望它变成一个标准化产品，像写论文、做图文快闪一样，流程清晰、收益明朗。”张野说，“但我们发现，它始终绕不开一个词：陪伴。”

在他看来，回忆录行业更像是一种“慢经济”。它不适合被过度消费，也不适合被资本催熟。它需要耐心、信任、共情，需要把一个人从沉默中慢慢引出来，让他相信自己的人生值得被听、被记录、被留下。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过老人因为说起故人而落泪，也见过有人一边回忆一边笑，说‘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张野说，“你会发现，写回忆录的过程，其实比拿到书更重要。”

他至今仍记得一位客户的父亲，临终前刚好看到写好的样稿。老人翻了几页，合上书，说：“我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走。”

那是张野从业以来，听过最朴素、也最沉的评价。

也正是这些片段，让他相信这件事值得继续做下去。

在行业之外，也有一些变化正在发生：有人开始在社区开设“口述工作坊”，邀请年轻人陪老人聊天、整理文字；也有学校尝试把“家族叙事”列入中小学语文教学，鼓励孩子回家采访父母和祖辈；甚至有心理咨询师，将“撰写回忆录”作为部分老年抑郁康复计划的一环，帮助他们重建对人生的理解和尊重。

这也许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当回忆录不再是商品，而成为一种代际连接的方式；不再是写给名人的纪念，而是写给普通人的关怀，它或许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

“写书不是目的，留下连接才是。”张野说。

尾声：每段记忆，都值得被认真听一次

我们习惯于为产品定价，却很少为一个人的记忆标注价值。

在这个充满“效率优先”的时代，一本老人回忆录显得格外“慢”——它耗时、费力、不可批量，却藏着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交换。它是一段人生的重组，也是一场跨代的对话。

不是每段人生都波澜壮阔，也不是每个故事都适合出版。但当一个人愿意打开他沉默多年的过往，当另一个人愿意坐下来听、记录、梳理，这本身，就已经足够重要。

也许写回忆录，不是为了传世，而是为了被看见。为了让我们记得，每一个普通人，也值得被温柔地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