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退休的年轻人，又偷偷上班了_风闻

作者：高恒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退休意味着老年，意味着功成身退。但在Z世代的词典里，“退休”正在被重新书写。它不再是终点，而是一种逃离，是一场提前上演的人生脱轨实验。

有人27岁存够15万，在朋友圈宣布“再也不打工”搬去大理卖咖啡、剪辑视频、摆摊卖手作；也有人在凌晨刷着账单，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场自我感动式的流浪。那些曾高举“反内卷”大旗的年轻人，如今正低头重新拾起工牌、投出简历，回到原本想要逃离的职场。

他们曾经想要自由，现在明白了自由的代价；他们以为不工作就是人生的答案，现在开始理解工作也是一种秩序。他们不是失败者，只是更早尝试了“人生中场”的那部分真相。

这是一些年轻人“提前退休”又“默默归队”的故事。他们在远离中发现现实，在回归中寻找平衡。也许这不是一场告别，而是一次循环——自由，不是躺平不动，而是拥有走走停停的勇气。

01·兴奋的退场（梦开始的地方）

2023年初，李响关掉了工位上的电脑，和同事一起喝完散伙的奶茶，打包了他的水杯和绿植，拎着一只双肩包从写字楼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天很蓝。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配文是：“我，提前退休啦。”

那年他27岁，入行第5年，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运营，年薪不低，但工作强度极高。辞职前的几个月，他每天12小时连轴转，连下楼吃饭都觉得浪费时间。“我那时候就觉得，再上两年班人都废了。”他说。

他存了15万，有两门技能：剪辑和文案写作。他在小红书上看到无数“提前退休”的帖子，有人在云南开民宿，有人在东南亚边远程工作边冲浪，还有人靠写作赚稿费、在B站接品牌合作，过得不比打工差。他想：“我为什么不可以？”

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意思是经济独立和提前退休运动）这个词他第一次听说，是在一个视频博主口中。那是一位“财务自由90后”，在上海买了房，靠理财与副业年入百万，提前从大厂“逃出生天”。“我不需要有几千万，我只想拥有选择自由的权利。”

李响认同这种理念。“年轻人不是不想工作，是不想被工作绑定。”他说，“我不想再接受上班打卡、开会折磨、绩效压力的那种生活。”对他来说，“工作”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有选择的生活方式。他要从“工具人”转变为“生活的主理人”。

在辞职的第一个月，他的生活进入蜜月期：每天睡到自然醒，上午读书，中午吃外卖，下午剪个短视频或写点东西发在公众号上，晚上看电影。他做起了自己的小红书博主，记录“提前退休生活的一百种打开方式”。

那段时间，他搬去了成都，在太古里周边租了一间LOFT，偶尔也和朋友一起去云南、大理住半个月。没了工作的束缚，李响感觉自己真正拥有了时间：“我终于能感受到呼吸是我的，阳光是我的，人生是我的。”

在小红书搜索“提前退休”，有超过万条笔记；在豆瓣，各式各样的“FIRE”小组汇聚了超过40万小组成员；在抖音，“不上班的第365天”视频下点赞破万；在B站上，许多关于提前退休的视频浏览量超百万。

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选择离开职场，在一个别人看来“才刚开始”的年纪，选择结束职场生活。“不是因为懒，而是觉得有点无望。”有网友这样评论。

这群人有一个共性：普遍在大城市工作多年，有一定存款，有技能变现能力，不再相信“升职加薪”的叙事，而是更关注“生活的意义”。他们不买房，不结婚，不拼车，不贷款，甚至刻意降低生活成本，追求一种更纯粹的自由。

李响记得自己辞职时，老板和HR轮番劝他：“你要不要考虑再找份轻松一点的工作？或者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但他坚定：“我不是来喘口气，我是真的不想继续了。”

在“FIRE”这件事上，Z世代比前辈更激进，也更快。他们不再等到45岁以后才想着“退休”，他们要的是在30岁前就掌控自己的时间。而比起70、80后热衷的“财务自由+退休”，他们更追求“技能变现+数字游民”的生活模型。

“我不需要变得很富有，只要能不断赚钱养活自己，同时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退休。”李响说。

在社交媒体上，“FIRE”变成了“退而不休”的一种宣言——辞职，不是逃避生活，而是重新选择生活的方式。他们打破常规，用自己的方式重构“工作-生活”的关系。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更真实的生活考验，正在等待他们。

02·自由的代价（从FIRE到焦虑）

李响的“FIRE”生活，走到了第6个月。刚开始，他会每天更新小红书，分享如何用15块吃一天，如何在旧衣市场淘到百元以内的中古风穿搭，如何用手机剪片月入2000。但后来，他的内容更新频率越来越慢，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把所有账号关了。

“我感觉我有点垮了。”他对我说。

他的存款从15万，变成了9万。看上去还够花一阵子，但他开始做起预算：早餐不超过6块、饮品每周只能买一次、朋友聚会能不去就不去。“以前觉得自由是潇洒，现在发现自由也要付账单。”

李响试过很多方式挣钱——做副业剪辑接单、给公众号写稿、还试着在夜市上摆过摊，卖他手工做的手机壳。一条不到一千字的视频稿或者剪辑一部短视频虽然费用能有几百块，但是太耗时，对方要改五六次，有的时候需要折腾两三天；写深度稿更难，投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平台反馈是“不够商业”；摆摊赚得最少，一晚上刨去摊位费净亏。

“以前以为技能变现是用爱好赚钱，后来才发现是‘用热爱去讨生活’。”他说这句话时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自嘲，也像是在告别某种曾经的信仰。

自由生活变成了一种“用力活着”的状态。他变得非常焦虑：每天都在想今天能不能找到新的订单、这个月还能不能撑过房租、自己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他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会盯着天花板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再也回不到职场，那我算什么？”

李响不是一个人。

另一位姑娘叫周望，95年生，曾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28岁时存够40万后辞职搬到大理，开了一家咖啡小摊，梦想是“做一个面朝洱海的自由灵魂”。

第一周她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角色：每天看海、冲咖啡、发朋友圈配文“再也不想上班了”。可一个月后她发现，现实不浪漫：咖啡豆运费太高、游客淡季太冷清、设备老化出问题，她每天营业额刚够交房租，自己吃的是泡面、住的是月租民宿，离想象中的生活相去甚远。

她很少拍视频了，后来甚至把“自由职业者”改成了“个体摊主”。“我只是一个为了活下去每天早起进货、对付工商和租金的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谈FIRE。”她说。

她回忆自己辞职时的那份骄傲：“我以为自由是一种状态，现在才知道，自由更像是一种能力。”没有稳定现金流的“FIRE”，其实是失业的另一种文艺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响除了心理的变化钱包也越来越紧了。他开始不敢刷信用卡、不敢买网红饮品，甚至在和朋友聊天时也逐渐失去了话题。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不上班、没赚钱，却依然声称“生活很好”。他说，“哪怕我还没用完积蓄，但我已经没了底气。”

“我不能跟父母说我没工作，因为我说过我不再打工了。”周望说。她把这段状态称为“沉默的FIRE失败期”。

而这段时间里，他们开始悄悄重新打开招聘App、刷起远程工作的机会、给前同事发消息问有没有项目可以跟。“我不是想上班，”他们说，“我只是想找回点确定感。”

自由不贵，但也不便宜。

其实FIRE之后生活的状态，其实和退休人员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

当我们将FIRE生活与传统退休状态并置观察时，会发现两者在心理适应轨迹上存在显著的共性特征。根据 Horner（2012）的经典研究，退休初期的幸福感峰值往往伴随着后续心理调适的剧烈波动 —— 这种先扬后抑的情感曲线，同样出现在提前实现财务自由的“FIRE”群体中。那些满怀憧憬拥抱“无薪生活”的实践者，常常在初期的解放感消退后，逐渐暴露与退休人群相似的几个心理挑战。

·理想与现实的心理落差：从巅峰到低谷的情感震荡

新加坡心理咨询专家林博士曾提出“退休忧郁”的概念，指个体在脱离职业轨道后出现的持续性情绪低落、动力丧失或意义感真空。这一现象在急切追求“FIRE”的群体中尤为显著：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2013）的追踪研究显示，退休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较职场期升高40%，而提前退休的“FIRE”实践者因身份转换更为突然，这种心理断层的冲击往往更为强烈。那些曾将职业成就等同于自我价值的人，在告别“社会角色标签”后，常陷入“我是谁”的存在主义困惑 —— 正如Osborne（2012）指出的，成年期构建的身份认知中，职业角色往往占据核心位置，其突然抽离会引发深层的自我认同危机。

·生活范式的重构困境：从有序到无序的日常挑战

习惯了高强度工作节奏的“FIRE”践行者，常面临“时间富裕型焦虑”。当固定的职场日程表突然被无限留白，原本被工作填满的“生存惯性”骤然失效，部分人会陷入过度规划与完全无序的两极摇摆。Burton（2019）的研究揭示，那些对“结构性时间”依赖度高、内在动机偏向外部驱动的个体，更容易在脱离职场后体验到持续的无意义感 —— 这种由“忙碌成瘾”到“空窗恐慌”的转变，本质上是生活意义生产机制的断裂。

·社会连接的裂变效应：从高频互动到圈层疏离

“FIRE”生活的可持续性往往伴随着社交成本的主动切割。当同龄群体仍处于职场上升期，提前退休者可能面临双重社交断层：一方面是职场人脉的自然淡化，另一方面是为控制开支而主动减少的聚餐、旅行等社交活动。这种“自我隔离”虽能降低财务消耗，却可能加剧孤独感 —— 毕竟人类的情感维系天然需要共享的生活场景，而单纯的线上互动难以替代真实社交带来的归属感。

·风险冲击下的信念崩塌：当完美计划遭遇现实变量

理财专家Paco de Leo（2021）曾警示，“FIRE”模型的理想化预设忽视了人生的动态性。医疗支出激增、经济周期波动、家庭责任变化等未预期变量，都可能打破“4% 法则” 的安全边界。2020年疫情期间，部分依赖股市收益的“FIRE”群体被动返岗的案例显示，当精心设计的财务计划遭遇黑天鹅事件，其心理防线的崩塌往往比经济损失更具破坏性 —— 这种对“失控感”的恐惧，本质上是对自我掌控力幻觉的颠覆。

社会学家Phyllis Moen的观察颇具洞见：人们筹备婚礼的细致程度远超退休规划。这一现象折射出普遍的认知偏差——我们擅长量化财务目标，却常常忽视心理适应的复杂工程。金钱确实是实现自由的必要工具，但真正支撑高质量生活的，是对“自由后如何自处”的深度思考。比起被“FIRE”的乌托邦图景吸引，更重要的是在按下人生暂停键前，先回答那个终极命题：当剥离职业标签与社会时钟，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以自由的姿态填满生命的留白？

03·默默归队（不想上班，但还是上了）

2024年12月，李响重新登录了Boss直聘，头像依旧是他那张带着点倦意的侧脸照，个签改成了：“寻短期运营岗位，远程优先。”

这一条动态他没发朋友圈，也没告诉任何人。就像他当初高调辞职一样，现在的“归队”，却选择了悄无声息。

“我不觉得我失败了，只是这段路走到尽头了。”李响说。他清楚记得那天夜里，他在收摊回家的电瓶车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去打工？”

这个念头并不光荣。它像是对那个意气风发的“自由灵魂”的一种背叛。他想起自己在大理拍的那条视频，讲的是“再也不回办公室的十大理由”。那时的他，说得斩钉截铁：“回去上班就是失败。”

现在，他用“阶段性调整”来形容自己求职这件事。

“我没有放弃“FIRE”，我只是暂时换个姿势继续。”他对我说这句话时像是给自己打气，但他心里知道：这是退让，更是重新适应社会节奏的试炼。

他的第一份“重返工作”是接了前同事介绍的一个自由合同项目，每月三千块，帮一家公司运营他们的短视频账号。他的第二份则是做一款AI剪辑工具的内容推广，入职时对方开出的工资比他辞职前少了三分之一，但他还是签了。

“我低了一点预期。”他说，“以前找工作是为了升职，现在找工作是为了缓冲。”他不再幻想自己会一夜暴富、靠副业年入百万，他只希望自己能再一次站稳。

另一个选择“归队”的人是29岁的张然，曾是一名互联网产品经理，2023年秋天选择裸辞旅行一年。她当时跟朋友说：“我的人生不该被PPT和OKR定义。”

辞职之后，她打卡了十个城市、两次出国旅行、还拍了无数Vlog。但到了2024年夏天，她开始怀念写日报的日子。她说：“没有deadline的生活太虚了。”

她不是没想过做旅行博主，但市场太卷，流量见顶，广告预算缩水。一年下来，她只接了3单合作，还都是送产品不付费。她说：“我终于理解了那句话——离开公司那一刻，你连邮箱都不是。”

今年开年，她悄悄搬回了上海，租了个比之前小一半的合租间，开始一边找工作，一边学习Prompt Engineering。“我想再试一次职场，但用新的方式。”

她后来在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了工作，做AI产品运营，月薪1.3万，不高，但有五险一金，还有人一起吃饭说话。她说：“我以前以为自由是一种远离，现在发现，自由其实是有人陪你一起打怪。”

在这些“提前退休又复工”的年轻人里，没有人把这次归来当成“彻底失败”，他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职业平衡实践”：不是被职场绑架，但也不再对职场彻底放弃。

FIRE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你可以离开，但也可以回来。重点是——你知道你可以选择。

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半FIRE”生活：白天上一个不那么卷的班，晚上接一些感兴趣的自由项目；用主业养活生活，用副业滋养灵魂；不再执念于全职自由，也不再把打工等同于被奴役。

李响也更新了自己“FIRE”的定义：“以前觉得不工作才叫自由，现在觉得，有能力选择要不要工作才是真自由。”

他说他计划存到50万，再重新规划一次“中断式人生”。“我还会再辞一次职，但这次，我要准备得更充分。”

“归队”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一次更现实的战略调整。他们曾在乌托邦的尽头跌倒，现在也试着在职场的边界重建秩序。

也许某天，他们还会再次出走。但这一次，他们不会把那叫做“提前退休”。他们会说：

“我只是走出去，看看自己还想不想回来。”

（根据要求，上述受访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