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牌照，兴业银行董事长等了很久_风闻

导语：AIC牌照获批，对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来说，是一种时运的安排。

01 大势下的牌照

期盼八年，兴业银行(601166.SH)终于迎来一纸颇有含金量的批文。

5月7日，兴业银行全资设立的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暂名，下称“兴银AIC”）正式获批。

紧随其后，中信银行(601998.SH)和招商银行(600036.SH)设立资产投资公司（简称AIC）的请示也取得了批文。

这一系列密集动作，正是对当日国新办发布的一揽子金融政策的快速响应，标志着监管对商业银行设立AIC态度的实质性转变。

AIC是由银行全资设立、从事市场化债权转股权及配套支持业务的机构。成立初期，AIC主要是为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

相比VC/PE、政府引导基金等投资主体，银行系AIC是一个大众相对陌生的概念。但伴随支持科创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诉求愈发明确，以及银行参与企业股权投资路径逐渐明朗，AIC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其业务范围也从以债转股为目的股权投资业务，向股权投资领域以及更广泛的业务深度合作延伸。

从规模来看，五大国有行AIC的资产规模均不超过两千亿元。其中，规模最小的交通银行AIC不到700亿元，甚至少于五大国有银行平均三、四十万亿总资产规模的1%。

尽管如此，AIC却为各大行的业务纵深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五大行AIC获批后，作为各大国有行重要的股权投资平台，AIC在参与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以及债转股项目投资方面，贡献良多。

2024年末，北京经开区就联合了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银AIC）和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行AIC）设立了三支AIC基金，总规模达到300亿元，面向经开区四大主导产业、六大未来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投资业务。

截止2025年2月，五大AIC在18个试点城市的股权投资签约规模已经达到了3500亿元。它们为支持科技创新、发挥耐心资本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大国有行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催化剂”。

另一方面，债转股投资，也是AIC牌照的重要功能。

根据监管部门披露的信息，在2019年时，五大行AIC共实施债转股项目363个，到位资金4250亿元，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例如，建行AIC自2019年起先后两次参与甘肃能源(000791.SZ)的债转股项目，投资规模达到11亿元。

而这两笔债转股项目，也促成了其后建设银行(601939.SH)和甘肃能源更为紧密的合作。

截止2024年第一季度，建设银行为甘肃能源的母公司甘肃电投集团提供授信155亿元，发放贷款74亿元。除政策性银行外，建行由此成为甘肃电投最大的授信银行和贷款发放银行，从而实现了投贷联动的良性循环。

珠玉在前，兴业银行对AIC牌照的筹划，早在2017年首批五大国有银行获准设立资产投资子公司后便已启动。

然而，彼时监管风向仍聚焦于“去通道、去杠杆、防风险”，并在2018年出台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管新规”。“资管新规”给各家机构仅预留了2年的过渡期。

由于担忧AIC沦为银行新的表外通道，导致“资管新规”改革功亏一篑，加之AIC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存在定位交叉重叠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AIC牌照扩容，迟迟未能落地。

转折发生在2024年底。

一方面，“资管新规”整改基本完成，银行表外投资全面收缩，监管风险态势相对平稳。

以兴业银行为例，其2017年表外投资规模高达2.67万亿元，其中仅信托计划就高达9159亿元。2024年，兴业银行的表外投资规模已经大幅压降到了1.21万亿元，其中存量信托计划仅为3350亿元。

另一方面，三大AMC股权划归中央汇金，明确了其政策性功能定位，也为AIC定位提供了制度“分界线”。

在风险管控与制度双重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监管终于重新开启AIC扩容窗口。

相比其他国有股份制银行，兴业银行这张AIC牌照的意义或许更为不凡。

在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信贷模式面临重构的背景下，谁先打通“投贷联动”的新管路，谁就可能率先走出增长困局。

学习招商银行转型零售尝试不成功后，兴业银行近年来出现增长乏力、利润承压。而本次AIC的获批，既为这家国股行提供了破局工具，也为其延展对公核心优势，打开了新的入口。

02 减负良方

由于缺乏“投资端”抓手，“对公之王”兴业银行在综合金融服务方面始终有所欠缺。

长期以来，兴业在公司金融、同业业务的战场上，稳居股份制银行前列。

对公贷款方面，2024年兴业银行公司贷款存量规模达到3.44万亿元，雄踞全体股份制银行之首。

不过，在权益投资方面，兴业银行此前仅通过兴业信托旗下的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兴业国信资管）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和不良资产投资，投资净资产规模仅有110亿元。

同时，受到银保监“85号文”的影响，信托公司一级非金融资公司对外投资规模不得新增，兴业国信资管的规模也一直处于收缩状态。

并且，兴业银行体系内虽拥有华福证券、兴银基金、兴业信托等子公司，但无论业务体量还是牌照整合能力，均难以与“全金融牌照”银行抗衡。

面对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拥有全金融牌照矩阵的对手，兴业银行常在大型项目、股权投资、债转股等业务场景中失去先机。

比如，兴业银行与四川能投本来有良好合作基础，但今年上半年高达50亿元投资规模的四川能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苦于没有AIC牌照，兴业银行只能眼睁睁看着项目被具备债转股牌照的中信金融资产(2799.HK)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600030.SH)联手拿下。

这类案例，对兴业而言并非孤例。

如今牌照到手，AIC可围绕银行信贷资产，开展战略股权投资与债转股等多元业务，这为兴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投贷联动融资与综合金融服务解法。

此外，AIC也为兴业银行提供了处置不良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的新工具。

近年来，兴业银行不良贷款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24年，兴业银行广东区域不良贷款余额同比翻倍，并首次出现17.21亿元的亏损，为兴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敲响了警钟。

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AIC转股债权标的以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为主，也包括关注类和不良类债权。

通过AIC平台债转股等方式，可以实现对其问题资产的深度管理和价值再造。这对于风险逐渐暴露的兴业银行而言，无疑也是一记减负良方。

03 吕家进的一个窗口

AIC牌照落地的背后，有兴业银行几代核心管理层“接力跑”的努力。

早在高建平在任时，兴业银行就已经将取得AIC牌照提上了议事日程。

高建平自1990年代参与兴业筹建。41岁那年，高建平开始担任兴业银行董事长，主政兴业银行近20年直至退休。

高建平在位期间，将兴业银行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区域性银行，打造为总资产7万亿的头部股份制银行。这一成就，恐怕让其继任者们再难超越。

然而，在其任内长期以来打造的“同业业务”核心竞争力，在资管新规发布后，却成了兴业银行申请AIC牌照的障碍之一。

彼时的兴业银行，表外业务存量较大。如要满足监管去通道、降杠杆的合规要求，还有大量整改工作要进行。

尽快完成整改、满足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设立所需的监管要求，成为了高建平末期以及继任者陶以平（代董事长）、吕家进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与高建平低调务实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1年继任者吕家进，据业内人士透露，个人行事风格较为高调。

这种高调，或许与其仕途一路顺遂有关。

2012年，原邮储银行(601658.SH)行长陶礼明落马，吕家进顺利晋升该行行长。2018年，原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后落马）调任中国联通(600050.SH)，吕家进被提拔为邮储银行代董事长，并在任内实现了邮储银行IPO这一里程碑。

调任兴业银行之后，“空降兵”吕家进避开了兴业银行踩雷各大闽系房企的最坏时期，并于同年迎来了兴业跨境理财通牌照的获批。

在此时兴业银行发展对公的关键节点，他又在任期内等来了AIC牌照的落地。

对于兴业银行和家进来说，这张AIC牌照，也是一种时运的安排。

AIC不是灵丹妙药。能否形成业务协同，还需下一步的顶层设计和人才机制的持续推进。比如，新AIC公司如何与原有承担对外投资的法律实体兴业国信资管进行业务整合等。

但它无疑为兴业银行和吕家进，打开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