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生活：网贷、逾期与自我救赎_风闻

作者：高恒

在网贷平台只需几分钟的审核时间里，年轻人就能获得几千到上万元的“信用额度”，而真正偿还这笔钱，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拖垮整个生活。

他们是骑着电动车送餐的外卖员，是靠提成吃饭的销售，是想翻身的直播创业者——在高强度工作与碎片化收入之间，他们借钱只是为了“活得像个人”，但当催收电话、逾期利息与系统性羞耻接踵而至，生活变成一场无法逃离的围猎。他们试图上岸，也有人选择逃离，更多的人困在沉默与孤立中。

这不仅是个体的困境，而是一个社会在信贷技术狂飙之后，留下的裂缝。我试图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故事，看清这套系统的运作逻辑，也重新理解，在“债务”之外，一个人还能如何保有尊严与出口。

01·不是不想还，是根本还不起

晚上8点，手机安静了下来。小刘习惯性地翻了下屏幕，今天一共来了46个电话和70条短信，大多来自他已经记不清的催收平台。陌生号码背后是类似的话术：“您好，提醒您今日账单即将逾期，请于23:00前完成还款，否则将影响您的征信记录。”短信末尾通常会加上一句，“为了您的信用，请及时处理。”

他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像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世界顿时安静下来。可那种安静，更像是神经上的真空。即使铃声停止，他也无法彻底放松。小刘知道，催收不会真的停下。明天一早，电话和短信又会开始，它们不会疲倦，不讲情面，也从不需要解释。

他坐在窗前，望着远处的高架桥，车流不断，白光流动。他的出租屋位于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里，屋里只开了一盏桌灯，照亮了狭小的空间。桌上摊着一张外卖订单表，他今天跑了37单，收入不到两百块。这是他来北京的第10个月。最初，他以为靠勤奋可以换来稳定的生活。但现实证明，跑得越快，只是让他跌得更重。

小刘第一次借网贷，是在他来北京的第二周。那时他手机坏了，急需换新，身上只剩五百块。他刷到一个分期平台，只要身份证和手机号就能“极速到账”。他没多想，点了确认。那一刻，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了一个看不见的陷阱。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陆续在多个平台借钱：用一个平台还另一个，用工资补洞再制造新的洞。有时候只是为了凑房租，有时候只是为了吃一顿热饭。他清楚自己越来越难脱身，却也找不到退出的路径。“总想着先撑过去这个月，下个月一定会好一点。”他说，“可每次月初都比上个月更糟。”

每个平台的APP都像一个计时炸弹，红色的数字提醒他还有多少小时会“超期”，会产生多少“违约金”。有些平台的日利率高得惊人，一旦拖延一天，成本就翻倍。他也曾试图和客服沟通，分期还款、申请延期，但换来的只有机械的语音回复或者干脆的拒绝。“平台没有情绪，它只看数字。”

在这种生活里，羞耻感是最先被摧毁的。他开始不接父母电话，不敢和老朋友联系，也不再在朋友圈发任何动态。他不想解释自己为什么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勤劳努力的年轻人，但在他心里，自己已经是一个信用破产、前路模糊的“失控者”。

那天深夜，他梦到自己被无数手机追着跑，每一个铃声都像警报。他从梦中惊醒，身上全是汗。他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他清楚一点：这不是噩梦，这是现实的一部分。

02·算法懂你，比你自己还早一步

小刘曾试图做一次完整的清算。他在手机里建了一个明细表格，列出所有欠款平台的名称、欠款金额、利率、逾期天数和催收频率。一共14个平台，有的是他自己下载的App，有的则是第三方“智能推荐”时跳转的链接。他认真核对每一项，填了半个小时，最终还是关掉了表格。那个页面太像一张冰冷的体检报告，而每一个数据都是一颗正在计息的定时炸弹。

他已经记不清最早欠的是哪一家。起初只是三五百块，短期应急。但很快，那些平台就像嗅到血的鲨鱼一样，纷纷发来“授信邀请”。有的短信开头写着：“尊敬的优质用户”；有的直接弹窗显示：“恭喜您获得6000元额度，点击立即到账”。利率几乎没有人细看，反正界面上写着“日息低至0.03%”，点进去却发现服务费、管理费、技术费层层叠加，真实利率高得令人瞠目。

“钱太容易借了，几乎不需要思考。”小刘说，“我有时候半夜点进去，不到三分钟就到账了。”

而催收，才是他真正开始感到恐惧的地方。

最初催收还算“文明”，就是按时打电话、发提醒短信。但逾期超过五天后，平台就将他的“债务”转交给了外包催收公司。那些号码从全国各地打来，有些标注着“福建厦门”、“河南郑州”，也有一些干脆显示为“骚扰电话”。他试过接听，有人一开口就带着狠劲：“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还了？我们已经查到你家地址了。”“不还没关系，我们找你单位领导聊聊。”对方说话时带着一种玩弄的冷漠，那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一场彻底的信息博弈与情绪压制。

有一次，小刘在送单途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父亲的姓名和他老家的门牌号。“我们已经发律师函了，下一步就上征信，诉讼。”那天他险些撞到前方的隔离带。

更深层的恐惧并不来自于“还不上”，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借贷人一旦逾期，就迅速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情绪深渊：愧疚、恐慌、自责、羞耻，还有无所适从。他们被催收员一步步引导去面对“最怕让谁知道”的人，比如父母、老板、女友。他们常常不得不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卸载所有社交App，把自己“从世界中摘除”，以换取一点喘息。

“不是我不想还。”小刘反复说，“我只是想自己解决，不想别人看不起我。”

从网贷诞生的那一刻，它就带着一种“消费包容幻觉”。平台宣传中强调“先享后付”“信用就是资本”，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接触信贷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平台给予的“资格感”。比如在校大学生，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数千元授信额度。平台不会质疑他们的还款能力，只要他们愿意点下“确认”按钮。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金融平权，而是另一种门槛更低、代价更高的诱捕机制。

中国电子商会旗下消费服务保障平台消费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25日，消费保累计收到网贷相关投诉超过19万件，累计涉诉金额超过21亿元。“2024年消费保收到的累计投诉量高达79025件，同比215.22%。”消费保有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在网贷平台主要投诉问题中，暴力催收、乱收费、隐私泄露等三大问题占比约五成，其中暴力催收和乱收费的投诉分别占20.64%和16.79%。利息问题、强制下款和提前还款及征信问题也是该行业的主要问题。

催收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项服务。

大量的催收公司承接多个平台债务，以“佣金计价”，即追到账多少，按比例提成。一些“激进话术”被包装成“心理攻势技巧”，写进培训手册里。一位曾在催收行业工作两年的前员工表示：“我们要做的，不是理解他们，而是让他们快速还钱，不管用什么方式。”他承认，很多人并不真的“有能力还”，但公司不会考虑这些，只关心数字是否到账。

他们中，有人上岸了，有人崩溃了。

在一些网贷自救互助群里，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求问有没有能分期协商的平台？”“刚刚接到电话，说我会被‘司法冻结’，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老赖，我只是走不出去了。”更多时候，这些群只是一个临时的情绪集散地，人们在其中倾诉、分享应对话术、转发“催收停息申请模板”，仿佛在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中寻找一丝集体的力量。

小刘也曾进过这样一个群。他看了一会儿，没发言就退了。不是因为不需要帮助，而是因为那些问题，他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现在，他更愿意静静坐着，等那一天真正到来。

03·不只是欠钱，是无声的社会审判

小刘的经历并不罕见。当前，不少年轻人陷入网贷纠纷中。消费保数据显示，在网贷行业投诉用户中，男性占比55.17%，女性占比44.83%；在年龄分布上，90后投诉占比最高，为55.07%，80后和00后占比分别为29.77%、8.14%。

而在另一个城市，29岁的琳琳正在吃力地整理她的“还款日历”。她已经尝试“上岸”半年，每个月工资一到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记账App，先把各个平台的最低还款额补上，然后再决定这个月还能不能交房租、买菜或出门。她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课程顾问，底薪只有三千，收入主要靠业绩提成，但因为疫情后线下业务萎缩，公司连着几个月发不出奖金。

她第一次借网贷，是为了给自己买一部手机。她说，“当时同事们都用iPhone，我用的是个旧国产机，打电话都断断续续。”平台没有拒绝她，反而自动“授信一万”，页面设计得像一个游戏奖励：“恭喜您成为尊享用户！”她觉得自己“也配得上点好东西”。

接下来，是几次旅游、朋友聚会、买护肤品，几千块就这么花出去，后面就是补不上账的连环反应。

琳琳没有告诉家里，也没有告诉男友，直到有一天平台致电她公司前台。她在厕所里接听电话时，眼泪瞬间涌出来。“那一刻不是因为怕，是羞耻。”她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独立处理这一切，可现实太快压下来。”

那次之后，她主动联系了各个平台，申请停息挂账、分期还款，很多都被拒绝，但也有几个愿意协商。她尝试过跑外卖，晚上七点下班就去站点报到，一直到凌晨，回家连衣服都顾不上换。她的膝盖在一个雨夜骑车摔倒后留下疤痕，但她坚持了三个月。终于在今年春节前，把欠款从原来的4万多压到了2万以内。

“上岸不是一次胜利，是很多次放弃的反复选择。”她说。她不后悔借钱买手机，但她现在不会再点开任何“来钱快”的链接。

和琳琳不同，23岁的阿浩已经决定“逃离这个系统”。

他是一个小镇青年，中专毕业后进过工厂、做过保安，也干过一段时间的直播带货。第一次借网贷是为了凑直播启动资金。他以为只要流量做起来，就能靠广告还债。但现实中他一个月也卖不了几单，没流量也没转化，只有不断追加的设备费和广告推广费。三个月后，他欠了六家平台的钱，总额超过1.5万。

他试过还，但根本填不完。平台利息有的高得离谱，虽然2025年新规明确网贷综合费率不得超过24%超过24%，但平台玩起“数字游戏”，将利息拆分为“基础利率+担保费+服务费”，组合后突破36%。他也意识到，自己“被当韭菜割了”。

现在，阿浩不再接任何电话，也不工作了。他搬到广州城中村的一个合租房里，靠打零工和室友凑饭吃。他说：“我不是不想还，我只是不想再被这个系统玩弄了”他计划离开城市，去云南或者西藏“断网生活”，重新开始，他觉得反正已经逾期了等我后面赚了钱再慢慢一点一点来还吧。

“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像我了，信用爆了就像人被开除了户籍。”阿浩苦笑着说。

这些年轻人里，有人硬撑着“走完账”，有人选择从系统中“逃离”，也有人陷入深度抑郁甚至轻生。

在知乎、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关键词“网贷”、“自救”、“崩溃”下聚集了大量匿名帖子，记录着无数夜晚的恐慌与自责。

“债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那种‘我好像谁都不能说’的感觉。”一位网友写道，“你以为你只是暂时困难，但平台不会给你时间。你以为是几千块的问题，到后来是你整个人都没了尊严。”

他们不是老赖，他们是跌入结构陷阱后试图挣扎的普通人。没有恶意，没有逃避责任的野心，他们只是太年轻，太快被世界的“金融逻辑”淹没了。

回到北京，小刘依然照常送着外卖。他开始关闭通知权限，把每个平台的APP都藏进文件夹最底部。现在，他不再做“全还清”的计划，而是先活下来，先一单单跑完今天。“你问我有没有想过彻底还清？当然想过。”他说，“但有时候，人活着也不只是为了还钱。”

04·债务背后，是一场社会的深层裂痕

在这个互联网极度发达的时代，借钱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简单。而与此同时，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借钱，变得越来越复杂。

“你为什么会欠债？”是一个带着道德预设的问题，它在语义上已经暗示了“个人的失败”与“自作自受”的倾向。但如果我们放下对个体选择的轻易指责，转而去看这些债务背后的结构性诱导，我们就会发现，这场看似私人化的金融崩塌，其实是一种日常的、广泛发生的社会性困境。

从技术上看，网贷的“繁荣”与普及，是算法与风控系统的胜利。平台通过大数据建模、AI风险画像，几秒钟内就可以决定一个用户能否放贷、放多少。表面上，这被包装成“普惠金融”，是对传统银行门槛的补充。但实际中，这些技术更像一台精准测算人性弱点的机器——它知道你在哪个时间节点最可能点击“确认借款”，也能判断你在什么样的语气攻击下最容易还款。

这个系统不需要了解你是否真的有收入，只要你愿意签署一连串默认协议，它就可以绕过一切信用背书，把钱送到你账户里。那一刻，个体的“理性判断”其实已经沦为工具变量，金融行为变成了平台的“操盘游戏”。

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是单向透明的：它看见你的一切，你却看不见它的深度。

我们从来不清楚，所谓的“服务费”是怎么算出来的，也不明白，利息和滞纳金在哪个维度开始急剧膨胀。每一次拖延，都不是一个具体的错，而是踩中一个已经预设好的惩罚机制。而这些机制，往往游走在监管之外，在“合法”与“灰色”之间取得商业最大化。

在国家层面，近年来监管部门已多次出台政策限制高利贷、取缔不合规网贷平台，推进“暴力催收”整治。2024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首次新增“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章节，明确要求消费金融公司不得采用暴力、威胁、恐吓、骚扰等不正当手段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

2024年5月1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明确，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只向债务人催收，不应向联系人催收。在催收时间方面，晚10点至早8点禁止催收。以语音形式（含智能语音）进行告知式催收，每日合计不得超过3次。但真正渗透到底层生活中的网贷文化，却没有那么容易清除。一方面，正规银行难以覆盖的小微群体，依然只能依赖线上放贷作为短期应急手段；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和“即时满足”的心理趋势在年轻人群体中早已深入骨髓。

你很难要求一个月薪三千的人，完全抵御住一个“只需身份证即可获得6000元额度”的诱惑，尤其当这个诱惑出现在他刚发完工资、钱包空空、而他正在翻看朋友圈里别人刚买的新手机时。

从心理学视角看，债务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状态，更是一种社会状态。它剥夺的是人的“时间权”——也就是决定如何度过未来的权利。

一个背负债务的人，无法自由地规划人生。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当下压缩”状态：每一天都在为昨天的错误买单，每一个念头都要计算得失。他们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他们的情感连接断裂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在“欠钱”这件事面前变得边缘和模糊。

债务也往往裹挟着羞耻。

在多数公共话语中，负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它被默认为是“无能”“懒惰”甚至“堕落”的结果。这种语境，使得陷入债务的人越来越沉默，不愿求助、不敢暴露，于是只能越陷越深。

但现实中，很多“负债者”其实极其努力。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加班、接单、节食、压缩生活。他们不是不负责任的人，而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被一种近乎系统性的力量推了一把。

这并不是在为一切借贷行为开脱，也不是否定个体在选择中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允许一种隐蔽的、不透明的机制，悄悄地将不堪与痛苦转嫁给个体？

而如果责任始终被归咎于最下层的那一群人，我们就无法真正看清这个社会系统中正在断裂的缝隙。

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伦理。它不再是“诱导—放贷—惩罚”的三段式收割，而是一种兼顾风险与人的尊严的关系机制。在这样的机制里，“借钱”不再是一个羞耻的动作，而是一个被看见、被支持、被合理处理的过程。

回到开头的那个夜晚，小刘坐在出租屋的窗前，手机在桌上静静地亮着。他没有再去接那个电话，也没有再打开那个贷款App。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车流穿梭，楼宇发光。这个城市依然喧嚣，他的债务没有减少，他的困境没有解决，但他感受到一种迟到的平静。

那不是“还完了”的轻松，而是“活下去”的微光。

（根据要求，上述受访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