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生活在竞争性威权主义之下的美国人如何自救？_风闻

图源：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生活在竞争性威权主义之下的美国人如何自救？

史蒂夫·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 ）卢坎·威（Lucan Way）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

威权主义比过去更难识别。

二十一世纪的绝大多数独裁者是选举产生的。今天的独裁者没有像卡斯特罗或皮诺切特那样以暴力手段打压反对派，而是将公共机构改造成了政治武器，利用执法、税务和监管机构惩罚反对者，并胁迫媒体和公民社会，将它们边缘化。

我们称之为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各党派在选举中展开竞争，但在任者系统性地滥用权力，使竞争环境不利于反对派。在当代匈牙利、印度、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独裁者正是这样统治的；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也曾这样统治。

堕入竞争性威权主义没有总是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政府攻击其对手是通过名义上合法的手段，如诽谤诉讼、税务稽查和有政治针对性的调查，民众往往后知后觉，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屈从于威权统治。查韦斯先生执政十多年后，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美国是否已经越过警戒线，步入到了威权主义呢？我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评判标准：反对政府的代价。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会因为和平反对掌权者而受到惩罚。他们不必因发表批评意见、支持反对派候选人或参与和平抗议活动而担惊受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遭到政府报复。事实上，所谓合法的反对，即所有公民都有权批评政府、组织反对派并谋求通过选举撤换政府，是民主的基本原则。

相较而言，在威权制度下，反对要付出代价。忤逆政府的民众和组织会成为一系列惩罚措施的目标： 政治家可能因缺乏依据或轻微琐碎的指控而遭到调查和起诉，媒体机构可能因鸡零狗碎的诽谤诉讼或不利的监管裁决而蒙受打击，企业可能面对税务稽查或遭拒绝获得重要合同或许可，大学和其他民间机构可能失去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或免税资格，记者、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者可能遭到政府支持者的侵扰、威胁或人身攻击。

当民众在批评或反对政府时必须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可能笃定面对政府的报复时，他们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

依据这一标准，美国已经越过警戒线，步入到竞争性威权主义。特朗普政府将政府机构武器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批评者的行动，这提高了广大美国人实施反对的代价。 

特朗普政府对它认为反对了它的大量个人和组织实施了惩罚行动（或者坚定威胁要加以惩罚）。例如，它选择性地针对批评者动用了执法机构。特朗普总统指示司法部，启动了对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和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的调查：前者作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曾公开驳斥特朗普先生关于2020年总统选举舞弊的不实说法；后者在2018年供职于国土安全部时，曾匿名撰写一篇批评总统的评论文章。它还启动了针对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的刑事调查，后者曾在 2022 年对特朗普先生发起诉讼。

特朗普政府已针对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实施报复。它实际上禁止了联邦政府雇用Perkins Coie、Paul, Weiss和其他它认为对民主党态度友好的顶级律师事务所。它还威胁要取消这些事务所客户的政府合同，并暂停其雇员的安全许可，阻止他们接手许多涉及政府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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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党和进步派事业提供捐献的机构同样面临政治报复。四月，特朗普先生指示司法部长调查民主党的主要捐赠平台ActBlue的筹资行为，意图削弱其政敌募集资金的基础设施。眼下，民主党的重要金主担心它们会遭遇税务稽查和其他调查等报复措施。一些机构已增聘法务团队，应对税务稽查、国会调查或诉讼。还有机构已将资产转移至海外。 

与许多独裁政府如出一辙，特朗普政府也将打击目标指向了媒体。特朗普已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Meta、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及《得梅因纪事报》发起诉讼。这些诉讼的法律依据薄弱，但因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由大型企业集团掌控，而那些企业集团的利益受联邦政府决策影响，这样，与一位在任总统展开旷日持久的司法缠斗可能代价高昂。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联邦通信委员会政治化了，并用以对付独立媒体。该委员会针对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和全国公共电台（NPR）启动了筹款行为调查，这可能是削减资金支持的前奏。还再度启动了对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指控，理由是这些机构存在反特朗普的偏见，但就针对福克斯新闻网散布2020年总统选举谎言的投诉，却选择了置之不理。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针对反对派和媒体的攻击，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匈牙利、印度、土耳其或委内瑞拉的民选独裁者就任初期的类似行径。 

特朗普先生还效仿其他独裁者，攻击大学。教育部以参与多元、平等、包容项目为由，对至少五十二所大学启动了调查；另以“反犹主义”为由，调查了约六十所大学，威胁要严惩它们。特朗普政府非法冻结了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顶尖名校的数亿美元已获批经费。它暂停了哈佛大学的二十二亿美元联邦拨款，要求国税局取消该大学的免税待遇，并威胁废止其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正如美国笔会（PEN America）言论自由项目执行主任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所言：“眼下，任何大学任何时候都可能有越界行为，然后所有拨款都会被撤销。”

最后，假如反对特朗普，共和党政治家也会面对暴力威胁。据报道，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发生后，一些共和党议员因惧怕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而没有投票赞成弹劾特朗普并判定他有罪。2025年初确认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听证会举行期间，有共和党参议员一样遭到威胁。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汤姆·提利斯（Thom Tillis）报称，在他考虑反对彼得·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联邦调查局曾警告他小心“可信的死亡威胁”。 

这样一来，对许多美国公民和组织而言，反对的代价急剧攀升了。虽说这些代价没有像在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批评者通常被监禁、流放或杀害）那样高昂，但美国正以惊人速度沦落至这样的境地：政府的反对者惧怕刑事调查、司法诉讼、税务稽查等惩罚性措施，而且如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所称，“死亡威胁”甚至将共和党政治家吓到“魂不附体”。 

这并非美国政府首度侵扰、威胁或惩罚其批评者：1919至1920年的“红色恐慌”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异见人士都沦为攻击对象；联邦调查局侵扰民权领袖与左翼活动家长达数十年；尼克松政府曾试图动用国税局和其他机构攻击其政敌。这些手段显而易见是反民主的，但相较于那些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规模上是更有限的。而且，尼克松将政府政治化的举动导致其下台，并在1974年后促成了一系列有助于约束权力滥用的改革。 

“水门事件”后的半个世纪是美国最民主的时期。出任总统的特朗普不只是突如其来地终结了那个时代，还成为至少自1790年代亚当斯政府迫害杰斐逊派民主党人以来，同时针对主流反对派政党和一大部分公民社会实施系统性打击的总统。

特朗普政府威权攻势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模式，迫使他们在参与理当受到宪法保护的反对行动时三思而行。随后，本应履行监督职能、制衡行政权的很多政治家和社会组织，正自我噤言或退居边缘。 

譬如，担心报复已在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公民组织的资金募集上形成寒蝉效应，迫使多家机构缩减运营规模，裁撤人手。特朗普先生攻击顶级律师事务所后，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人士很难找到最终的法律代理，同时，财力雄厚、值得信赖的律师事务所正放低姿态，规避他的怒火，而它们一度欣然介入到了与政府的法律战斗。哥伦比亚大学已向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限制学生意见表达的胁迫性要求让步。正如特朗普先生所言：“你看我们怎么收拾大学，而他们全都卑躬屈膝，说‘先生，非常感谢’。”

令人忧心的迹象是媒体的自我审查。最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母公司派拉蒙已确定进一步监管《六十分钟》节目，此举导致该节目长期兼职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以“丧失新闻独立性”为由辞职。派拉蒙正寻求特朗普政府批准其与天空之舞传媒（Skydance Media）的合并。

关键在于，共和党议员放弃了制衡行政权力的角色。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表示：“我们都很害怕。这很要紧。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看来确实已面目全非。说实话，我自己时常非常担心说出我的想法，因为报复是真实的。这不正常。”

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院丽莎·穆尔科斯基。图源：Ash Adam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人正生活在一种新的体制下。眼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允许这种体制发展壮大。

迄今为止，美国社会对这一威权攻势的响应是寡淡乏力的，这令人警惕。公民领袖面对一个棘手的集体行动问题。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企业主管、律所合伙人、报纸编辑和大学校长都宁愿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并希望结束这样的滥权。但作为直面政府威胁的个人，他们有动机安抚而非反对特朗普政府。

公民社会领袖想方设法保护其组织免受政府攻击：企业高管需要保护股东和未来的商业机会，媒体所有者必须避免代价高昂的诽谤诉讼和不利的监管裁决，大学校长谋求避免毁灭性的资金削减。因此，对任何个别领袖来说，反抗的代价之高，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尽管他们承认，假如有人一马当先，单挑特朗普先生，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但绝少有人乐意自己付出代价。这种逻辑导致美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政治家、亿万富翁、企业高管和大学校长在内，都远离是非，袖手旁观，而希望其他人挺身而出。

自我保护的策略已导致太多公民社会领袖退守一隅、不发一言，或是默许威权霸凌。小规模的默许行为被视作不可或缺的防御手段，令人觉得那是唯一合理的做法。但这正是绥靖的致命逻辑：人们相信，看似临时性的小规模悄然屈服会减轻长期伤害。

但通常不会。个人的自我保护之举可以造成严重的集体代价。首先，默许大可能助长特朗普政府的妄为，鼓励其强化和壮大攻击。独裁者绝少仅仅依靠强力巩固权力；他们的得力助手是那些可能反抗的人士的迁就逢迎和无所作为。正如丘吉尔警告的那样，绥靖就像喂一只鳄鱼，并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被吃掉的。

个别人的默许还削弱了美国民主防御的整体能力。单个捐赠者或律师事务所的退缩或许无关宏旨，但集体退缩就可以将特朗普政府的反对者置于缺乏足够资金或法律保护的境地。每一篇没有发出的报纸报道，每一次没有发表的演讲或布道，每一次没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公共舆论的累积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当反对派装死时，政府通常是赢家。

我们那些最声名显赫的公民领袖的默许，向社会传递了相当令人沮丧的讯息。这告诉美国人：民主不值得捍卫，或者，反抗终是徒劳的。若连美国最有特权的个人与组织都不愿或无力捍卫民主，普通民众该如何是好？ 

反对的代价并非不可逾越。重要的是，堕入威权主义的趋势是可逆的。近年来，在巴西、波兰、斯洛伐克、韩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民主的力量已成功遏制或者逆转民主倒退的趋势。 

美国的法院依旧保持了独立地位，几乎笃定将遏阻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最恶劣的滥权之举。但法官无力独自挽救民主，何况他们自己已是暴力威胁、政府侵扰甚至逮捕的对象了。更广泛的社会性反对至关重要。 

美国的公民社会具备对抗特朗普先生威权攻势的财力与组织能力。这个社会坐拥数百位亿万富翁；数十家年收入至少十亿美元的律师事务所；超过一千七百所私立大学和学院；一个由教堂、工会、私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构成的一个庞大基础设施网络；以及一个组织完备、资金充沛的反对党。 

但公民社会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企业高管、律师事务所、大学、媒体机构、民主党政治家与传统共和党人，在捍卫我们的宪政民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各组织携手行动，致力于集体捍卫民主原则时，他们是在共同分担反抗的代价。政府无法同时打击每一个人。当反抗的代价被共同分担时，它们变得更易于为个人承受。 

迄今为止，最积极的反抗并非来自公民领袖，而来自普通民众，他们现身于市政会议，或是参与到遍布全国的“不许插手”抗议活动中。我们的领袖必须以他们为榜样。当资金充裕的著名个人和组织——那些最有能力化解政府打压的个人和组织——加入抗争队伍时，这场捍卫民主的集体作战最有可能斩获胜利。 

觉醒的迹象正在浮现：哈佛大学拒绝顺从特朗普政府可能损害学术自由的要求；微软踢走了一家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的律师事务所，并雇佣了一家不屑与之为伍的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一家新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已宣布计划，将代理那些遭到政府错误针对的人士。这些公民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着手反击时，是在为其他人提供政治掩护。这也激励着普通公民加入战斗行列。 

美国滑入威权主义的趋势可以逆转。但历史上，没有人曾经袖手旁观，而能击败独裁。 

（本文第一作者、第三作者均为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第二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原题“How Will We Know When We Have Lost Our Democracy?”，见于《纽约时报》印刷版，2025年5月11日出版。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译文有校阅，并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