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奥的“吐槽”：不信英文翻译，须读中文原文_风闻

近日，特朗普解除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的职务，将其“贬”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同时任命鲁比奥暂代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沃尔兹的“降职（demotion）”算是“软着陆（soft landing）”，而一跃身兼两大关键职务的鲁比奥，无疑离权力中枢更近了一步，也打破了此前“鲁被边缘化”的传言。美国历史上，也只有基辛格曾身兼这两项要职。

这一调整意味着，鲁比奥将在未来中美关系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作为长期关注中国议题的重要人物，鲁比奥不仅曾积极推动涉华立法，还对解读中国有一套“方法论”。今年一月，鲁比奥在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强调“直接读中文原文”的重要性：

Don’t rea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they put out becau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never right.

鲁比奥的“never right”论显然是夸大其词，有些耸人听闻。然而，近年来，欧美多位官员、学者以及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治语言的英文表达，相较中文原文，存在偏差。

造成偏差的原因，在文刀君看来，主要有两个：中英文之间天然的语言差异（linguistic difference），以及中西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歧（perspective difference）。

比如，翻译中国在某一项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官方媒体倾向于用不定冠词“a leading country”，“a”表“之一”，体现内敛；而西方译者倾向于使用定冠词“the leading power”，“the”表“唯一”，体现主导。中文没有英文里的定冠词/不定冠词，翻译时选“a”还是“the”，不是翻译水平决定的，而是立场决定的。（参见《经济学人》报道）

又如，“大国”在官方译文中多被译为“major country”，有意避开“great power”一词，以免落入西方“大国竞争”的话语陷阱，突出和平发展定位。但在西方读者眼中，“major”听起来不够“major”，甚至像是在回避自身地位。这种处理在中国语境中合乎逻辑，但在西方语境中却可能被理解为“弱化主张”或“话语不一致”。当然，在官方译本中，“great power”也并非“零存在”，而是更多地用在负面语境，比如“大国沙文主义（great power chauvinism）。

翻译时选词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语义和语气。荷兰学者Sabine Mokry在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文“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语气上更主动、更具变革意味，可能暗含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调整或挑战；官方英文“aim to foster…”则较温和，更偏向在现有体系内培育新关系。

在鲁比奥、莱特希泽（美国前贸易代表）等美国官员眼中，这种语气落差会误导判断，进而影响对中国意图的评估。莱特希泽更偏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硬译派”风格，认为其更“可信（credible）”——即使陆氏译文常常“直译到生硬”，也要紧扣字面，还原原文语感。

官方译者由此陷入两难：若极致贴合字面，容易走向西方译者那种硬译；若步子迈大一点，容易顾语言流畅而失文本真义，遭到核心受众质疑。“中道”之路越来越不好走，越来越受到各方审视。

鲁比奥提出“必须读中文原文”，这看似是一种语言选择，实则是一种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尚未解决的传播悖论相关：既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却未厘清“讲故事”与“政治文献翻译”之间的职责边界。

政治语言的翻译有其特殊性，不是文艺创作，而是对政策意图的高度还原。官方译者应努力处理好“施政者意图、译者理解、外专干预、核心受众反馈”之间的关系，核心受众不在国内，而是鲁比奥为代表的特殊群体。目前最大的雷区是，译者/（中文不佳的）外专过分求语言流畅而“夹私货、害其义”，译界很多无意义的争吵皆源于此，背后是学理的混沌。

政治文本不是小说、诗歌、传记，它的翻译任务不是"讲故事"，也不该试图"讲得更好听"--它的任务首先是讲得准确。近年来，西方英译中国政治文本的力量越来越多，纷纷标榜"precise translation（精准翻译）"，意在精准解读中国政策用语。文刀君观察，这些“他译”力量的翻译策略基本一致：严格贴合字面，力求还原中国政治话语的表达形式和逻辑，宁可“不达”也不能“不信”。这种翻译策略同样是合理性与风险并存，值得密切关注。

然而，翻译并非传播/讲故事的终点，政治文本翻译更不是。在翻译之后，要真正“让世界听懂”，还必须有能力讲故事——即有效解释复杂/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制度逻辑、引发价值共鸣。

如果“翻译完、推出去”就算“国际传播”，那外媒记者、智库学者就不需要专门写文章，用生动易懂的语言面向大众解读“高质量发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等概念了。

讲故事需要的不只是语言技巧，更包括叙事策略、文化想象与传播意识。例如，“命运共同体”“两山论”如何转化为一个易于理解、富有画面感的表达？“共同富裕”如何脱离术语和意识形态口吻，成为一种可以感知和参与的发展愿景？这早已超出了政治文本翻译的范畴，而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构建与叙事能力。

政治文本翻译与讲故事，应是并行不悖、互为支撑，但若两者职责边界不清，后果不小。如今，套用“译腔”写英文文章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将现成的官方译文原封不动地“复制粘贴”进各种传播场景。这种机械化处理，远离了讲好中国故事所必需的创意表达/写作与内容再造，其效果与真正的国际传播诉求可谓南辕北辙。一提及对外传播，就只想到“翻译+传播”的简单组合逻辑，让人不禁“无语泪两行”。

关系厘不清，学理混沌含糊，最后翻译不可信，故事讲不好，那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