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历的人，去了哪里？_风闻

作者：高恒

他们活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

不是每个中国孩子，都有机会“选择人生”。在偏远乡村，十几岁辍学、初中毕业进厂、连城市都说不清楚名字的年轻人，每年以百万计走向社会。他们撑起工地、车间、快递、直播间，却从未被纳入主流的叙事里。

他们不是不想读书，而是读不起书；不是不想翻身，而是连梯子都看不见。他们在沉默中长大，在疲惫中成家，在债务中老去。他们的奋斗不配被歌颂，他们的失败也不被原谅。

这不是一群人的故事，这是千万人共同的命运横截面。那些走出来的，是例外；而更多走不出来的，才是规律。我写他们，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为了让这个大家知道：他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楼下。

互联网产时评人彭德宇表示：他们不是失败者，只是起跑线太低。那些在十几岁就离开校园、背井离乡的人，这些年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搬砖、送货、进厂、美发、汽修、厨师，也有人拼尽力气逆流而上。但更多人，在命运的原地踏步中，悄无声息地老去。这是一群被时代忽略的人，也是撑起时代底盘的人。

01·早早告别课堂的人

马春生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再碰书本。

但去年冬天他有点犹豫了。广东的工厂一裁员，他又要回老家，回去前他把老板送的一堆宣传单扔进垃圾桶，唯独留下了一张成人高考的传单。上面印着几排字：“初中学历也能读，读完就是大专”。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十分钟，又折成两半，塞进了钱包。

他初中没毕业。

2007年，信阳的山村小学刚刚扩招，老师是镇里借调来的大学生，讲课爱扯大道理。他听不懂，也不想听。家里三口人，母亲瘫痪，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个月不到八百块。马春生从十三岁起就开始种地，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挑水，回家还要照顾母亲。

那年冬天，老师叫他去办公室。

“你就这水平，还想考高中？早点出去打工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老师叹气。

他没哭，也没顶嘴。第二天没再去学校。没过几天就被叔叔带着去了广州，“我带你去厂里试一试，实在不行你再回来。”

马春生记得第一天进厂的味道。刺鼻的机油味、封闭的车间、机器运作的轰鸣，让他耳鸣三天。车间主任是个湖南人，操着听不太懂的口音喊人干活。那是个灯泡厂，他要做的是套灯壳、拧紧、放在传送带上。

一小时套200个灯壳，手不能停。停一次，就被记录。

“那时候才十五岁，根本不懂合同。”他说，第一次拿到工资卡时上面只有680块，“说是吃了厂里的饭，要扣钱”。

他后来才知道，那叫“黑中介”。三百块押金拿不回，工资被代扣了几十种名目。没人教他维权，厂里的一个前辈只告诉他一句：“熬吧，能熬下来就有活干。”

他熬了四年，换了七个厂。灯泡、皮包、印刷、电子元件，干的活都差不多——重复、机械、没人说话。22岁那年他干过一次装修，楼上掉下来的钢管砸断了他的左肩。休养三个月，医生说恢复得好，但他自己知道，“我这胳膊再也没原来那么快了”。

再后来他就转去送外卖。骑着电动车穿城市街巷，一天跑40单，能拿两百多块，但风吹日晒，天天打车抢时间。他试过凌晨四点送完，累得瘫在出租房地板上，连外卖箱都没拿下来就睡着了。

有时候他想，自己到底错在哪儿？

“不是不想读书，我家就供不起。”他这么说的时候，眼神是平静的。

一次他路过广州大学，看到一群穿校服的大学生排队吃奶茶。一个女生递钱给窗口时手里拿着一本《资本论》。他站在队伍后面发呆，有点搞不懂这个世界怎么分层的这么早。

“我没觉得自己比他们笨。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他说。

2024年冬天他去面试一家仓库管理岗，HR问他：“你学历写‘初中以下’，是没毕业吗？”

他点头。

“那不好意思，这个岗位要求大专以上。”

他出了写字楼，站在马路边，沉默了一分钟，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了那张传单。

成人高考，初中可报。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拨那个电话。但那张纸他一直没丢。直到现在，钱包里还夹着。

“有人说，命运是选择的结果。但对于马春生来说，他从没得选。没有选择的生活，不是他不想活得好，只是世界给他的每一步台阶，都太陡了。”

02·住在社会边角的人

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没有靠山，很多人连“体面”这两个字从来没碰过。但他们从未缺席在中国的每一条生产线、马路边和出租屋。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把“苦”藏在玩笑话里，把“不甘”当作熬夜的动力。

这章我将讲述三位人物的生活——三个不同方向的“低学历打工人”群像：

1. 李丽：24岁，KTV服务员，短暂进过职校，辍学后漂泊四地

李丽的履历薄得像一张发票纸。

初中毕业后，她被父母送去南阳一家“全封闭职校”，学的是“旅游与酒店管理”。“其实就是混日子的地方，”她自己这样说，“也没人管你学什么。”

她在学校谈了个男朋友，男生比她大四岁，最后两个人一起辍学，跑去郑州找工作。第一份工是在一家洗浴中心当服务员，穿着制服站在电梯口“欢迎光临”。她说自己最怕的是晚上凌晨一点，有醉汉过来，抓着她的手不放，还硬塞50块。

“我没哭，也没闹，就当没发生。”她说这话时，脸上的粉底都掩不住眼下的青黑。她后来跑去KTV、酒吧、奶茶店，最后才进了一家连锁餐厅当收银。

“别问我为什么不稳定，因为人不稳定。”她咬着吸管笑了一下，又说：“你以为谁想这样跳来跳去，我也想有个地方能干三年，然后升职。”

她住在东莞一间群租房里，八个女生共用一个厕所。她养了一只猫，一回家就抱着，“起码它不骂我学历低”。

去年冬天她回了一次老家，邻居跟她妈说，“你家女儿干嘛的，是不是坐台啊？”那晚她删了所有社交软件，一直哭到天亮。

“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对吧？”她轻声问我，“我只是没上学而已。”

2. 王帅：29岁，快递员，曾试图自考，失败三次，准备“结婚安稳”了

王帅是个典型的“被技术淘汰的中年人”，只是他还没三十岁。

他个子高，说话干净，第一次跟我聊天时，他刚刚完成一天35单的派送，坐在便利店外面喝着两块五的绿茶。他说自己干快递五年，“身体干不过了”。

初中毕业之后他做过美发学徒、餐厅传菜、仓库分拣。每一份工作都没超过两年。工资最高的一次是2021年双十一那阵子，他连续工作26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拿了8900块。

“那个月我差点以为自己要逆袭了，”他说，“结果第二月只有3500。”

他试过自考。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一天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初中学历逆袭本科”的故事，他第二天就报了名。

“说实话，根本看不懂。”他说，教材寄来那一刻，他就想退货了。“你试过吗，拿着一本全是字的书，连题目都看不懂？”

他花了一年半，考了三次，两次挂在“英语（二）”和“管理学原理”。最后一次，他坐在考场里发呆，提前半小时交卷走人。出了校门，他笑着给自己买了杯奶茶。

“算了吧，我这人可能就不适合读书。”

他现在准备结婚了，女朋友是洗碗工，和他一起租住在一个“带床位”的单间。女朋友的怀孕也是让他们打算给人生一个阶段交卷的原因。他说未来等孩子出生了，让父母先带着，和媳妇打算转去仓库工作，“稳定，起码不下雨”。

“人嘛，混口饭吃，别生病，别犯法，就谢天谢地了。”

3. 赵振国：42岁，工地瓦工，两个孩子，一个上技校，一个辍学在家

赵振国其实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才让他在简陋的工棚里坐下，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那种很早“承担起一个家庭”的人。

16岁就跟着老乡去深圳扛水泥，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他用的是他表哥的身份，“那时候管得松，工资也少，但至少能活下去”。

他的生活轨迹很简单：干活——寄钱——生孩子——换工地。每次搬家都意味着一次人生的重启。

“我女儿出生那年我在福建修路，我老婆在老家坐月子，出了月子才给我发了张照片。”他说的时候，眼里没什么情绪，好像那不是遗憾，只是事实。

他现在干的是瓦工，活多的时候一天300，活少的时候只能等。

“你们这些记者说什么‘时代变了’，但我们干这个的人，二十年前啥样，现在就啥样。”

赵振国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7岁，刚从技校毕业，在学“汽车维修”，小女儿14岁，今年刚初二，不想上学了。他不敢管太严，“怕她跟我当年一样，一走就不回来了”。

“我也想他们能读出来。”他说完这句沉默了很久，又补一句，“但我知道他们要是跟我一样，那也是命。”

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正蹲在工地角落抽烟，身上满是灰。他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你写你的文章吧，写了也没人看我们，但也挺好，至少写了。”

他们没有学历，没有头衔，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出现在主流社会的简历系统里。但正是这些人——成千上万个李丽、王帅、赵振国——构成了我们生活的“隐形底座”。

他们不是失败者，也不是“被救助者”。他们是这个国家庞大而真实的另一面，是沉在水面下的“99%的人”。

他们住在社会的边角，但不代表他们不重要。只是我们太久没看他们了。

03·命运的接力棒

在李丽辞职的那天，她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母亲，“妈，你先拿去补补家用吧”。那天她母亲接过钱后没说话，只低头看她的手指，“你这指甲做得也太长了，不像个正经姑娘。”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怎么才像‘正经’？”她在朋友圈写了一句，没人点赞。

但在我们眼中，她已经比上一代“有表达能力”得多了——她会自拍、会剪短视频、知道如何在小红书上搜索“防止性骚扰”。这些技能对她母亲那一辈来说，连想都没想过。但她依旧没能改变命运结构：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最终只能在灰色边缘打转。

她还有个弟弟，今年15岁，已经辍学了。他说：“姐姐都不读书，读书有啥用？”

这就是我们最难面对的问题：贫穷并非仅仅意味着“没钱”，它更像是代际之间传递的心理结构、认知壁垒和生活选择的可见天花板。

赵振国的女儿，和他16岁进工地那年一样叛逆。

她在初二时连续三次考试不及格，班主任跟赵说“可能是多动症”，但他们从来没去检查过。“你看她能整天刷视频、拍抖音，怎么是多动症？”赵说。他相信“孩子是不想学”，但他又从没说过“那咱让她换一种活法吧”。

在赵家，教育是奢侈品。不是不想要，是不知道怎么要。他对孩子的唯一期待是：“别早恋，别打架，别像我一样一事无成。”

可他没发现，他嘴里的“我这一生没出息”早已深深刻在女儿的自我认知里。她曾在作文里写过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我妈说我没出息，像我爸。”

她才14岁，已经觉得“自己不会成功了”。

王帅计划结婚。他觉得这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因为“老婆不会嫌我学历低”。

他给孩子起了名字，男孩叫“王睿涵”，希望他“聪明又有内涵”。可他说完这句话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变聪明，反正不让他送快递。”

他有个计划，孩子三岁之后送去早教班，他自己下班后也要多看书陪读。他在淘宝上收藏了《幼儿成长关键期教育》《识字启蒙卡片》一堆书。

可问题是，他的租房只有15平方米，放不下书柜；他下班太累，基本是瘫在床上。孩子在成长，而现实根本不给他任何“成为好父亲”的空间。

“你说是不是注定的？”他说，“我也想让他翻身啊，但我自己都没翻成。”

他像很多贫困父亲一样，试图用“更愿意付出”来弥补“更难以改变”。但现实常常不是努力能破局的事情。

这些家庭的共同点，不是贫穷，而是“看不见选择”的教育缺席和心理停滞。

他们不是不努力——赵振国每天工作13个小时，王帅骑坏了两辆电动车，李丽每次加班都不抱怨。但在结构性的局限面前，个体努力常常变成“挣扎中的美德”。

而这种挣扎，被他们的孩子看在眼里，很多时候不是变成“激励”，而是变成“认命”。

他们开始接受父母的宿命观，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出来打工也挺好”“人生就是这样”。

代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断裂，反而是悄无声息的延续。

这一代还没有翻身，下一代已经准备接棒。

但这并不是彻底的悲观。最后，我们也该问：有没有例外？有没有变量？有没有某种小小的“逆流”，能穿透结构的笼子，冲出去？

也许可以试着讲讲那些“极少数的例外者”——他们翻过身、逆着爬，有的靠教育、有的靠运气、有的靠网络，但他们都挣扎着证明一件事：

命运未必公平，但人生有时还有余地。

04·逆流者

谢勇是在他24岁那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他第一次是在2005年，农村中学的尖子生，考了个三本，家里人觉得“花不起那个钱”。他听话没去，扛了两年水泥，扛坏了腰，也扛醒了自己。他说，“我不想一辈子跟水泥生活。”

2010年，他在郑州的夜校读书，白天跑快递，晚上写作文。他曾花三个月研究《人民日报》的评论写作，只为了模仿它的句式，申请进入一所成教院的新闻专业。

“那时候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换一个轨道。”他说。

三年后，他如愿成为了一家地方小报的实习编辑。工资不高，但“终于不用搬砖了”。他靠着对社会新闻的敏锐，后来进入了省级融媒平台做内容策划。他是这一代“没背景、没学历、没资源”的年轻人里，极少数往上走的样本。

“运气有一半吧，另一半是我一直不信命。”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

阿翠是我在广东生活时认识的女孩，95年出生，初中毕业，打过三年厂。18岁那年，她在富士康车间里崩溃过一次，“每天站12个小时，像个螺丝钉”。

她哭着离职，转身进了一个直播带货培训班。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接触“表达”——她发现自己“原来能把一件化妆品说得那么好听”。

她在拼多多直播起家，靠着快嘴和应变力，三年涨粉十万。后来她成立了小团队，带了两个徒弟。“我不是老板啦，我是头部草根。”她笑着说。

“草根”是她最常用的自我标签。她不否认自己的身份，也不羞耻出身。“我们不读书，是我们错过了时代，但现在这个时代，会说话也能翻身。”

她租了一间公寓给母亲，“终于不是蜗居了”。但她至今单身，“我怕我的孩子也变成小时候的我”。

她说得轻巧，但我听得沉重：逆流者，即便成功了，也永远清楚出身给他们带来的隐形重量。

还有一个逆流者，阿成。

他是一个“大专毕业的程序员”。这个身份在北京，几乎等于“IT农民工”，但在他老家——陕西蒲城县的农村，这已经是“全村的希望”。

他毕业那年只会HTML，被培训机构坑了两万块，但他咬牙进了北京西三旗的一家创业公司做测试。住地下室，睡通铺，吃泡面——他的第一年是所有“草根工程师”的模板。

但他熬下来了。他报了夜校学Python，刷了200套题，从2020年起做算法测试。2023年，他被某科技公司录用，年薪翻了一倍。

“这不是成功，是脱贫。”他说。他现在的梦想很具体：买一套可以让爸妈冬天不冻脚的房子。

他不参加聚会、不搞副业、不炫耀“技术叙事”。他说自己“起点太低”，所以要一口气冲上去。他知道一旦慢下来，就可能被“系统性淘汰”。

逆流者的成功，不是轻盈的。而是带着惊人的压强与警醒：他们不是逆着河流跑，而是背着一整个村庄、一个家族的期待，在狂风里跳。

但必须要说——他们是极少数的例外。

谢勇备考时的房间连个台灯都没有，靠手机光复习；阿翠做直播的时候曾被骗走几千块佣金，差点放弃；阿成早年面试时听不懂技术问题，靠熬夜背下来一句句术语。

他们成功的路径不可复制，甚至很难借鉴。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问：

如果制度和资源更公平一点，如果教育的机会不是天选之人才能得——是不是谢勇们可以不用那么累，阿翠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阿成们不会在“码农”之外找不到自我？

逆流者，虽然让我们看到希望，但也提醒我们：希望之所以被人记住，是因为它稀缺得像火种。

05·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时代沉默的一厘米

我们很容易说他们是“失败者”，因为他们学历低、收入低、生活不体面，甚至很多人到了中年还住在出租屋、干着计件工、过着“今天吃饭明天还债”的日子。城市里的人对他们的称呼，越来越温和了——“新蓝领”“城市基座”“劳动英雄”——但这些包装过的词语，掩盖不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相：

他们的穷，并不是他们的错。

我写下李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工对生活倔强又脆弱的试探；写赵振国，是想说，一个父亲的努力并不必然为孩子打开更好的门；写王帅，是为了记录一种“我也想当好爸爸”的无能为力；写谢勇、阿翠、阿成，是为了说明，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出发线上，也有人用尽全力地跑出了命运的缝隙。

这不是鸡汤，这是事实。而这份事实，有时候，比鸡汤还要辛辣。

我无法用“寒门再难出贵子”来概括他们的困局，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贵”而活着。他们只是想把生活过得像样点。他们不是想成为社会的赢家，而是不想再是被遗忘者。

但问题是——这场赛跑，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后面，还背着包袱。

教育不均、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代际命运……每一样都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他们只是出生在那里，然后被“必须生存”推着往前走，走得慢就摔下去，摔了没人扶，最后就只能趴在地上喘口气，然后继续往前爬。

你看到的“农村孩子变外卖员”，不是“选择”，是“唯一的可能”。

你看到的“工地父亲没文化”，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也翻不出去”。

你看到的“初中毕业进厂女孩”，不是“没上进心”，是“没有空间去证明自己有上进心”。

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逆着走。

他们就像长在石缝里的草，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后来才发现：他们能钻出地面，是因为脚下长满了“看不见的血”。

他们不浪漫，他们不伟大，他们甚至不自觉自己是“逆流者”。他们只是倔强、疲惫又隐忍地活着。他们的成功，常常不是荣耀的，而是带着伤口的。

可这世界就是被这些人撑起来的。

我写他们，不是为了感动城市，而是为了让城市看见自己站在谁的肩膀上。

每一座灯火通明的楼宇下，都有无数个李丽式的女孩在送外卖，有赵振国一样的男人凌晨五点就扛着钢筋去工地，有王帅那样的父亲借钱给孩子交幼儿园学费。

他们不是主角，但他们构成了主干。

更希望的是——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哪怕只是多一个免费晚自习、多一场职业培训、多一次职校的筛选机会，这些孩子，这些家庭，或许就不用一辈子“租在别人的世界里”。

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时代沉默的一厘米。

如果我们能听见，那就请别再沉默。

（根据要求，上述受访人均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