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演讲，彻底暴露了他对“历史地位”的病态渴望_风闻

王缉思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刘卫东、胡然 |《当代美国评论》编辑部

【导读】特朗普百日新政的“里子”与“面子”已被全球各派媒体进行过精细盘点。当地时间4月29日，为了回应这些消极声音，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发表了就职百日演讲，宣扬他在移民、关税等议题上的“成绩”，抨击虚假民调低估了自己的支持率。仅一天后(30日)，美国官方公布的系列经济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的GDP缩水、就业增速不及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下跌。有分析指出，对于一贯嘴硬的特朗普，重点应关注其独特的思维逻辑。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动机？

本文指出，特朗普宣扬“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内推动政府改革、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做法，其终极目标是要将自己标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至少要同华盛顿、林肯、里根齐名。至于损害美国的国际声望和软实力，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从施政逻辑来看，特朗普对内减税主要惠及的是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对缓和通胀效果不大，却扩大了财政赤字和贫富分化。而为了补足减税后的财政缺口，便选择对外征收高额关税。这不仅抬高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还会遭到贸易反制，难以振兴美国制造业。回顾美国历史，推行改革计划的新总统和选民的“蜜月期”一般只有几个月，美国总统所在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控制权，是历史惯例。这是特朗普竭力推动美国政治和社会保守化，以“政治遗产”寻求长期执政的根本动机。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对外作为非常民族主义甚至霸道。特朗普更希望别的国家害怕它的硬实力，而不是尊敬它的软实力。虽然特朗普带头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却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集体反对。其他国家都是“各自为战”，看不到形成一个“抗美同盟”的现实可能。就俄乌问题而言，特朗普试图以“交易主义”取代“价值观外交”。而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还是今天的美俄矛盾，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绝不是特朗普和普京达成交易就能解决的。在5月1日美乌达成的矿产协议中，美方虽无安全承诺，但“可能提供新的援助，如为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等条款，将给俄乌冲突带来哪些变量，尚未可知。

从政治趋势来看，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民众的不安全感与被剥夺感，同时诿过于外，大力宣扬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政策。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选民往往寄希望于强势且果断的政治领袖，以强力措施改变社会不公。值得警惕的是，全球政治也趋向右转：许多国家的右翼势力和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相通，并且在寻求它的支持。就此而言，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处于上升趋势，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性、破坏力趋于增强。

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1期，原题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前景——王缉思教授专访》。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前景

——王缉思教授专访

****▍****美国政治：特朗普回归，美国难以再次伟大

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同时赢得了选举人票、普选票和所有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这是否超出您的预期？这是因为民调机构脱离大众，还是美国政治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司法、金钱、技术对美国选举的干涉是否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答：特朗普以如此显著的优势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美国政治显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大选直观地反映了普通选民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相当一部分选民也反感民主党和拜登政府在处理移民、性少数群体权利、种族矛盾等问题上的社会政策。尽管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不错，通货膨胀也并非拜登政府上台后才出现的，但是在美国选举政治周期下，选民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当前处境的不满和期待改变的诉求。此次大选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因素，特别是特朗普遭遇枪击，拜登突然宣布退选后让能力和声望都不足的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仓促接棒。现在看来，这些突发事件都在给特朗普加分。美国民调机构的统计和对大选结果的预测确实存在偏差，但其问题是否在于问卷设计不够合理以及部分选民的选票成为普通民调无法触及的隐性票仓，仍需做更多深人的研究。

在美国大选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政治在过去和现在如何影响选票、司法干预与选举进程及结果有多大关系、技术进步特别是社交媒体及算法如何影响民意走向，都是值得深人研究的重要问题。我的初步判断是，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金钱、司法、技术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干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是，只有通过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估这些因素对选举的实际影响及其历史性变化。基于这些分析才能判断上述因素干预选举是否会成为今后的新常态，并对美国选举政治产生持久影响。

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少数族裔选民出现了明显分化。您认为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答：在美国，传统上男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女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不仅是白人男性，而且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男性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有所上升。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其背后与这些选民近年来的个人经济处境变差以及对改变现状的诉求更强直接相关。拥戴特朗普的人，更多地是出于对前届政府的不满，希望他上台后能够有效改善民生、抑制通货膨胀、缩小贫富差距、制止毒品泛滥、降低犯罪率，但这些问题积重难返，并非一两年内就能获得明显改善。总体来说，这种选民构成的变化更可能是暂时性的，反映了特定时期部分选民对经济困境和政治局的失望，而非长期的政治倾向转变。

近年来，美国的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加深，其根源在于两个长期因素的交织——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认同分裂加剧。但需要看到，这两大交织的问题并非美国独有，而是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经济不平等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族群、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社会认同的割裂与重组，加剧了许多国家的政治极化。在21世纪，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不再主要源自战争与恐怖主义威胁，而更多来自相对收人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缺乏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们对全球化与现存政治建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导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同时上升的政治潮流。在这一趋势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在这两股政治潮流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强势且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凝聚国家和民族认同，并采取强力措施改变社会不公。一个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赢得国内支持。特朗普能够再次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利用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与被剥夺感，同时诿过于外，通过宣扬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政策主张，赢得了那些对现实不满也深感不安的选民的支持。

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目前已然成为维护或重构美国主流价值认知的重要运动。您认为随着特朗普在四年后卸任美国总统，这一运动会如何演变？

答：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同时交织上升。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和具体发展，需要进行细致区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民粹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既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右翼民粹主义最初主要表现为以白人保守派为主体的“茶党”运动，其反对奥巴马政府增加税收、推进医保改革，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色彩。而2011年开始的、短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左翼民粹主义，其核心诉求是反对经济不平等、金融系统的腐败和权力集中，其支持者多数倾向民主党。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挑动右翼民粹主义，并将其与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特朗普代表的MAGA运动更多是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强调本土身份和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与此相对，民主党领袖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则将核心关切从经济平等转向社会公正和“边缘群体”的利益，涵盖了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以及 LGBTO+群体，强调身份政治上的“政治正确”、推崇“觉醒运动”，突出表现为“我也是”(Me Too)、“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运动。这两股民粹主义潮流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也让美国两大政党的争斗变得空前激烈。最近几年，左翼民粹主义的上升对美国主流的“瓦斯普”(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徒)价值观构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白人男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感，从而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弹，逐步瓦解了美国社会原有的政治默契。

通过MAGA运动的兴盛可以看出“瓦斯普”价值观仍在美国占据相对主流的地位。但是，围绕如何建立对美国价值观的重新认同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主义。如果问美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总是自由，英文是“feedom”或者“liberty”。现在，如果问美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们或许还会给出同样的回答但是，对于是谁的自由、谁才代表美国、“我们”是谁这些问题，美国人不再有明确共识，而是处于持续争论中。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便开始显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作《我们是谁》一书便是对此有感而发。2019年上映的电影《利刃出鞘》(Knives 0ut)对美国的种族隔阂和移民政策问题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形象展现出美国当代社会身份政治的冲突，值得一看。主人公的境遇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先到的移民就应该占有一切，不让后来的移民分享？这确实值得深思。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美国的身份政治和价值观认同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但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特朗普的标志性政治口号，在四年后或许不会被右翼民粹主义继承者沿用。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每届总统候选人通常都会提出与其前任不同的新词汇作为竞选口号，通过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例如，19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问题在经济，笨蛋”(It’s the economy，stupid)；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主题是“改变”(change)，标语是“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团结更强大”(Stronger Together)；2020年，乔·拜登的竞选标语是“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即使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秉持与特朗普相似的政治理念和竞选路线，继续推进MAGA运动，但他们或许也会推出新口号，换个新说法。

问：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宣称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但实际收效不大。在第二任期，他提出更为宏大的政府改革计划。您认为他全方位的改革计划会让美国“浴火重生”，还是可能成为美国进一步衰落的催化剂？

答：特朗普本人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本质上难以接受传统政党和官僚体制所代表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他再次当选总统后，委任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计划推动70%的联邦公务员离职，并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支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和马斯克已经采取行动对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教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进行“瘦身”，迫使公务员提前退休，但也受到司法部门的掣肘，前景尚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届新政府上台时，一般都会提出一个宏伟的改革计划，以振奋民心。但是，这些宏伟计划往往难以实现，最终的成效都小于预期。新总统和选民的“蜜月期”一般只有几个月。特朗普对“深层国家”宣战，深深触动了联邦政府官僚体系。利益受损的联邦职业官僚、社会福利计划的受益者、享有庞大国防预算的军工复合体等，将强烈抵制这种改革。即使特朗普要推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他在进行政府机构精简改革时，依然需要解决裁员赔偿、人员安置等后续问题，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甚至动乱的可能性。再加上，特朗普在政府高层安插的亲信专业背景各异，相对年轻(许多是“八零后”)，仓促上阵，多数缺乏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缺少在政界深厚的人脉关系。因此，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想在短时间内便大功告成，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在美国两党政治体系下，尽管特朗普赢得了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主导，但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地位优势并非压倒性的。民主党仍有相当大的能量来抵制特朗普的改革，并有望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不过，即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未能完成预期的改革，由于缺乏清晰的蓝图和细化的目标，他仍可以宣称自己成功做到了。

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旗号，对内提出宏大的政府改革计划、对外实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做法，其终极目标并非让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更团结的民族、更平等富足的社会，而是要将他自己标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至少是同华盛顿、林肯、里根齐名的伟大总统。美国未来会走向衰落还是强盛，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政府改革计划能否实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一些关键的国内因素，包括政治极化能否有所纠正、贫富差距能否缩小、技术创新能否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等等。这都不是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

问：民主党精英推崇身份政治和“觉醒运动”，通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搞的这一套会让很多选民反感吗？难道想不到这会让自己失去的选票远远超过可能得到的吗？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遭遇惨败后也在深刻反思。我觉得，与非常务实的共和党不同，近年来的民主党逐步成为一个理念党，党内的精英特别关注自身推崇的理念是否能够转变为政策，而不太介意这种政策一旦推出是否会给本党的选情带来负面冲击。拜登政府任内民主党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是由极端自由派主导的，他们在推进这些政策时是相对单纯的，仅仅聚焦于竭尽全力实现自身的理念，并没有过多考虑其长远或附带影响。实际上，给民主党竟选带来不利影响的那些议题，多数并非拜登政府在选举年推出的，但是其推出以后的社会反响，却是在大选年通过影响选民的投票热情来得到体现的。因此可以说，拜登和哈里斯这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筹备选举方面缺乏足够的远见。他们过于重视实现自身的理念，相对忽视了选民的利益诉求，这必然会引发不利的后果。另外“信息茧房”现象屏蔽了不利因素，也让他们过于自信，栽了跟头。

问：特朗普就职以来坚定贯彻保守派议程，他在任内对美国自由派的打压也会变本加厉，今后美国两党的博弈是否会失衡，从而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答：特朗普正在竭力推动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化，以打造自己的“政治遗产”，确保共和党赢得2026年中期选举和2028年大选，并为共和党长期执政打下基础。他放言想再次连任，是真实意图的流露。如不能连任，他也要让自己的亲属出任，而不会信任其他任何人。特朗普已经并将继续严重破坏美国的法治传统，推行以他为中心的“人治”。在保守派主导联邦最高法院的情况下，两党关于移民、堕胎、枪支、性少数群体权利、种族关系等议题的争执，目前可能以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式推进。但是，特朗普政府要扭转的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不断发展的自由化，多元化趋势，触动的是自由派根深蒂固的利益和价值观。特朗普企图全面扭转前几年的“激进左翼”政策，将引发联邦政府和“蓝州”关系的紧张，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分裂。

当前美国两党都在发生政治精英的世代交替，两党势力仍会保持大体平衡，未必会出现一个共和党和保守派主导的政治长周期。美国总统所在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控制权，是历史惯例。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可能处于下风。如果美国政治的钟摆效应再次显现，特朗普只有两年时间可以比较顺利地推进其立法议程。民主党虽然惨败，但具备东山再起、逆袭反击的能力。在2028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要在三四个关键州中各多赢几万张选票，就可能通过大选“改天换地”。对“过度的身份政治”的反思，将促使民主党更加聚焦民众经济和民生需求，培育出新生代力量及其领袖人物。

问：当前科技创新型企业家马斯克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引人瞩目。您认为这是一个特例，还是代表了美国政治运作的一种新模式？

答：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位深度参与美国政治运作的科学技术专家。例如，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发明了避雷针。再如，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擅长统计学和数理模型，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战争决策和军事战略制定。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人像马斯克那样，凭借技术创新，成就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深度介人政治。

在当今美国，科学技术专家投身政治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主要动因是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愈发紧密且广泛。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到跨国流动与产品贸易，再到国防布局，几乎无一不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这种趋势让很多科学技术专家有更强的意愿介人政治。在这个意义上，马斯克只是一个典型。但是，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尽管拥有财富和技术，却未必拥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难以避免在掌握权力后陷人自我膨胀。政治家的权力博弈逻辑，与技术研发和商业运营截然不同。作为“新移民”的马斯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治，他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能否持久，仍有待观察。

问：在您看来，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有哪些？

答：美国正在出现新的金融寡头和技术寡头。在金融方面，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等“大佬”反对自由贸易、外来移民、技术监管。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等共和党主流派支持减税和缩小政府规模。很多人原先在高盛等金融公司任职，通过“旋转门”从华尔街进人政府部门。上一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仍然有重大影响，反华急先锋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担任特朗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顾问，他们都会从不同侧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

在技术方面，硅谷的科技精英集体向特朗普“倒戈”，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技术右翼”。风险投资家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他希望放宽对加密货币行业和人工智能的限制。马斯克和生物技术亿万富翁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技术巨头，就高技能移民问题向共和党内的传统派发起攻击，他们之间的分歧表面上是新移民签证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金融寡头和技术寡头之间更深层次的裂痕。特朗普与马斯克的组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金融势力、技术力量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

在政府体制内外，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就是所谓“美国优先派”的民粹主义分子，以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代表。他们企图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从根基上动摇“深层国家”。他们反对华尔街的巧取豪夺，反对大型制药公司垄断药价，反对军工复合体让美国不断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还提出反对金钱政治、反对政客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等等口号。这股势力如何动作，尚有待观察。

****▍****美国社会：族群分化，韧性犹存

问：有人预测，到21世纪中叶，美国的少数族裔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就可能超过白人，您认为这确实可能发生吗？如果发生，将意味着什么？

答：在美国，白人生育率低于拉丁裔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传统欧洲白人后代持续减少的趋势似乎已难以逆转。根据美国政府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白人仍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但在2010年至2020年间，白人人口出现了绝对下降，并且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 8.6%，这一降幅前所未有。在同一时间段内，几乎所有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的人口都有所增长：非洲裔人口增长了8.5%，拉丁裔人口增长了23%，亚裔人口增长了35.5%。在18岁及以下的美国人口中，非白人已占50%。如果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下去，21世纪中叶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志性节点——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中的少数族裔。但作为多种族、多族群国家，美国的跨族裔通婚与生育现象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族群划分和数据统计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谁是白人？传统上，美国白人(whites)指的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即高加索人，Caucasians)，拉丁裔(Latinos)不算白人。现任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虽是古巴人后裔，但肤色较白，很多人会说他是白人。美国人的族裔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敏感问题。因此，对于白人是否以及何时会成为少数族裔的问题，并不容易得出公认的结论。

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会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白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下降，这一现象不仅是由于白人蓝领阶层整体生活质量和相对收入水平下降，还与毒品泛滥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白人蓝领的离婚率上升，在单亲白人蓝领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这些长期性问题的加剧，使得白人越来越反感优待少数族裔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和宽松的移民政策，推动了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

至于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是否意味着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这一问题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首先，美国身份政治的核心是美国人的自我认同问题。从历史上看，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实际上始终很稳定。对美国价值观的主要挑战，来自所谓“白左”所提倡的多元、平等、包容(DEI)和右翼势力所倡导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虽然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主流价值观不一定会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其次，西方世界及其人口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因此西方的价值观和信仰必然也会随之变化。大量移民涌人欧洲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冲突和族裔认同、宗教认同问题。什么是西方，什么是西方文明，以不同标准来考量，会得出不同结论。我去哥斯达黎加访问时，向当地的学者请教认同问题。他们说：“哥斯达黎加当然是西方国家，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是白人，信仰天主教。”

问：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会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这一做法会对美国的发展后劲带来什么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会变得愈发封闭吗？

答：美国的移民政策争议由来已久。一般而言，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政府比民主党政府更愿意采取严格政策。但总体来看，美国长期以来推行了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因为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移民带来的财富、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非法移民进人美国国境，并逐渐转为合法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是常态。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是拉丁美洲，拉丁裔移民的宗教文化背景与美国基督新教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没有根本性冲突，因此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与欧洲面临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对当地社会团结统一带来的挑战不同，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排斥程度相对较低。

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严格的移民政策，旨在减少非法移民数量，其措施包括加强边境管控、扩大遣返范围、取消“暂缓遣返”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特朗普的政策同时也减少了非法劳动力供应，但未能提供替代方案以填补劳动力缺口，影响了部分行业的运营。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非法越境者人数回升。实践表明，在经济需求和外部推力(如中美洲国家的暴力和贫困)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单靠强硬政策难以长期控制非法移民的人境数量。

2025年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后立即发布了多项行政命令收紧移民政策。但目前的各项政策可能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特朗普政府没有条件投入数百亿美元，雇佣更多执法人员，进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大规模甄别、调查和造返非法移民工作，其举措还将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和政治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会对近几年来自中国大陆和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采取什么做法，涉及敏感的国际关系问题，决策和执行难度也很大。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对美国的发展后劲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特朗普主要关注打击非法移民，同时仍较为欢迎来自全球各领域的人才在美国就业和定居。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会有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加入劳动力市场，并最终变成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无法改变美国的移民国家性质，收紧移民政策也不会减少美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联系，因此美国不可能变得封闭。

问：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议程能否有效应对美国国内经济挑战，并缓解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问题？

答：对内减税是特朗普经济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内容包括将他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中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措施永久化，进一步降低美国公司所得税税率等。但是，如果他的全面减税方案得以实施，未来10年美国减税净额可能会高达6.7万亿美元，美国债务问题将更加严重。

对外征收高额关税，是逆全球化的举措，违背美国长期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目的是补上大规模减税留下的财政缺口。特朗普上任后密集推行对外增税计划，签署行政令对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后延缓执行)，连续两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并声称将对芯片、汽车，药品等产品进口征收“对等关税”。

短期来看，国内减税、对外增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制造业并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然而其长期的负面影响显著。减税主要惠及的是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对缓解通胀的作用有限，却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关税不仅将抬高美国商品的价格，增加消费者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还会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损害美国的出口，也难以振兴美国国内制造业。

重振美国制造业是最近几届美国政府的一致目标。制造业的衰落是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美国要重振制造业，面临几大困难。第一，全球化使得美国的供应链网络深度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重新构建供应链的成本很高，耗时很长。第二，美国的许多工厂早已关闭，美国现有劳动力的技术和技能难以完全适应高端制造业的需求。第三，虽然美国政府近年来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例如税收优惠、补贴等)，但企业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本去重建生产设施和供应链仍不确定。第四，美国的环保法规相对严格，许多企业认为在外国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扩大生产，更有吸引力。第五，全球市场的竞争激烈，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领域具有成本优势和生产规模优势。特朗普目前的某些举措，如鼓励发展加密货币，未必能使美国人更专注于制造业的长期发展。

特朗普在再次上任首日签署了一系列聚焦能源领域的行政令，包括废除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促进油气开发和出口，削减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退出治理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的能源战略受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驱动，短期内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会严重阻碍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同国际社会发展清洁能源，治理气候变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也势必遭到美国国内支持清洁能源的利益集团和价值联盟的激烈反对。

特朗普力主在技术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去管制”。他还推出举世瞩目的“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大举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目被认为可以媲美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和冷战时期的“阿波罗计划”。一方面，放松技术管制的政策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保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可能带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发展，引发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冲击就业市场，加剧国际军备竞赛。

问：美国社会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每年都会去美国，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答：近年来，我观察到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通货膨胀加剧，偷窃抢劫等犯罪增多，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黑人群体的犯罪率相对其他族裔更高，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与黑人本身的种族特性和肤色无关，而与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和经济处境更相关。黑人的社会处境和阶层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社会分配不合理的结果。那些得以跻身美国主流精英圈的黑人，往往展现出精英阶层的特质，而不再明显带有黑人群体的特征。

我感受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美国人的排外(anti-foreign)情绪上升，但没有严重到成为种族或国家层面的仇外情绪(xenophobia)。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更加激烈地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黑客攻击、政治渗透，间谍活动等，就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社会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负面看法，也会影响华人在美国的工作生活状态，以及赴美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公民的回国意愿。

****▍****美国外交：霸权踌躇，余威尚在

问：以特朗普为代表的MAGA派追求“以实力换和平”，希望减少美国在国际上的投入，但共和党建制派依然希望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将会秉持何种原则？

答：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他认为只有美国成为头号强国，才能有足够力量领导世界。但他明确表示，反对美国过多干预外部事务。在第二任期的初期，特朗普会优先处理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而非投入到国际事务中。尽管如此，美国不会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因为很多美国政治经济精英是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与各自的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具备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夫人、副总统万斯(J.D.Vance)的夫人(信仰印度教)、马斯克、鲁比奥等，都有海外背景。

美国的外交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孤立主义时常在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加剧时回潮。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和90年代初的“新孤立主义”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也有孤立主义倾向，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本人从自称“教育总统”变成了“战时总统”。

从已经发表的文件和讲话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美国不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有很多外交议题是他无法回避也无法拖延的。例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特朗普不希望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或在此议题上耗费更多外交力量。但是，特朗普想要尽快解决俄乌冲突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完全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受特朗普“交易”思想方式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战略中重视短期经济收益，与国内选举政治挂钩，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交易主义”的外交理念正在取代“价值观外交”。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急于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他在决策过程中就充分展现出这一特色。但是，美国决策机制中传统外交思想的影响巨大，军工利益集团十分强势，对外战略转型的进程不会轻松。另外，国际冲突、地区动乱的事态发展有可能扭转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主观愿望，并推动美国回归传统的“国家安全第一”的战略议程。

问：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提名的外交政策团队？如果特朗普用人更看重忠诚和顺从，而非专业能力，那他打算如何依靠外交政策团队来达成自己的外交目标？

答：特朗普确实非常重视个人忠诚，但他的政策团队成员风格各异。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多是鹰派人物，而在特朗普最关注的经贸领域，其对外经济团队主要由代表传统商业利益的务实派人物组成，两者协调困难。在两个团队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声音。特朗普会在外交团队和经济团队之间搞平衡，以便他自己掌握最终决策权。但总统令夕改，决策政出多门，令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将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决策的一个特色。

问：虽然各界普遍认为，外交不会是特朗普新政府的执政重心，但特朗普在外交领域显然已经做好了规划，并会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计划。您认为他第二任期希望在外交方面达成什么目标？

答：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做好了规划并且按部就班地推进。在特朗普近期的诸多对外政策表态和领土主张中，有些是掩盖实际目标的虚张声势，有些则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无需过多关注他说了什么，而是需要注意他做了什么。他想用做房地产生意的方式管理外交“漫天要价，坐地还钱”。他说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都是先发出威胁，再讨价还价。这种做法的物质代价很小，还容易得到国内支持。至于损害美国的国际声望和软实力，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外政策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反映出他缺少国际视野和外交经验，战略取向杂乱无章，缺乏长远打算和系统的政策思维，往往根据短期互动态势走一步看一步。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他将依赖其政策团队来处理具体事务。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世界危机四伏，并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问：在乌克兰危机上，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施压能否取得成效，是否会尽快平息俄乌冲突？

答：对于特朗普个人而言，如果美国能够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某种停火协议，甚或他本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某种战略交易，以平息乌克兰危机，便足以宣称美国取得外交胜利。这种思路其实符合普京的想法。普京想越过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达成交易，但泽连斯基不同意，北约的其他国家也不会支持。我不太认同“代理人战争”的说法，因为俄罗斯是直接下场自己打仗，而把乌克兰说成是美国或欧洲的“代理人”，也很牵强。

美国能否以及如何尽快解决俄乌冲突，不完全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看法，还要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与舆论，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反应。美国在过去三年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特朗普不可能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很难说服欧盟国家对俄乌冲突袖手旁观。从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到今天的美俄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绝不是特朗普和普京达成交易就能解决的。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四国、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欧洲国家，认为俄乌冲突关系到它们的核心安全利益，都强烈支持乌克兰。但这些国家又因顾忌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招致本国人员伤亡，不直接出兵干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乌克兰收复失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俄罗斯的力量也会受到严重损耗，经济很难长期向好。俄乌双方暂时停火的希望是存在的，但长久的解决方案，现在完全看不到。

问：特朗普要求盟国提高国防预算等强硬举措将如何影响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答：相比于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欧关系可能面临更多分歧，尤其在国际贸易、防务支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同时，欧洲各国对美国立场的态度也不尽一致，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分化欧洲，但这不代表西方世界从此会走向四分五裂。提高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既是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盟国的新要求，也是欧洲大国出于对未来欧洲防务局面的担心而自主做出的选择。尽管日本和韩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微妙改变，但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依然坚固。与此同时，印度的对外政策日益独立，尽量避免树敌，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问：特朗普政府退出某些国际机制的做法，会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多大影响？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答：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持续下降，这也将是长期趋势。美国软实力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美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二是美国国际行为的声誉及影响力。在国内，美国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很大问题，现在世界上几乎不再有国家将美国的政治模式作为本国的模板。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其相对立的政治发展道路会更受欢迎。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处理过于偏袒以色列，很不得人心。最近特朗普还扬言要“占领加沙”，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国际机制，特朗普本人罔顾国际法和主权原则，对加拿大、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等地提出领土主张，显然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然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带头冲击现存国际规则和秩序，却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集体反对。其他国家都是“各自为战”，看不到形成一个“抗美同盟”的现实可能。美国的霸权主义一旦突破了道德禁忌和国内制约，其政府就可能做出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在2003年发表的《美国霸权的逻辑》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对美国社会崇尚暴力倾向的尖锐批评。施莱辛格甚至称本民族是“一个最可怕的民族”，因为美国在国内外的各种暴行始终未能唤醒美国领导者的良知。我所认识的美国是一个传统对外作为并不善良的国家。美国精英有时不乏深刻的自我批判，但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团结，非常民族主义甚至霸道。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似乎更希望让别的国家害怕它的硬实力，而不是尊敬它的软实力。

美国在软实力下降的同时，硬实力还在持续上升。美国的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过去二十年间，整个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25%上下，这也说明美国经济在西方世界中占据的分量仍呈上升势头。

唯有在与中国对比时，美国的硬实力才显得相对下降。中美两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实力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印度虽是个例外，但其短期内仍难以与中美匹敌。然而，现在也是时候该对中美实力对比进行全面且细致的重新评估了。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的GDP对比在一定区间内持续变化波动。从局部看，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领域及其不同的产业环节，中美技术实力对比呈现错综复杂的图景，需要进行深人的调研和统计。我认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中美实力对比尚未发生颠覆性变化。美国的发展后劲也没有表现出弱于中国的迹象。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改造究竟会如何影响其综合实力，还有待观察。

问：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创立者和曾经的霸权国，美国在国际上的作为越来越不负责任，您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的国际表现？

答：在国际社会上，国家间相处原来靠的是默契，大家都有公认的或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标准和底线，一般都会按照基本的程序来处理双边关系。但近年来美国热衷于破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再顾及基本的主权原则，只要对自身有利就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完全不考虑国际规则和他国的利益需求。一旦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变得不讲原则，失去了道德感，这个国家就会非常危险，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伤害。现在的美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世人印象中的那个美国。虽然多数国家还在继续观望，并尽可能与美国达成妥协，但大家对美国国际行为的不安和不满都在上升。

特朗普的外交转向，符合整个世界政治“向右转”的趋势，在西方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派别可能成为政府的主流，或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当前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国家的右翼势力和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相通，并且在寻求它的支持。就此而言，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处于上升趋势，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性，破坏力趋于增强。我们看待今天的世界，不仅要有国际关系视野，更需要看到全球政治变化的趋势，特别是贫富悬殊持续护大，右翼民粹主义上升，技术创新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等。

****▍****中美关系：竞争持续，仍有余地

问：您认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重点是什么？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高技术、关键供应链和人文领域推行对华“脱钩”政策，最终是否会导致形成两个“平行世界”？特朗普本人不强调意识形态，但其政府可能对中国进行哪些形式的意识形态施压？

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更集中于经贸和技术领域，而非人权、社会制度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扬言要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60%的关税，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必需品，并消除美国在所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这些表态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如果真正实施，将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想多占便宜，在某些领域欢迎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扩大对华出口。但特朗普本人的对华态度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并不完全一致。中美未来经贸往来会经受多大程度的挫折，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两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稀有金属等领域的经贸摩擦可能会加剧，但很难恶化到完全“脱钩”的地步。

我的个人感受是，尽管美国禁止华为公司在美国市场出售其产品，但我在美国仍然可以使用华为手机，只是需要调整一些应用程序。两国在民生相关的产品领域，例如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监管审批和跨境流通，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大批进口美国的农产品。两国企业在经贸领域依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起着“减压阀”的作用。我个人与中美两国的企业界人士有较多接触，中国的企业家们，无论他们是在民营还是国有企业工作，都希望扩大中美经贸交往，避免“脱钩断链”，都真心相信这属于双赢。美国企业家也普遍希望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如果有机会，他们想扩大对华投资。由于受到国内对华强硬派“政治正确”的压力，他们往往难以公开表达对中美维持经贸合作的支持，但仍在努力对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国会施加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以及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和社会交往是无法被完全切断的。当然，当前美国的右翼势力在竭力阻止中美之间的科技和人文交往，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新时期的麦卡锡主义，但中美之间不可能回归到冷战初期那种相互隔绝的状态。

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仍会继续。尽管特朗普不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他无法改变华盛顿政策圈对中国政治的主流看法。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美国截然对立。特朗普身边的谋士以及被他提名出任高官的人士，很多秉持冷战思维，抱有严重的对华偏见。在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激烈指责“民主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代表的保守民粹主义体现了美国意识形态版图的深刻变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武器化特征日益突出，将对中美围绕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博弈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美国政府仍会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有所动作。不过，这些问题不会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但他不会阻止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继续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施压，并且他随时都可能会借此迫使中方在其他政策领域对美做出实际利益让步。

问：美国政府宣称并不排斥对华合作，但是近年来中美之间实际的合作似乎少于预期。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中美合作的空间会增大还是缩小？

答：中美关系的客观事实是，两国需要合作才能共同发展。但在美国政治主流眼里，如果美国不能削弱中国实力，就不能做到“再次伟大”。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双方没有妥协余地。特朗普本人有兴趣与中国做“交易”，也愿意与中方对话。这为中国提供了战术上的机会，中国需要也应该与特朗普团队进行接触和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意图。这意味着，尽管中美在技术和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会继续缩小，但是双方在许多其他议题领域仍然存在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如果两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能够达成某些协议，在经贸、军事、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打击毒品走私等领域增加对话渠道，那么中美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稳定关系，合作解决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与拜登不同，他愿意进行“交易”，这就意味着中美合作的潜力和空间有可能增加，并避免正面冲突。

问：您每年都会与很多美国官员和学者交流，根据您的观察，他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答：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中美关系的性质、中国对美国构成多大的挑战，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已形成了基本的战略共识。美国两党一致、朝野一致的看法是，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最严峻的挑战和最强的竞争者。美国将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全力以赴“竞赢”(outcompete)中国是特朗普两个任期和拜登政府的内外战略导致的必然逻辑结果。几乎没有人还在说，中国是美国的朋友或者可以争取的朋友。美方对中国最大的疑虑是，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要破坏乃至颠覆美国领导并维护的世界秩序，更换(displace)或取代(replace)美国的霸权地位。

现在中方同美国官员和学者争论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没有什么作用。美方已经认定中国实力的增长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实力增长会强化中国同美国争霸的意图。美方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做出一些激烈挑战美国的行为，是因为中国尚未获得相应的能力：一旦中国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就会采取那些挑战行为。美方不相信中国政府对这种战略意图的驳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官方表述，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反美言论。

美国政策圈内目前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对华策略方面。美国现在想方设法地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更大的能力。但是，如果对华打压的进程过快或力度过大，则会导致中美发生正面冲突，使美国遭受的损失过大，以及引发严重的国际反弹。因此，美国政策圈在争论如何谨慎权衡对华策略选择，即在不引发对华热战的前提下，阻碍中国提升实力的步伐。

问：当前美国的知华派是越来越少了吗？您觉得在现有条件下，应如何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加强两国相互理解，以防止误判？

答：我不认为美国的知华派越来越少，而是觉得我们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不够多。在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人数众多，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蓝普顿(David Lampto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老一辈“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知识面更宽；麦艾文(Evan Medeiros)、何瑞恩(Ryan Hass)、甘斯德(Scott Kennedy)、白明(Jude Blanchette)、杜如松(Rush Doshi)等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则在汉语能力上更强，对中国的研究更专注某个领域或时段，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也有较好的把握，只是政治立场与我们差距很大。关键问题不在于美国的知华派是否减少，而在于我们如何加强与他们的交流。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中美人文交流显著减少。仅仅依靠阅读书籍报刊、浏览网站、进行视频通话来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够的，人与人之间进行面对面交往才能有效增进相互了解。我认为，加强中美相互理解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简单地解决签证问题或者扩大免签范围，而是为两国智库和高校学者扩大交流提供实际支持，突破具体障碍，派遣更多的学者去对方国家调研，为学者互访创造更为宽松、便利的环境。两国很多专家学者对到对方国家出访持谨慎态度，部分是因为签证难的问题，更多则是出于对潜在的入境阻碍、人身安全风险，交流和言论限制的担忧。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一些真实经历所产生的。

只有就经贸、技术、军事、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具体议题进行有实质内容、有独到见解的探讨，才能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中国学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并建立与政策圈和产业界的沟通渠道，才能让美方认可进行这种交流的价值。只讨论大而化之的话题是不行的。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政策议题，还应更多地接触本国农村、工商企业、国防、科研的实际。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应积极寻找机会，在美国进行实地调研，同两国科学技术界、产业界、金融界、战略界等不同领域的从业者保持沟通对话，积蓄更多知识和能量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和政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