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2.0关税战：让人眩晕的历史加速器（中）_风闻

题记：

川普2.0上任以来不到100天发生很多事情。列宁似乎说过：“有时几十年什么都没发生，有时几周发生几十年的事”。川普2.0给世界带来的冲击真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尽管笔者在小店之前更新的《简述川普枪击未遂可能带来的影响》一文对川普2.0会有折腾并不意外，但是川普2.0关税战的展开方式依然让笔者惊奇。世界在偶然间仿佛因为政治强人个人表演而飞腾起来，历史加速在冲撞一切。这是令人眩晕的时刻，值得更新一下上个小菜。这是中篇。其他相关文章可以在公众号”桃花源里可犁田“观看（微信公众号：Z396858246）。

三、川普的“关税战”反映的是一种美国的战略主动还是战略被动？

如果我们上升一点视野，我们可以发现看似美国强势输出的关税战并不能证明这是美国是基于自身战略主动而寻求的一个“追求最终确定性”的战略进攻，实际上正如过去笔者评论俄乌危机和台海危机时的表述一样：如果你被对手设定了行为，或者说你不得不基于被他者设定的战略态势而做出超过常规的“不得已”去寻求改变，很大可能你是处于一个战略被动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我们可以简单地评估一下：

(1)美国国家层面的经济基本面

既然川普2.0选择经贸关税领域作为主要战场，那么对美国经济基本面的认识就具有全局和统摄性的作用，可以重点说说。

美国国家经济的内在能力和构成经历了一个“脱实向虚”的全过程，目前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被视为一个基于债务驱动支撑财务扩张来维持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速的“气球”，其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其实比很多人认为的要低得多。

其中关于经济要素的武器化带来的问题、美元、美债、供应链与全球化的关系在讨论俄乌危机的《由乌克兰危机出发的一些随想》（以下简称：《随想》）和《在北溪2号爆炸的回声里思考下全球化、欧洲和供应链》（以下简称：《北溪》）两文中均有涉及，理论性的部分不打算做更多的阐述。

具体到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数据上，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当前川普2.0到底是接了一个什么盘面。

1．美国经济基本面长期结构性失衡。美国经济构成里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1%，而制造业占比跌破11%（BEA数据）。比如钢铁产能较1970年下降45%，产业外迁导致供应链高度依赖海外供应链支持。在宏观上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连续43年扩大，其中2024年货物贸易逆差1.29万亿美元，其中消费品占27%，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玩具、服装、家居用品等。而美国家庭部门债务/GDP比率达78%，美国居民消费高度依赖信贷支持——如此“陡峭”的关税战肯定会推高美国国内通胀并打击到美国市场的供应链安全，进而直接打击到居民消费。

从川普2.0中美关税战之前的中美贸易数据可以看得出，川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并没有提前在美国建立足够“堤坝”降低关税冲击，构建对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缓冲。

2．美国存在债务货币化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目前，美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22%，2025年利息支付将超军费开支。债务/GDP比率达123%，美债流通市场的规模是美股的五倍以上，美元债务循环高度依赖投资人不断买新还旧进行维持。但外国持有美债比例从2014年的50%降至2024年的33%，而中国连续9个月减持至7686亿美元，美联储被迫购债托市，持有美债占比超60%。

关税战本身将进一步打击海外买家购买美债的意愿和能力，因为关税战持续将使得美元回流机制失效，海外投资人将缺乏美元。川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反复无常也会进一步动摇美国债属于“无风险资产”的观念（拜登因为介入俄乌危机已经在这个观念上重重踢了一脚了）。

3．美债面临当期结构性的利息上升和偿付压力。美国2025年到期的美债本金规模为9.2万亿美元，占债务总额的25.4%。若计入利息支付，全年需偿付的本息合计约9.19万亿美元（其中本金5.2万亿美元，利息支付约2.6万亿美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6月单月到期规模达6.5万亿美元，占全年到期量的70%，这将形成“债务洪峰”。此外，今年到期的很多债券大多为1年期债权（主要因拜登政府任期内的短期债券集中到期），占整个25年需偿付美债规模的42%。

毫无疑问川普政府面临非常大的美债再融资压力：若新债发行利率升至4%，美国年付息成本将暴增2600亿美元，若以当前利率重新发行，全年利息支出可能突破1.5万亿美元。

一种重要的观点是猜测川普2.0的关税战的短期主要战术目的是胁迫世界提供流动性来解决2025年偿债高峰并熨平美债长期利率，那么这种企图本身就将构成一个川普2.0政府的重要弱点。

4．美元信用体系面临压力。美元2020-2024年M2增长40%，远超GDP增速12%。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背离（2024年实际利率2%而金价涨35%），反映美元信用定价失效。而更为严重的是人民币跨境支付占比升至3.5%，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比例突破20%，国际市场美元储备占比从2001年72.7%降至2023年的58.9%。

之前在《随想》一中笔者设问：“如果美元不能在供应链的中心环节里成为交易媒介，如果美元与商品的联系不能牢固建立，如果美元背后的国家能力不能基于经济、政治或者暴力的能力去迫使世界主要经济体“购买”美元，如果美元背后是“空虚一片”——那么美元作为霸权货币向本币的价值回归将带来怎么样的滔天巨浪呢”？关税战会使得美元损失更多的交易场景，打击美元这一“跨主权货币信用”——这肯定是在挖美国货币霸权的跟脚。

5．美国重新工业化困难重重。美国制造业平均时薪为27.7美元（2023年BLS数据），是中国（约5.5美元）的5倍、墨西哥（3.8美元）的7倍，即使考虑自动化替代，仍难以抵消成本差距。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已从1970年的25%降至2023年的8.3%，且现有劳动力中仅12%接受过先进制造培训，根据德勤预测到2030年美国制造业技术工人缺口将达210万。同时，美国制造业平均回报率（ROIC）为8.5%，低于科技（15%）和金融（12%）行业。

在缺乏有力的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引导的情况下，私人资本投资制造业基本上全凭“爱国心”驱使，基本没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建立本土先进供应链，但关键材料（如稀土、锂电池材料、其他工业零件）仍依赖中国与其他海外供应链（占比超60%），关税战会使得部分美国制造业面临“直接休克”问题，也不可能使得美国再工业化。

以上基本面盘整只是在概略性的评估美国经济体质是否可以无所畏惧的参加一场“拳击赛”。如果考虑外国对美国的贸易制裁和关税反制形成的“后座力”发挥作用——比如对美国服务顺差的对等制裁或者是农业和大宗商品的关税制裁——美国经济如何先不去考虑——川普政府肯定将有被“KO”的风险。

总体来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根本不支持川普采用一个激进的“硬脱钩”方式与中国，何况是世界进行关税战。本身美国经济的循环和稳定就必须基于全球化的贸易体系、美元环流、盟友体系、存量规模和供应链分工才综合构成比较优势和韧性，如果美国选择“激进自闭”，那么将短时间极大的放大美国经济体系中不稳定和脆弱的一面，导致巨大的风险。

“脱实向虚”的美国经济的韧性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检验的问题，是一个“商誉估值”。

川普虽然知道美国病了必须手术，但是美国采用这种“自残”的方式进行改革是危险的。

对此正有一比：“欲练神攻，挥刀自宫。即使自宫，未必成功”。

(2)美国国层面的政治与文化基本面

美国政治与文化上实质上已经陷入了“多重人格”般的内耗。美国社会传统左/右派、现代左/右派、后现代左/右派六大阵营的价值观差异显著。

实际上川普代表的强调“美国优先”和白人文化优越性的保守右派与主张解构传统权力结构，关注种族平等和身份政治的后现代左派要互相团结和理解差不多可以视为要“地球人”理解“火星人”。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主导的“熔炉论”与白左进步主义的对抗正在消解美国国家认同的共同愿景。

这种消解和分裂必然导致政策制定的效率低下，行政成本极高，甚至国民互相仇恨。美国民主的传统基石——宪法认同和三权分立原则的共识实际上也在被冲击——这会进一步加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

川普2.0的关税战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冲突之下，川普民粹动员短期有效但会透支治理信用，缺乏共识的政治使得川普难以承受哪怕微小的“失败”。

在关税战出现相持后，可以预期川普一切好大喜功的政策选择和宣传策略都将升级，实际是在呼唤其基本盘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来保障共和党中期选举的成功，而这个对于美国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副作用将非常“毒”。

(3)美国的军事霸权与地缘政治基本面

在所有关于关税战的评估里，对美国军事霸权和地缘政治的分析是较少被关注的，但是这个部分恰恰构成川普2.0关税战中最具有隐蔽性的脆弱面。 

在普遍的评估里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是高不可攀的一座大山，但是实质上美军在应对一个高烈度的总体战上的能力非常可能已经不足，美军实质上更像一支“存量军队”。

美军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和国防工业体系脆弱的问题，主要表现关键材料依赖、产业链断裂风险、产能不足三大问题上。

首先，美军已经不能基于国内工业体系和供应链保证美军需要的基础工业产品和关键材料的保障。比如美国国防工业所需稀土（如钕、镝）80%依赖中国，50%以上的军用半导体芯片和微电子元件来自台湾地区及韩国，而北京在石墨（电池核心材料）和钨（穿甲弹原料）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90%以上份额。这种依赖性在俄乌冲突后进一步放大——2023年美军为补充援乌的155毫米炮弹库存，被迫从韩国进口TNT炸药原料，却因韩国产能不足导致生产延迟。

其次，去工业化导致美军军工产能不足和军工技术的应用迭代能力下降。比如美国本土缺乏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F-35战机30%的零件（包括涡轮叶片和电路板）依赖全球外包，而唯一生产大口径火炮弹壳的通用动力工厂因缺乏熟练工人，2022年被迫将月产量从1.4万枚降至6000枚。在俄乌战争后即使美国竭力恢复炮弹生产，但是产量爬坡依然非常缓慢。此外，美国海军现役舰艇的维修积压超过4000天，2023年甚至首次将“伯克”级驱逐舰送往日本横须贺船厂维护。美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民用造船业，能够维修和建设航母的船厂也只有一家，本土造船业萎缩至18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美国工业能力的衰弱，美军在研发和应用新技术上日益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这点在美国在全球六代机竞争中和超高声速武器研发落后中表现的非常典型。

其三，美国军工复合体高度的寡头垄断和利益群体化带来严重的制度性腐败问题。美国五大军工巨头（洛马、波音、诺格、雷锡恩、通用动力）通过控制超60%的国防订单形成市场垄断，导致技术迭代停滞和成本失控——如F-35战机研发超支1630亿美元、B-21轰炸机成本暴涨230亿美元。而美军90%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垄断，而雷锡恩公司独占反导拦截弹市场，导致2023年援乌“爱国者”导弹时出现库存耗尽却无法快速扩产的困境。更为致命的是行政体系与资本利益深度捆绑形成的“深层政府”中，“军工复合体”是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一方面让“自己人”可以通过“旋转门”进入军工企业操控合同分配；别一方面他们通过“选举政治”绑定30州就业、操纵大量游说资金及政治献金阻挠变革或者推动有利于军工复合体的政策和外交战略。

前者表现在迫使技术路径锁定在传统装备迭代（如F-16改进型）上抑制创新创造“长期利润”，后者表现在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在全球“创造冲突”为军工复合体获取“有效需求”。

这种“财务报表（股价）管理战斗力”的生态本质是美国资本权力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的结构性困境。

在地缘政治角度美国也陷入了多线作战和盟友体系动员困难的问题。前者典型的就是俄乌战争对美国和其欧洲盟友的严重牵制，还有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捆绑导致华盛顿难以在中东抽身；后者典型就是川普试图“牺牲乌克兰换取对俄关系重启”的停战计划因乌克兰抵抗和欧洲反对而推进困难，而在亚太美国试图构建的“印太战略”试图统合的亚洲国家“团结抗中”，却不能解决亚洲国家的利益与美国战略目标存在错位的问题。

总体来说，地缘政治上美国的全球战略协调能力和资源丰裕度出现了衰退，美国已经出现了战略能力的极大透支。

美军整个军工体系的劣化和地缘政治上被客观的牵制了大量的战略资源，这在根本上制约了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选择和战略自由度，导致美国基于关税战在经济领域发起的战略摊牌行动中，尽管可以说压上了美国强大金融体系和金融霸权的相关能力，但却实质缺乏足够的军事威慑力和地缘政治态势配合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他的对手却可能具备利用这个不对称的结构确保自身的经济和金融的最终安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