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美国太空军发布新作战框架：从战略支持到太空攻防一体化_风闻

美国太空军发布新作战框架：从战略支持到太空攻防一体化

​华语智库

2025-04-25 08:02发布于北京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安全政策专业委员会旗下官方账号

+关注AI划重点 · 全文约4027字，阅读需12分钟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这幅插图是为“太空竞争”非机密报告的“天基武器”部分创建的，描绘了针对其他太空系统的天基反卫星系统。天基反卫星系统的概念差异很大，包括提供可逆和不可逆反太空效果的设计。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插图由 Justin Weisbarth 绘制。

2025年4月17日，美国太空军（U.S. Space Force）发布《太空作战：规划者框架》（Space Warfighting: A Framework for Planners），首次系统性定义“太空战”概念，并明确其从“防御性支持”向“攻防一体化”的战略转变。这份文件不仅是太空军成立五年来“自然成熟”的标志，更折射出美国对太空军事化的紧迫认知：太空已成为继陆、海、空、网络之后的“第五战场”，其控制权将直接影响未来战争的胜负。该作战框架本质上是一本指南，说明美国太空军打算如何“在太空中、从太空和穿越太空”进行战争。但它也试图确立该军种太空战任务的核心地位，即对同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军事行动。

一、从“支持者”到“进攻者”——美国太空军的战略转向

美国太空军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面临如何定位其职能的挑战。初期，其角色更多聚焦于“保护与防御”，即确保美国卫星系统的安全运行，为地面、海上和空中军事行动提供导航、通信和侦察支持。然而，随着《太空作战：规划者框架》发布，其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文件的核心逻辑在于，现代军事行动高度依赖天基系统（如导弹预警、导航、通信），若这些系统遭破坏，美军将陷入“致命劣势”。因此，太空军必须通过主动进攻与防御行动，确保“太空优势”（Space Superiority）。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太空军正式从“支援军种”升级为“全领域作战军种”，并首次系统化定义“太空战”的攻防体系。

这一战略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拥挤与争议”到“活跃战场”的认知转变。文件明确指出，太空已不再是“中性或良性环境”，而是被定义为“活跃战场”。这一表述反映了美国国防规划者对太空威胁的重新评估。过去，美国军方使用“拥挤”和“有争议”等模糊术语描述太空环境，避免直接提及进攻能力。但随着美国太空战略调整，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和俄罗斯在反卫星武器（ASAT）、轨道机动卫星和网络战领域快速发展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走向现实。对此，美国太空军负责太空行动、战略规划、计划和要求副主任肖恩·布拉顿（Shawn Bratton）强调：“如果我们无法在太空获得优势，联合部队将无法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获胜。”

二是实施文化转型，注入“作战精神”。文件强调“作战精神”（warfighting ethos）的培育，旨在将太空军与其他传统军种（陆军、海军等）的作战文化对齐。这种文化转型的核心是摒弃“被动防御”思维，转而强调“主动威慑与进攻能力”。布拉顿指出，太空军必须“像其他军种一样计划和实施战争”，并接受“直接与对手交战”的可能性。这种转变既是五角大楼整体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也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推动的“杀伤力优先”政策的直接体现。

“该军种绝对相信，保护联合部队免受太空攻击是我们的责任，这涉及进攻和防御作战能力……我们感受到了它的重量。这不仅仅是我们要在太空中战斗，看看谁会赢得太空战斗。而是——我们将在太空中战斗，以确保航空母舰不会被击中，5000 名水手不会沉入海底。”布拉顿说。

肖恩·布拉顿 （Shawn Bratton） 中将，2024 年太空运营、战略计划、计划和要求副主任。 美国太空军 / Dalton Prejeant

二、太空战的具体形态：攻防体系与多域协同

根据文件定义，“太空控制是美国空军实现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并依赖于称为“反太空行动”的“进攻和防御”行动。报告补充说，反太空行动可以发生在三个任务领域：轨道战、电磁战和网络战。其核心目标是“在美军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自由行动，同时剥夺对手的同等能力”。具体行动可分为进攻与防御两类：

（一）进攻性行动：从轨道打击到地面摧毁

·轨道打击（Orbital Strike）：通过动能武器（如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如激光）或卫星自主攻击系统，直接摧毁或瘫痪敌方卫星。例如，针对敌方用于追踪美军航母或引导导弹的侦察卫星实施打击。

·太空链接拦截（Space Link Interdiction）：利用电磁干扰或网络攻击切断敌方卫星与地面站之间的数据传输链路，使其无法获取或传递关键信息并失去作战效能。

·地面打击（Terrestrial Strike）：攻击敌方地面设施，如卫星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或天线阵列。此类行动可能由其他军种（如空军或陆军）执行，但需纳入太空战的整体战略框架。

（二）防御性行动：护航、冗余与主动防御

·主动防御（Active Defense）：通过卫星机动规避、部署“护航”卫星（配备自卫武器）或发射拦截器，实时应对敌方攻击。

·被动防御（Passive Defense）：增强卫星抗打击能力（如加固外壳）、采用分散式星座设计（降低单点失效风险），或利用商业卫星资源实现冗余备份。

（三）多域协同：太空与多维度作战的深度融合

“太空行动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多域的，”该文件指出。“对地面、链路或轨道段的成功攻击可以抵消太空能力；因此，太空域的访问、机动和利用需要跨所有部分进行深思熟虑和同步的进攻和防御行动。文件特别指出，太空战需与陆、海、空、网络领域深度协同。例如，地面打击可能依赖空军轰炸机，而网络攻击需与网络司令部合作。这种“全域一体化”模式要求各军种共享情报、统一指挥流程，并建立建立联合目标优先级排序机制——这正是框架文件的核心功能之一。

Space Force 图片

三、技术与政策挑战：太空武器化的困境

与传统战争不同，太空战的战场覆盖轨道、电磁频谱、网络空间和地面设施，其作战形态呈现出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规则模糊性。框架通过定义术语（如“轨道战”“电磁战”）和战术场景，试图为这一新兴领域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然而，太空武器化却面临技术与政策等挑战：

一是技术可行性与反制风险。尽管框架文件未提及具体武器系统，但其描述的作战场景依赖于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使其部署与效能大打折扣。如：

定向能武器：激光或微波武器需要更高能量密度和精准度，但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短时间难以部署应用。

轨道机动卫星：能够接近敌方卫星并实施干扰或摧毁的卫星，但需解决燃料限制和自主控制难题。

网络攻击：针对卫星软件的渗透需突破多层加密和物理隔离，技术门槛极高。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推行太空武器化必然会引起对手的反制，从而加剧太空军事化的竞争。

二是攻防平衡与可持续性。进攻性行动可能引发严重副作用：如轨道打击产生的碎片可能威胁民用卫星和国际空间站，甚至触发“凯斯勒效应”（轨道碎片链式碰撞）。对此，文件仅模糊承诺“谨慎行动”，但未提出具体规避方案，凸显技术与管理难题。

再就是，就目前太空技术而言，防御技术仍滞后。如卫星仍显脆弱，机动能力有限，抗激光或动能打击的技术尚未成熟。防御性措施（如分散式星座）虽能提高生存率，但成本高昂，其可持续性存疑。

三是政策与法律的模糊地带。国际法对太空战的约束极为有限。《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未限制常规武器。美国当前战略试图通过“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自我约束，例如要求对攻击目标进行“积极身份识别”（类似空战中的敌我识别）。然而，此类规则在实战中可能因情报误差或决策压力而被突破。布拉顿承认，太空军的行动最终需总统授权，但其合法性可能遭到国际社会质疑。

四、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制天权与全球安全格局

美国太空军的新作战框架核心在于争夺太空优势，该文件指出：“太空优势允许所有领域的军事力量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开展行动，而不会受到太空或反太空威胁的禁止性干扰，同时也拒绝了对手的干预。”美国太空军认为，获得优势对美国军队的其他部分至关重要。“太空优势不仅是联合部队成功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必须准备战斗的东西，”萨尔茨曼强调，“获得并维持后，它可以解锁其他领域的优势，增强联盟的杀伤力，并增强部队的生存能力。因此，它是联合部队投射力量、威慑侵略和保护国土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太空军的新作战框架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

（一）军事层面：制天权决定战争胜负

一是颠覆传统战争模式：该文件的结论是，美国需要将太空优势作为赢得战争的前提，并解释说太空军通过行使“太空控制”来做到这一点。若一方丧失太空优势，其精确制导、实时通信与情报获取能力将大幅削弱，航母战斗群、无人机编队等高端装备可能沦为“瞎子”或“靶子”。

二是新型作战样式涌现：“轨道战”可能催生“卫星游击战”——通过低成本卫星群实施饱和攻击，或利用商业卫星执行军事任务（如星链计划的潜在军事化）。此外，AI驱动的自主攻击系统或成为未来焦点。

三是未来战争的“制天权”争夺。未来冲突中，制天权将成为决定胜负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战即太空战：冲突爆发初期，双方可能优先攻击对方卫星系统，瘫痪其指挥链和精准打击能力。

·混合战争常态化：太空战将与网络战、电子战深度融合，形成“多域混合威胁”。例如，黑客入侵卫星控制系统后，可引导其撞击敌方卫星。

·民用与军事界限模糊：商用卫星（如SpaceX星链）可能被征用为军事节点，导致民用设施成为合法攻击目标。

（二）国际关系：军备竞赛与规则缺失

1.太空军事化加速。美国的公开太空武器化立场可能刺激中俄等地区大国加大反制投入，甚至促使更多国家（如印度、日本）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轨道资源的争夺可能从“技术竞赛”升级为“武器竞赛”。

2.加剧大国军备竞赛。美国公开讨论太空武器化，可能迫使中俄加速发展反制能力。例如，中国已展示“卫星交会技术”（接近并抓取敌方卫星），而俄罗斯正在测试核动力反卫星导弹。此类技术扩散将导致太空环境的进一步军事化，甚至催生“轨道冷战”。

3. 盟友与伙伴的依赖与分化。美国盟友（如北约国家、日本）的军事行动高度依赖美国卫星系统。太空军框架强调“保护联合部队”，实则要求盟友在太空战中与美国绑定。然而，部分国家可能因担心卷入冲突而寻求独立太空能力，例如欧盟推动的“伽利略-2”导航卫星升级计划。

4.法律与伦理困境：现行国际法（如《外层空间条约》）仅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对常规太空武器缺乏约束。美国如何界定“自卫”与“先发制人攻击”？攻击民用卫星是否违反国际法？这些问题势必引发激烈争议。

五、结语：迈向“太空军事化2.0”时代

美国太空军的新框架标志着全球太空战略从“被动防御”向“主动攻防”的转折点。这一转变既是技术驱动的必然，也是大国地缘竞争的产物。其核心逻辑是：在太空领域，进攻即最佳防御。

然而，太空武器化将引发一系列复杂挑战：技术风险、法律真空、盟友信任危机，以及不可逆的空间环境破坏。国际社会亟需建立新的治理框架，例如通过联合国推动《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条约》（PAROS），以平衡国家安全与全球公共利益。

未来，太空战的形态将取决于技术突破、国际博弈与意外冲突（如卫星误击事件）的相互作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太空正在从“人类共同疆域”沦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而美国正试图通过这份新框架文件，继续在“制天权”时代维持其太空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