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女生遭“群聊围猎”致抑郁：1.96亿未成年网民的隐秘角落_风闻

来源：央视网

-2025-

04/23

10:24

2023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治疗师安静见到了因为遭受网暴而抑郁的阿沐。

在安静的印象中，阿沐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初中女生，说话轻声细语，有点“夹子音”。也正是这一点，班上不少女生都不喜欢阿沐，认为她很装，于是专门建了一个没有阿沐的聊天群，常常在群里说她的坏话，阿沐却并不知情。

“有天不知道阿沐怎么惹到了几个女生，有人就把阿沐专门拉进群，轮番对她进行言语羞辱，骂完又把阿沐踢出去了。”线下的排挤，加之网络上的欺凌，让阿沐异常痛苦，情绪低落，多次想自杀，最终被诊断为抑郁症。

阿沐的经历并不是个例。作为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干预部主任，安静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因为网络暴力而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越来越多，“前几年，每年遇到不超过十例；现在每年会遇到二三十例。”

随着未成年人触网年龄日益下降，网络暴力正以更隐蔽、更低门槛的方式侵袭青少年群体。截至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同年，《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0%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30%以上的受访未成年人曾参与过网络暴力相关活动。

更令人心惊的是，低龄施暴者往往熟练运用“人肉搜索”“开盒”“AI换脸”等“武器”，甚至以“不在国内，不怕报警”挑衅法律。一言不合就“网暴”，一些青少年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年轻的网暴者

被持续网暴几个月后，博主“川烈”终于尝试报警。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经警方调查，3个主谋中，有两人都是未成年人。

川烈是一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络反诈博主，日常发布一些揭秘网络“黑灰产”、网络反诈类的视频。2023年初，他开始持续遭受大规模的“开盒”网暴。最初，是有陌生人加他微信账号，并发来他和家人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等，川烈向平台举报后没有多作理会。

对方并未就此停手，当年8月，对方将上述信息直接公布在了网上，还在外网创建人物频道并置顶，并扬言“已挖出32名亲人信息，后续会继续深挖”。

此后，川烈和家人经常收到骚扰电话及短信轰炸、被P图侮辱、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大面积传播、发布的多个视频被“举报”下架……川烈认为，这一切行为的目的，是“开盒”者要吸引更多人“做生意”卖资料，而自己是反“黑灰产”的博主，“开盒”自己能被用来充当“门面”。

让川烈颇感无奈的是，在他报警后，警方按照寻衅滋事处理，而由于其中两位主谋未满16周岁，警方只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如今施暴者年龄下限越来越低，12-14岁未成年人参与网暴的比例逐年上升，甚至成为饭圈‘控评’‘挂人’的主力群体。”据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方燕介绍，目前网暴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同为博主的“小岛”对此也有切身感受。今年年初的一天中午，她突然收到几十条短信，还接到多个陌生电话，有的接通后就挂掉，有的说“不好意思，打错了”。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开盒”了。惊慌之下，她连忙修改了社交平台的个人信息，并隐藏了已发布的内容。让小岛记忆深刻的是，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大多稚嫩，一听就是未成年人。

方燕还注意到，未成年人的网暴往往是群体性的，比如“饭圈互撕”“网络厕所文化”“网课爆破”等等，具有较强的协作能力和煽动性；而且施暴者能够熟练利用境外黑产工具获取隐私信息，对网络技术的了解可能比成人还多。

据川烈介绍，一些不法分子将各种渠道泄露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多个能供人随时查询的数据库中，这些库被称为“社工库”：只要拥有被“开盒”者的社交账号，便可以获得其手机号，进而查到身份证号码、照片、户籍信息等等。这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低至几十元就能让一个网名背后的人“见光社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陈强对此也印象深刻。不久前，陈强在办理一个初中生劳动争议案件时，发现这个孩子在和包工头有纠纷时，没有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在暗网购买了包工头的身份信息，并购买了对他的短信和电话轰炸服务。

“还有个小孩，我看到他手机上安装了很多vpn软件，甚至家长都不知道这些软件是做什么用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开盒’包工头，他说‘这些太简单了，很容易弄’。”陈强分享道。

追责难题

和网络欺凌的“便捷”相比，对未成年人网暴者的法律追责却显得有些困难。

事实上，据陈强介绍，针对网络暴力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民事侵权、违反治安管理、刑事犯罪、专门矫治教育等多个层面均有具体规定，并非无法可依。

首先，刑事责任方面，网络暴力和“开盒”行为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这类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6周岁。

其次，行政责任方面，如果违法行为人年满十四周岁，针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他人隐私”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则可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不过，考虑到未成年人特殊的年龄特点，法律整体上秉持谦抑性态度，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若欺凌情节轻微，一般采取学校规制、监护人教育的方式予以约束；若欺凌情节严重，才会考量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或在刑事领域中定罪量刑。“因此有些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即便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也有未成年的身份兜底，法律拿自己没办法。”陈强说道。

另外，针对上述的侵权行为，被侵权人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向对方主张民事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若未成年人无能力承担，则由其监护人代为履行。而方燕表示，实践中父母常以“孩子账号系冒用”抗辩，法院因无法证明账号实际使用者而驳回起诉。

陈强也观察到，在未成年人网暴犯罪的追责中，常常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当网暴发生在QQ、微信等私人聊天平台时，被害人多数为在校学生，证据保存意识不足，可能因害怕聊天记录泄露而自行删除数据、损毁手机；也有学校因有损学校形象而要求解散群聊和删除信息的情况，造成侦查取证过程中关键证据不足。

而当网暴发生在社交媒体平台，虽然参与人数多，流量大，但平台上发布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是通过“盖楼”的方式积攒起来的，这些记录非常容易因为删帖等方式被销毁，保存的方式多为部分截图，操作不便且作为证据具有片面性，大多数受害者并没有第一时间保存和固定证据，事后维权时也常常卡在取证这一步。

安静还发现，不少网暴被害人难以及时采取举报、报警、向亲友求助等措施。“有些孩子是怕说出来丢人或被报复；有些是家长不重视，认为是小孩子闹着玩；还有些是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封锁消息。一旦被害方隐忍，施暴方就愈发变本加厉。”

惩戒为辅，预防为主

针对未成年人网暴的追责困难，方燕认为现行法律存在一定滞后性，需要进一步完善，明确未成年人隐私侵犯、煽动暴力等行为的法律责任。不过她强调，治理网暴低龄化问题，法律只是兜底，想要根治仍应以“惩戒为辅，预防为主”，从家长、学校、平台等多维度共同发力。

“未成年人前额叶皮层发育还不成熟，导致冲动控制能力弱，容易因一时冲动参与网暴，且攻击性言论往往更为极端。”安静介绍，未成年人的生理特征让他们容易盲从、模仿，“看到别人这么做，觉得我也要这么做才合群。”加之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导致未成年人容易通过网络发泄压力，在匿名的保护下，把网暴当作一种炫耀和报复。

这背后，有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缺失，以及平台的失职。安静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孩子，“妈妈经常言语讽刺挖苦孩子，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激励孩子变得更优秀，爸爸生气的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因此孩子也模仿家长的行为，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在网上排挤孤立其他同学，或者讽刺嘲笑其他同学。”

方燕发现，网暴者往往和父母关系疏离。“家长对孩子的关爱、认可不足，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感到被忽视，从而将网暴视为‘社交资本’，获得认同感。”而且，家长的管教，缺乏对网络素养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大多还停留在“别玩手机”的层面。

学校教育同样存在疏漏。“一些老师对网暴行为不重视，没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不仅没有专门的网络媒体素养课程，有时候还存在学校和公安部门权责不清的情况。学校认为网暴涉及违法犯罪，该公安部门管；公安认为这是在学校内发生的，该学校教育。”陈强解释道。

当然，部分平台也缺少有效监管。陈强表示，尽管大多数平台都推出了未成年人模式，但内容偏低幼，体验感差，加之身份认证不严格，实际使用率并不高。方燕认为，部分平台出于逐利，通过“玩梗”“争议话题”吸引流量，间接助长攻击性言论，暴力内容因引发高关注度而被优先推荐；在网暴发酵过程中，平台缺乏及时有效的干预和截断机制，导致暴力内容扩散。

因此，要想真正治理未成年人网暴，需要家庭、学校、平台、机关共同协作。

“家长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家长应该和孩子多沟通，了解孩子的上网动态，提高他们的网络安全意识。”方燕认为，更重要的，是家长要以身作则，通过制定网络使用规则，包括上网时间、浏览内容、社交行为等等，避免自己和孩子沉迷网络。

学校应当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培养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和法律意识，例如开设网络安全课程、组织案例分析等。对于施暴者，学校应按照校规校纪严格处理，而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于平台，能做的事同样很多。方燕建议，一是优化青少年模式，确保青少年模式真正发挥作用；二是加强内容审核与处理，对争议性话题和攻击性言论进行严格审核，利用AI技术及时发现并处理网暴行为；三是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减少对争议性内容的推送，优先推荐积极健康的内容；最后是完善举报机制，简化流程，降低举证难度，保护受害者权益。

“这个时代，不让孩子上网已经不现实，关键仍在于引导。”方燕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小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