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订婚强奸案争议：证据瑕疵，彩礼纠纷，疑罪从无……司法天平是否在舆论下失衡？_风闻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男女双方经婚介机构介绍相识并订婚。男方家庭依习俗支付彩礼后，双方发生性关系，之后因彩礼退还及婚姻相关问题产生纠纷，被害人指控被告人在性行为中违背其意志，构成强奸罪，引发诉讼。

二、几点看法

（一）强奸罪定罪证据存在严重瑕疵

核心证据链不完整且存疑

1.电话录音解读片面：判决所依据的电话录音里，被告人仅以 “哦哦，对对” 回应相关指控。但该回应具有极大模糊性，可能是面对询问时的含糊反应，或只是针对性行为是否发生的回答，并非对 “强奸” 行为的明确认罪。法院未充分考量这一情况，直接将其作为定罪关键证据，导致对被告人不利的片面解读，影响公正判决。

2.供述合法性存疑：若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存在诱供、逼供或笔录不完整（如未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供述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同时，若其供述细节与其他证据，如被害人伤情、现场痕迹等存在矛盾，其真实性也应受到质疑。法院对该供述未进行严格审查，在未明确确定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的情况下直接采信，严重影响了证据的可靠性和判决的公正性。

3.未能准确区分关键证据关联性

（1）.淤青形成原因误判：被害人手腕淤青是判审认定被告人存在强迫行为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监控显示被告人在事后存在拖拽被害人的行为，因此淤青极有可能是事后争执中拖拽所致，而非发生性行为时的反抗。法院未对淤青形成时间与性行为的同步性进行深入论证，就认定淤青与性行为中的反抗有关，导致证据关联性判断错误。

（2）.事后行为解读错误：被害人点燃窗帘、逃离呼救等均为事后行为，法院将其作为性行为违背其意志的重要依据。但结合案件实际，双方在彩礼、婚姻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这些行为更可能是矛盾激化的结果，与发生性行为的自愿性并无必然联系。法院忽视这一关键因素，对事后行为的解读存在严重偏差。

4.单一证据证明力认定错误：被害人自述，曾口头反对婚前性行为，在缺乏书面或第三方直接佐证（如聊天记录）的情况下，仅依据其单方陈述就认定其始终拒绝婚前性行为，这种认定方式过于草率。考虑到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关系亲密，被害人的态度极有可能发生变化，法院对这一证据的证明力认定错误，影响了对性行为自愿性的判断。而且现有证据并无法提供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之前，曾经有过口头反对声明。

5.DNA 证据使用不当：DNA 证据仅能证明性行为的发生，无法直接证明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在本案中，缺乏如严重身体伤害、衣物撕裂等直接暴力证据的情况下，仅依靠 DNA 证据认定强奸罪，证据明显不足。法院未能正确认识 DNA 证据的局限性，在缺乏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直接依据 DNA 证据作出有罪判决，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二）婚约财产纠纷处理错误

1.彩礼退还认定错误：女方虽将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但并未直接返还给男方。男方因对婚介机构信任度不足（如认为其偏袒女方）而拒绝领取，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女方未实际履行 “返还彩礼” 的义务。法院却以彩礼已退还至婚介机构为由，简单驳回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的诉求，忽视了男方拒绝领取的合理理由，机械适用法律，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

2.忽视男方合理诉求：法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未充分考虑男方拒绝领取彩礼的程序瑕疵等合理因素，未对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导致对男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不足，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

（三）缓刑适用条件评估不合理

1.社区矫正评估受不当干扰：社区矫正机构在评估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时，将被告人父母不同意缓刑的态度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这与被告人个人悔罪表现无关。缓刑评估应独立、客观地判断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而不应受家属态度左右。法院在缓刑适用问题上，未对社区矫正评估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查，导致缓刑评估结果受到不当干扰。

2.未正确考量被告人悔罪表现：被告人的悔过书可作为悔罪证据，二审中被告人的翻供行为可能是由于对法律后果的误解所致。法院未结合被告人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等因素对其悔罪表现进行重新评估，简单否定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在缓刑适用问题上处理不当。

（四）程序受舆论影响，公正性受损

1.隐私泄露干扰司法中立：被害人母亲作为辩护人，泄露案件细节，引发社会舆论偏见，对司法中立性造成严重影响。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充分排除因泄密导致的程序污染，在证据采纳和事实认定上未能保持公正客观，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2.舆论压力影响独立审判：法院在回应舆论时，存在过度澄清的倾向，导致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偏向被害人一方，违背了 “无罪推定” 的基本原则。司法审判应独立于舆论压力，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法院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司法公正。

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及分析

1.双方亲密交往证据：被告人与被害人在交往期间，有多组照片显示两人相处融洽、举止亲密，如牵手逛街、甜蜜合影等。社交媒体聊天记录也能体现双方日常沟通频繁，互相表达关心与爱意，如被告人关心被害人的生活琐事、工作情况，被害人也积极回应并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双方在进入酒店时电梯监控视频中二人相互亲昵，这些证据表明双方关系亲密，被害人在交往过程中的态度并非始终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对认定性行为的自愿性有重要意义。

2.证人证言：有共同朋友 XXX，XXX等出具证言，证实双方在订婚前后感情状况良好，从未听闻被害人表达过对被告人的不满或恐惧。在双方发生性关系之前，也未发现被害人有任何不情愿与被告人相处的迹象。这些证人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高，能够辅助证明性行为可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

3.现场环境及物证细节：案发现场的照片和勘查记录显示，现场物品摆放相对整齐，无明显打斗或挣扎的痕迹。被害人的衣物除了在事后争执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拉扯痕迹外，并无严重破损，这与QJ性行为中存在激烈反抗的情况不符。此外，房间内的窗帘虽然被点燃，但从燃烧痕迹和周边物品的状态来看，更像是事后情绪激动下的个别行为，而非在性行为过程中为反抗而采取的举动。这些现场证据进一步削弱了审判决认定的 “强迫性行为” 的可信度。

四、本案证据不足应遵循 “疑罪从无” 原则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除女方单方的口头证据外，并无任何能够直接或间接认定强奸行为的其他有效证据。在此情形下，必须严格依据 “疑罪从无” 原则进行判定。“疑罪从无” 原则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其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在未经合法程序证明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这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本案中，女方的口头陈述属于孤证，缺乏现场暴力痕迹、相关物证以及第三方旁证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确凿证实强奸行为的发生。在证据存疑的状态下，若作出有罪判决，极有可能导致冤案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回顾司法实践，曾出现多起因证据不足却错误定罪的案例，如 [列举相关类似错案案例]，这些案例都为司法机关敲响了警钟，警示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绝不能在证据缺失或存疑的情况下轻易定案。

从社会影响层面来看，若在证据不足时仍认定被告人有罪，将会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破坏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基础。长期如此，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会降低，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本案坚持 “疑罪从无” 原则，不仅是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更是维护社会法治秩序的必然选择。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本案中，仅存在女方单一口头证据，明显与该条款中 “不轻信口供”“证据确实、充分” 的要求相悖，无法形成完整且确凿的证据链条以支撑有罪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四十条：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本案除女方口头证据外，缺乏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构建完整证据链，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与该条款规定不符，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六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原审判决在证据审查环节，未严格遵循该条款对证据充分性、准确性的审查要求，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违背了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法定职责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