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揭开的社会伤疤_风闻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公号“新乡土”，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和相关证据显示，“强奸”法律定性确凿无疑。然而，社会舆论并未因此消停。法律上的盖棺定论，并不等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有舆论评论此案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但在笔者看来，此案更是社会撕裂的标志性事件。

“强奸”的法律内涵非常清楚，此案的证据也确凿无疑。在此案之前，人们其实很清楚，哪怕是夫妻，也不能用强，“婚内强奸”的概念，很多人是清楚的。但类似概念在之前之所以没有激起社会反思，主要是因为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都不存在所谓“婚内强奸”的问题；而只要存在类似问题，那就意味着婚姻破裂。人们往往是通过离婚来解决类似社会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回应这一问题的。

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新婚姻法，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国家意志坚决而强大。但毋庸置疑，保护妇女权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最根本的利益便是社会再生产。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颁布法律保护妇女权益和婚姻自由，但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却发现，有些地方机械执行婚姻自由，反而挫伤了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因而，苏维埃共和国在执行婚姻法的过程中，对离婚自由做了一些程序性的限制措施。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的法律实践，维护妇女权益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层工作，而基层工作总体上是尊重民俗传统中的正当性，整体上是服务于婚姻家庭的完整性，服务于社会稳定和再生产的。

今日的法律实践，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极强的个体主义特征。婚姻和家庭被假定为夫妻两个“法人”之间的合作组织，婚姻家庭的价值是附属于丈夫和妻子的意愿的。因此，在所有涉及婚姻和家庭的案件中，妇女权益被化约为妇女个人绝对自由，而不用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已经是一个通行的规则。笔者无意评论这一规则，只是客观呈现一个事实：妄图站在婚姻家庭的本位视角看待有关法律实践，是不合时宜的。

此案还引起社会关注的要点是，人们终于清醒，“礼俗”实在是虚伪至极，很难起到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了。彩礼的核心内在是礼，人们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加强双方的联系。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中，彩礼具有婚姻缔结的象征意义，在传统社会具有极强的规范意义。一旦下了聘礼，便意味着关系的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便得到明确。麻烦的是，礼俗本身在变迁。比如，彩礼交割过程中，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模糊。法律意义上，只要没领结婚证，双方便是男女朋友关系，但在礼俗上，人们哪怕不认为双方是夫妻，但也不会简单认定是“谈恋爱”的关系。这种牵扯，是男女双方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从我自己的田野经验看，很多相亲对象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关系破裂的，因为彩礼和其他一切利益，需要处理的关系太多，充满了算计，稍有不慎，便矛盾重重。

彩礼从礼物变成为礼金，甚至各地出现高额彩礼时，婚姻礼俗就已经宣告变质了。金钱已经把最亲密的关系赤裸裸地摆放在人们眼前，彩礼成了婚姻缔结双方相互算计的载体。现如今的这种婚姻关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高额彩礼下的婚姻关系，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为劣质的婚姻状态。说它充满了合两家之好的意义，却又充满了赤裸裸的算计；说它只是一种交换，却又非要表现得赤裸裸的。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农村地区也流行从外地“买媳妇”，这种买卖婚姻虽然直接，但婚姻和家庭功能保留完整，绝大多数买卖婚只是过程充满了交换，但结局却和普通婚姻缔结过程是一样的。反倒是今天的亲密关系，虚伪至极，毫无意思。高额彩礼不仅物化了女性，是对女性的最大不尊重，还剥夺了底层男青年的婚配权利，让本来充满了爱和浪漫的婚姻缔结过程，也充满了铜臭味，这是对社会的极大侵蚀。高额彩礼，应该尽快扫进历史垃圾堆。

人们应该关心到一点，此案之所以如此让社会舆论关注，的确是触动了暗流涌动的社会情绪。一个普通家庭，举全家之力付出高额彩礼准备结婚，结果却在极其正当的社会规则面前，竹篮打水一场空。本来人们已经认了，哪怕是付出高额彩礼，只要能够结婚就行；现在却发现，哪怕是付出高额彩礼，底层人的婚姻权利还是无法保障。那么，大家拼死拼活地打工结婚，又为了什么呢？我们应该很庆幸的是，今日九零后零零后适婚青年的父母还是有责任心的一代，他们为了子女幸福，子孙延续，愿意付出一生。再过个几年，最后一代传统父母消失了之后，就别指望高额彩礼的存在。到时，人们面对极高的婚姻成本，本能选择不是去奋斗，而是躺平。

今日社会的最大危险在于，大家都知道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慢慢减弱，却还用一套义正严辞的话语去减弱动力。关键是，义正严辞反应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理由，而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朴实道理，却显得极其可怜。悲哀在于，社会明明在撕裂，人们却还在各说各话，甚至想办法让对方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