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亿万富翁统治的工具_风闻

民粹主义：亿万富翁统治的工具

撰文：皆大欢喜

2025 年 4 月 13 日 星期日

 民粹主义，这一复杂且极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近年来频繁冲击着全球政治舞台，尤其是在美国，其身影无处不在，深刻地改变着政治格局。它宛如一把双刃剑，看似为 “被遗忘的大多数” 发声，实则暗藏诸多危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亿万富翁们维持统治的有力工具。深入剖析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洞察这一现象背后的真相。

民粹主义：被煽动家劫持的基层运动

回溯历史，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民粹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以农民为主体发起的一场运动。在大平原和南方地区，农民们深陷银行、铁路和粮食批发商编织的债务网中，苦不堪言。为了挣脱这一困境，他们奋起反抗，试图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场运动中，进步人士惊喜地看到了白人和黑人农民、佃农超越种族界限，携手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场景，仿佛看到了社会变革的曙光。

 然而，美好的愿景并未持续太久。像汤姆・沃森这样的关键人物出现后，形势急转直下。沃森起初也参与到这场跨种族的经济联盟运动中，但在遭遇选举失败的挫折后，他迅速走向极端，将运动引向了种族主义和排外的歧途。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它揭示了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极易被个人私利左右的脆弱性。

时光流转至当代，特朗普的崛起同样是民粹主义被劫持的典型案例。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民粹主义对 “腐败精英” 的批判情绪。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民众对此深感不满。特朗普将这种不满情绪精准地引导到移民、少数族裔和文化议题上，成功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他通过一系列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和主张，将民众对经济困境的怒火引向了这些弱势群体，从而掩盖了真正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深层原因 —— 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与剥削。

从本质上讲，民粹主义本身具有反建制、反制度的特征，这使得它天然就容易成为强人政治的温床。它强调 “直接代表人民意志”，这种简单粗暴的叙事方式，极大地削弱了程序正义和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反而为那些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提供了一件看似合法的外衣。即便没有特朗普，共和党也极有可能通过茶党等类似的 “草根运动” 来延续这种利用民粹主义的策略。因为民粹主义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核心矛盾，比如一方面反精英，另一方面却又极度依赖强人领导，这种矛盾使得它始终摆脱不了被利用的命运。

民粹主义从进步向反动的退化倾向

汤姆・沃森的经历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民粹主义从进步走向反动的退化轨迹。这种转变背后，凸显了民粹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 —— 其动员民众的方式往往依赖于简单化的敌我划分。

在现实世界中，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尤其是经济结构改革这类深层次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极大。当民粹主义者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时，由于缺乏深入思考和有效应对的能力，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些更容易煽动民众情绪的替罪羊，如少数族裔、移民或者所谓的 “砖家”。他们将这些群体描绘成社会问题的根源，以此来转移民众对真正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这种退化现象还与民粹主义对 “怀旧神话” 的过度依赖密切相关。19 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沉醉于杰斐逊式的农业理想之中，对工业化带来的现实变革视而不见。在他们眼中，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社会才是完美的，却不愿承认工业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同样，在当代社会，一些民粹主义者美化 “锈带工人阶级” 或 “真正的美国人” 形象，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文化战争。他们拒绝正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回到过去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困境，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使得民粹主义无法提出具有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只能沦为保守势力维护现状的工具。

休伊・朗的民粹主义：进步政策与独裁倾向的矛盾

休伊・朗的 “分享我们的财富” 运动，无疑是美国民粹主义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案例。从政策主张来看，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再分配政策，比如推行累进税，这一举措旨在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从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资，致力于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政策出发点是为了改善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然而，休伊・朗的行为方式却与他所倡导的进步价值观背道而驰。他热衷于营造个人崇拜氛围，试图将民众对政策的支持转化为对他个人的盲目崇拜。在权力行使过程中，他表现出对法治的极度蔑视，常常绕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以自己的意志为导向来行事。这种行为模式暴露了民粹主义的另一重大危险 —— 以 “代表人民” 为借口，合理化威权手段。

 休伊・朗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宣称要打破现存的腐败旧秩序，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但在实际行动中，两者都过度依赖强人统治，而忽视了制度性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试图通过个人的绝对权威来实现社会变革，而不是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发展。这种模式在当代社会依然有迹可循，例如特朗普提出的 “抽干沼泽” 口号，看似要对华盛顿的政治腐败进行彻底整治，但实际上却是以集中行政权力为目的，并没有真正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民粹主义一旦与权力紧密结合，往往会迅速背叛其最初的经济平等承诺，转而将巩固领袖的个人权威作为首要目标。

民粹主义作为富人统治工具的策略

在当代美国，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富人阶层维持统治的一种巧妙策略，其核心手段就是通过文化战争来转移阶级矛盾。如今的民粹主义者巧妙地将 “精英” 的定义进行了偷换，他们不再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真正的资本家，而是转向了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的宣传中，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成了 “精英” 的代表，被描绘成脱离民众、操纵社会的罪魁祸首，而对冲基金经理等真正掌控经济大权的资本家却被巧妙地忽视了。

此外，他们还善于利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议题来制造恐慌和对立情绪，比如渲染跨性别运动员对传统体育秩序的所谓 “威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上转移开。这种策略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经济问题进行了符号化处理。他们将皮卡、胡子、乡村生活方式等元素塑造为 “真正美国人” 的象征，就像模仿万斯形象那样，试图唤起民众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而在实际政策制定方面，他们却继续推行有利于富豪阶层的政策，如大规模减税，这使得富人能够进一步积累财富；放松监管，为资本的肆意扩张创造条件。

科赫兄弟资助的茶党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茶党运动打着 “草根抗税” 的旗号，看似是普通民众对税收政策的不满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着深厚的利益集团背景。科赫兄弟等富豪通过资助这一运动，成功地将民众的怒火引向了政府本身，而不是资本权力。他们利用民众对税收的抵触情绪，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出台，实现了一种 “颠倒的阶级政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民众被巧妙地利用，成为了富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美国民粹主义特征与共和党基础的契合

美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相互交织，完美契合了共和党选民基础的需求。

民粹主义者对 “专家” 表现出极度的敌视态度。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科学界基于专业知识提出科学防疫建议时，民粹主义者却将这些合理的公共卫生措施政治化。他们无视科学事实，煽动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抵触情绪，声称这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种反智主义的行为，不仅导致疫情在美国的失控，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与对立。

农村在民粹主义叙事中被过度神话化。民粹主义者将农业补贴和化石能源利益包装成 “保卫美国心脏地带” 的正义之举。他们利用民众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将这些经济利益诉求与所谓的 “爱国情怀” 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政策更多地是为了维护农业和能源产业背后的利益集团，而并非真正为了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的福祉。

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上，民粹主义者往往陷入 “灵丹妙药思维”。他们简单地认为，减税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筑起边界墙就能阻止非法移民和保障国家安全，退出全球化和增加关税就能重振美国经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迎合了部分民众渴望快速解决复杂问题的心理，但却忽视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复杂性。

共和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民粹主义特征，并将其巧妙地转化为选举策略。通过福克斯新闻等媒体生态系统，他们将复杂的政策争议简化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媒体的宣传中，政治立场被简单地划分为 “我们” 和 “他们”，选民被引导着基于情感而非实际利益进行投票。这种策略使得选民在选举过程中，更容易被情绪左右，而忽视了政策对自身利益的真正影响，从而为共和党的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

民粹主义与独裁风险的关联

从国际经验来看，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以及美国的特朗普等案例，都清晰地表明民粹主义与独裁风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它有可能成为 “选举式独裁” 的入口。

民粹主义者掌权后，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手段架空制衡制度。他们宣称法院、媒体、官僚机构等是 “人民的敌人”，以此为借口削弱这些机构的权力，为自己的权力集中铺平道路。在他们的操纵下，司法独立受到破坏，媒体失去监督功能，官僚机构沦为执行其个人意志的工具。

为了维持民众的动员状态，民粹主义者会制造永久的危机感。他们通过持续挑起文化战争，或者渲染 “国家安全威胁” 等手段，让民众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和恐惧的状态。在这种氛围下，民众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极端主张和集权行为，因为他们声称这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

民粹主义者还会重构 “人民” 的定义，将反对者排除在 “真正国民” 之外。他们通过操纵舆论、制造对立等方式，将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群体视为敌人，从而合理化自己的威权措施。在美国，特朗普试图推翻 2020 年大选结果、煽动国会山暴乱，就是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他通过声称选举存在舞弊，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势力的阴谋，试图动员支持者采取极端行动，破坏民主选举的结果，这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民粹主义对 “多数人意志” 的绝对化理解，最终可能会摧毁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共识与妥协基础，将社会推向独裁的深渊。

总结：民粹主义的悖论与危险

民粹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它声称代表“被遗忘的大多数”，但其反制度、反智主义和简单化叙事，使其无法真正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统治的工具。其进步承诺（如19世纪农民运动或休伊·朗的再分配）往往被威权倾向和替罪羊政治所吞噬。

在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已成为系统性危机：它既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败的回应，也是资本权力转移矛盾的战略选择。要破解这一困局，重建左翼的阶级政治叙事显得尤为重要。左翼需要重新唤起民众对阶级矛盾的关注，揭示经济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社会底层民众争取权益。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对民主制度的腐蚀。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依赖于理性的讨论、权力的制衡和广泛的社会共识，而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反智主义和威权倾向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如何在推动社会变革、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同时，防止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将是决定美国乃至全球政治走向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章：Goose-steppers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e nonsensical cult that now rules America 载于《沙龙》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