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底医学生逆袭顶级三甲，师从中国肺移植第一人_风闻

　　从一名对医学不感兴趣，对未来缺乏规划的“摆烂”医学生，到站上国际舞台上分享学术成果、参与全球第一例新冠双肺移植手术，他做了什么？

　　撰文丨****凌   骏

　　责编丨汪   航

　　8年前，南京医科大学医学生赵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点开有着“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之称的陈静瑜教授的微博，想私信问问报考他的研究生，是否还有名额。

　　赵晋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相反在本科期间，他对医学完全不感兴趣，挂过两门科，绩点一度不满2分，逃课打游戏，梦想成为电竞选手……

　　但如今，博士毕业的赵晋，已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肺移植科的主治医师。过去几年，他参与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双肺移植，构建的小鼠肺移植模型，获得“梅奥”专家的点评和认可，并在入职第一年便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从一名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医学生，到在国际舞台上分享学术成果，成为一名肺移植专科医生，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赵晋对“医学界”说，只要目标坚定，任何时候启程都不晚。

　　赵晋（左一）随陈静瑜教授（左三）团队参与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年会

　　以下是赵晋的自述（经编辑整理）：

　　“陈静瑜？没听说过”

　　和很多从小有医学梦的人不同，高考结束时，我对医学还几乎没有了解。当时第一志愿填了工科院校，第二志愿根本没管。父母觉得“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于是帮我写上。阴差阳错，第一志愿落榜，我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2012年，我来到南京医科大学。最开始，我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课堂上枯燥的临床医学知识，也提不起我的兴趣。逃课玩游戏、通宵去网吧，我“英雄联盟”玩得很不错，有时还想着“加把劲”，说不定今后能当个职业选手。

　　大二那年，我参加了学校和南方医科大学的交换生项目，本着“换个城市玩”的想法，我又在广州呆了一年，一个人四处旅游。但这次回来后不久，我发现情况不对了。

　　大三下学期，身边的同学大多已有了毕业规划。有人考研、出国深造，有人就想顺顺利利毕业，回家乡的“小医院”找份安稳的工作。只有我，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才1.9分，挂过两门课，按照学校“绩点2分”的底线，甚至连毕业证都拿不到。

　　这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因为学业而感到紧迫和焦虑。这样的成绩，不仅无法对父母交代，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从那时起，我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我不再逃课，早上去教室抢着坐在前排。下课后我走进健身房，用运动改变“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三年多来，我第一次晚上走进了自习室，前面落下的课程太多，我一本本往回翻开了快落灰了的教材。

　　到了大四下学期，我的平均绩点被拉回到2.1分，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考研。

　　医学生考研，笔试前要提前定好想选报的导师。说来惭愧，前几年光顾着玩，对整个行业几乎没太多了解，选哪个导师？更是毫无头绪。还是一个学长提到，说既然我是无锡宜兴人，可以考虑下无锡市人民医院的陈静瑜教授。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陈静瑜是谁？没听说过。做了一番功课后，我才了解陈教授在国内肺移植领域的专业地位。

　　当时，大部分男生更愿意选择泌尿外科这类科室，短平快的手术多，上手也相对容易。而心胸外科学习曲线长，十分辛苦，是医学生的“冷门选择”。陈教授是大专家，竞争却可能没那么激烈，于是我下决心报考他的研究生。

　　赵晋

　　从查无此人到走上临床

　　为了备战考研，大五那年，我白天在医院里实习轮转，中午抽空看看书，晚上回到宿舍再继续学习。那段时间，经常是半夜一两点睡，早上七点起床就往医院赶。由于落下的知识太多，我知道自己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才能补回来。

　　就在这时候，无锡市人民医院的招生简章出来了，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陈教授只招一个研究生。我盘算着，先不论最终的成绩，万一陈教授已有了心仪的人选，那我不纯成陪跑的了。

　　当时我想，必须先问问陈教授有没有“内定”。2016年10月底，我点开陈教授的微博，盯着私信页面纠结了半天。但最终，我还是没敢问出这句话，只是简单表达了一下报考意愿，觉得能先给老师留下个印象，也是好的。

　　2017年初考研成绩公布，我的总分346分，是所有报考陈教授学生里的第一名。我觉得时机到了，于是查了陈教授的门诊时间，早上8点直接来到医院诊室门口候着。陈教授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络绎不绝，我坐在门外一刻不敢离开。12点没病人后，我直接冲进诊室，把他都吓了一跳。

　　简单一番自我介绍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委婉地向陈教授表达了我的担忧，问他是否已有了意向人选。陈教授的回答打消了我的顾虑，他让我回去安心准备面试。

　　笔试和面试隔了两个月，这期间我搜遍了和肺移植相关的文献。肺移植领域非常“专”，尤其是英文文献，对本科生而言有很大难度。我反复查阅大量资料，尽可能去消化、理解论文里的要点。

　　面试那天，我顺利答上了陈教授两个有关肺移植的专业问题。录取结果公布后，激动的心情难以掩盖——我终于成为陈教授2017级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陈教授属于性格非常温和的那类外科医生，手术台上，即便我们出现一些“小瑕疵”，没跟上他的节奏，他也只是耐心地和我们再交代几句，从来不会发火。

　　研究生前两年，我经常跟着高年资医生全国各地跑，去取供体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是适合做外科的那类人。我的父亲从事紫砂壶制作工艺，或许是精细操作的能力有所遗传，研二时，我已经能在上级医生的监督下，独立完成供体肺的获取手术了。

　　接触临床后，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圣。大家都知道医生是治病救人，可当一位连呼吸都是在遭罪的终末期肺病患者真正来到你面前，大家协作通过肺移植让他重获新生后，那种职业成就感无以言表。

　　研三那年，我又面临一个新的选择。陈教授团队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合作的项目，他问我愿不愿意离开临床半年，去北京的实验室安心做实验。

　　当时的我还没接触过科研，内心十分犹豫。我研究生成绩不错，按部就班硕士毕业，估计自己也有很大机会留在团队里工作。更何况，即便是陈教授的研究生，一大部分人也会选择转而从事普胸外科等。

　　手术中的赵晋

　　事实上，肺移植从来不是医学生“高性价比”的就业选择。手术难做、周期长、风险还大，相比肺结节、早期肺癌的手术一天能做上十几台，专门只做肺移植的医生，放眼全国都是少有的。

　　虽然本科上课不太认真，但医学统计学老师的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毫无风险意味着毫无价值”。因此一番纠结后，最终我还是决定前往北京。从曾经一名“摆烂的学渣”一路走到现在，再挑战下自己，又有何不可呢？

　　肺移植冷门，但大有可为

　　回想起来，那次决定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不仅是在中国，放眼国际，肺移植都不算热门的领域。此前多数有关肺移植的科研探索主要集中在手术和术后管理层面，以“大型动物”实验为主。而真正从细胞、分子机制等层面，系统性去解释肺移植排斥反应、肺缺血功能损伤的团队，极为少见。

　　由于小鼠的基因背景清楚，构建小鼠模型的配套技术也十分成熟，小鼠是研究肺移植病理、生理机制的最佳动物模型。但小鼠的肺只有人小脚趾指甲盖大小，血管和支气管直径约2-3mm，要给它换肺、吻合血管等，难度可想而知。

　　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在显微镜前坐上10个小时，眼都看花了。有时快到最后一步，呼吸一用力，手一抖，又前功尽弃。

　　幸运的是，经过两个月反复的尝试，研三结束前，我成功构建出了小鼠的左肺移植模型。成功的那一刻，我不禁喜极而泣。查阅资料后我发现，全球能将这一动物模型研究常规化的团队，不超过10个。除了操作难度大，也侧面反映了这不是一个“吃香”的领域。

　　前排左边陈静瑜教授，右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汤楠教授

　　通过小鼠肺移植模型，探索肺移植后机体损伤的相关机制，也成了我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通过无数次实验，我发现相比前肺门吻合，后肺门吻合的手术方式所需时间更短、术后并发症更少。这项成果发表后，获得了美国梅奥医学中心胸外科教授的评论与认可。

　　到了2023年，我进一步构建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相比左肺，小鼠右肺有4个肺叶，操作难度更大，但它更能反映肺移植后的一系列生理变化，也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正因为做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2024年5月，我受邀前往捷克布拉格，参加了2024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年会。当时有很多国外专家都对这一模型非常感兴趣，纷纷来找我探讨技术细节。

　　除了科研，博士期间我还承担了更多的临床工作。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2月28日，我接到陈教授的电话，他让我去开封取供体，团队要对新冠肺炎患者开展肺移植手术。收到指示后，我立刻“全副武装”乘高铁独自前往开封，在当地上级医生的协助下，主刀完成了供体肺的获取，随后立刻返回无锡，把肺交到了团队手上。

　　赵晋在取供体的路上接受防疫检查

　　2月29日午夜，陈静瑜教授主刀，带队完成了全球首例重症新冠感染的双肺移植。我是在隔离点得知这一消息的，心情非常激动，自己有幸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成为了移植环节“第一步”的执行者。

　　从一名通宵打游戏、挂科的医学生，到站上国际舞台分享学术成果、参与全球首例新冠双肺移植术并发表文章，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真正成为一名“肺移植医生”

　　在陈静瑜教授来到浙大二院组建肺移植外科后，2023年博士毕业，我也来到了杭州，留在了浙大二院，正式成为一名肺移植临床医生。

　　赵晋（右一）在手术台上

　　从“医学生”到“医生”，身份转变的同时，我对医学的内涵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早期谈起肺移植，作为学生，我只是感觉非常“高大上”，有各种高精尖的仪器和技术，手术团队“排场”拉满。但走上临床后，我越来越发现，每一台手术，都需要肺移植整个多学科团队团结协助，且大家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去救治每一位患者。

　　这不仅是医疗技术层面的问题。和其他病种不同，很多晚期肺病都是“穷病”，我们有太多患者，他们卖房、借钱，东拼西凑只为了给家属博一个生存的机会。但即便一切操作都符合指南、共识……医疗行为的客观风险始终存在。

　　当你知道某个患者，光做手术已经是耗尽毕生积蓄。一旦术后出现并发症，比如感染……在ICU里躺着，仅仅抗生素一天就是上万元的开销，结局还不确定，你怎么和家属解释？很多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在医生的“责任范畴”。但身处其中，又很难不感受到这些压力。

　　这也是为何多年来，陈教授一直在科普、呼吁，不要等到“濒死期”再来寻求抢救性肺移植，一旦确诊相关疾病，达到手术指征，越早移植成功率越高。这不仅能极大降低“人财两空”的风险，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长期预后、生存质量等也能大幅提高。

　　在肺移植外科，我们没有择期手术、“排手术”的概念，始终处于24h待命状态。一旦接到供体到位的通知，无论是法定假日还是休假，不管是在家还是出了远门，都得第一时间返岗。

　　而从事肺移植的医生，也必须让自己成为“全能手”，术前管理、ICU深静脉置管、内科用药、超声影像……不只是外科，所有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技术都要有所掌握。

　　如今，三甲医院对年轻医生的要求，也不仅局限在临床工作，科研也得同步进行。

　　白天给患者做手术，晚上给小鼠做手术，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是肺移植后的排斥反应。排斥始终是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碍，尤其是肺移植，发生慢性排斥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器官移植。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学界能解决这个问题，将有更多患者能因此重获新生。

　　陈教授团队是国内唯一一支只做肺移植的胸外科团队，这意味着我可能也是国内少有的，只做肺移植的年轻胸外科医生。关于未来能取得多大的职业成就，我没想太多。

　　我只是觉得，能找到一个相对擅长，并且认可的事，一直做下去，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