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稿费_风闻

文/阎纲

（节选）

君子固穷！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人称作家，写不出畅销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财富何有予我哉！

但作家总要写作，写作就有收入，或多或少，也算财富。我是指稿费。

在解放区，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穷得叮当响，没有稿费一说。后来，边区政府尊重作家劳动，多少有些物质上的奖励，延安发“边区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进馆子，请朋友高高兴兴吃上几碗羊杂碎，味道好极了。

据孙犁回忆：“后来，冀中区印我的《文学写作课本》。我说，有稿费，可以买辆车。父亲说，那就到保定去买。结果给了一点钱，买不了车。”

解放进城了，以货币的形式付稿酬，而且对作家不征税。

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待遇。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级(刘白羽等作协领导为行政八级)，工资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行政八级200元)。

那时的稿费制度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赵树理、丁玲、杨朔、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艾青的稿费比较高，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不过，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的。

难忘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归个人所有，丁、周高姿态，一个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把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顶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儿子阎力、女儿阎荷都在作协幼儿园里长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现在，作协的老同志们还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出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五十年代初，稿费制度仍然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了。那时，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却较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第一个带头响应。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右派分子的稿费，作家协会也停发艾青的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好在艾青事先已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拿到手，但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夫人高瑛问艾青：“你的书不准出版了，文章不准发表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花完了怎么办？”艾青说：“不必想那么远，活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有朝一日真的没饭吃了，我就到大街要饭去！”

过不多久，大跃进，张天翼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记得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

再过不多久，又开始发稿费了，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稿酬一般是千字十元、二十元，茅盾等前辈知名作家最高开过40元／千字。

1958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将茅盾《文艺报》上连载的《夜读偶记》结集出版，寄去上千元的稿费，茅盾颇感不安，回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后还要出版这本书，我只能收一份稿费，将此大额稿费如数退了回去。1980年春，《浙江日报》开辟“可爱的故乡”专栏，请茅公题词并写了文章《可爱的故乡》，稿费50元，他让儿媳退回40元，回信说：稿子不长，只收稿费10元。

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册子《悲壮的［红岩］》，得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一切债务，尚有节余。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恢复稿费制度，虽然低稿酬，但聊胜于无，作家欢天喜地。进入八十年代，稿费收税了，“以800元为线”，渐渐地，人言啧啧，啧有烦言。

即使如此，作家们不但依法纳税，而且慷慨解囊，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令人十分感动。就是茅盾先生，弥留之际，申请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用他的稿费积蓄举办茅盾长篇小说奖，坚持至今，誉满海内外。

巴金从来不领工资，年青时办出版社时也不领工资，却将稿费等收入捐赠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艰难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九十六岁时，亲睹该馆于建国五十周年建成开馆。如此义举，能不震惊！

1998年，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郑重决定，将全部税后的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好学上进，回报社会。现已积累200多万元。而杨绛，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却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劳动报酬倾囊“捐给穷孩子们上学”，工人师傅闻讯后激动不已。

王蒙用《当代》付给他的十万元奖金设立“《当代》青年文学奖”。

女作家叶广芩向记者透露，她将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挂职的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自费兴建文学院。又悉，她已将近年创作所得计50万元全部投入文学院的建设。想想看，叶广芩既然现在将稿费所得无私奉献，难道她当年稿费纳税还有犹豫吗？

然而，文艺家纳税的纪录不佳，偷逃税款的多是演艺界的大腕，我们这些作家，倒是非常老实，照章纳税，出版社开给你的稿酬已经是税后，想逃也逃不了。腕儿们无论是影视大腕，还是歌坛明星，其所以偷逃税款，一是为富不仁，二是有空子可钻，比如他们提供的只是收入的极少部分，大部分却是不易掌握的劳务报酬收入、广告收入、表演收入、影视收入、著作收入等。谁不知道，从主持人到小品演员，从泰斗到角儿，从通俗歌手到民族歌手，每场演出要价多则几十万，少则好几万，但相当一部分人要求个人所得税由演出主办方以演员的名义代交，结果，出场费变为“税后”价，明星的演出费一分没少拿。

马克思说：“税收是国家的乳娘。”多少事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啊！而国家财政收入的９０％以上源于税收。就税收为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职能而论，税收已经成为掌握在国家手中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重要的经济杠杆。有了税收，国家就有钱推动经济事业发展、从事各项文化事业的建设。有了税收，国家就有钱养国家，国家拿上税收发展经济支持各项文化事业，包括养作家。艺术家。所以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作家、艺术家）不下去，我叫一个团赶你们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国家养着你，你就得好好为国而歌唱。

​总而言之，我所了解的文学界，特别是读者爱戴的作家们，慷慨捐赠，共襄义举，照章纳税不在话下，因此，人们眼睁睁地盯着艺术家朋友们，尤其是财大气粗的演艺界的腕儿们，面对那些吭哧吭哧爬格子的作家们：你们要不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更体面呀？

人们不会忘记那年抗洪和当年抗非典时中国作家、艺术家慷慨捐赠的动人情景。人民艺术家的良心未泯，他们将继续为人民所喜爱。

作者简介：阎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