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小贤：农村妇女的地位改善，不能坐等现代化的发展_风闻

陈蕊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2025年4月2日晚，中国妇女/性别行动研究者高小贤因病辞世，享年76岁。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妇女/性别研究的先驱性代表人物之一，高小贤尤其致力于扎根农村社区从事妇女发展项目，在20余年的行动干预过程中，足迹遍布陕西、宁夏、江西、四川等省区17个贫困县的近百个农村。她的思考和工作跨越学界、发展界、公益界三个领域，强调在批判性与行动性的辩证互动中，改善社会性别观念与制度，赋权妇女成为发展的同行者。高小贤曾为本刊作者，我们在次条编发了她的来稿，以纪念她生前曾给予的重要学术支持。

本文通过梳理高小贤的知行历程，意在凸显一条关键线索：相较同时代的妇女界知识分子，农村视野对高小贤的思考和实践有何关键影响？首先，作为一名妇联干部，她目睹了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妇女带来的婚姻、就业等问题，并将她们的遭遇放置在城乡、工农、区域的权力关系中，借此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分化机制。这区别于城市知识女性对女性觉醒的强调，以及通过自我提升来彰显主体性的个人主义取向。其次，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反贫困进程中接入了大量国际发展资金和理论资源，西部农村成为干预重点。高小贤所在的公益团队通过采纳社会性别与发展结合的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范式，立足农村的性别环境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既组织妇女参与社区建设，也寻求男性支持，激活了集体化时期与农民身心共感的妇女工作传统。这帮助克服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学界的接受倾向，即强调男女在自然生理上的区别，凸显个体在主体意识和生存需求上的特殊性。最后，在2008年前后，国际发展资金的撤出，GAD范式的边缘化，以及学界对社会主义遗产的讨论，促使高小贤反思GAD项目中的中国经验。高小贤对以农村妇女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的关注，以及对知识女性跨越阶层的群体连带感的强调，正是借助对革命传统中“妇女”这一集体概念的召唤而完成的，并落脚为体制内外的妇女组织与所代表群体之间的有机关联。

近年来，对于中国性别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感知，在青年一代中常常存在一种倾向，即以90年代为坐标，以及90年代以来蓬勃涌入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权理论来理解“性别热”的动力机制。随着80年代这一关键“前史”被从遗忘状态中打捞出来，中国妇女研究的展开方式，呈现出知识分子立足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对话历史-现实的时代感。而令无数学人哀痛的是，李小江、高小贤等前辈于今年相继逝世。值此清明之际，特发此文以示悼念。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历史性的农村视野与中国经验

对高小贤知行历程的探索性把握

2022年5月，退休后的高小贤认准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她决定成为一名纪录片的总策划。在郑重地拉上其他三位朋友后，她组成了一个平均年龄75.5岁的主创团队。18个月后，一套名为《半边天史话：妇女运动篇》的系列纪录片陆续在新媒体平台上线。镜头里多是80多岁高龄的奶奶、爷爷们操着陕西方言，在讲上世纪50-70年代妇女们务棉、治沙、办托儿所、改造封闭妓院、参加冬学的故事。

《半边天史话：妇女运动篇》主创团队，左起：高丹竹（负责《冬学》和《农忙托儿所》）、孙磊（负责《西安封闭妓院改造妓女》）、高小贤（负责《银花赛》）、刘丽鸽（陕西省妇联原主席）、王明英（负责《长城姑娘治沙连》）。

在纪录片的发布会上，“心潮澎拜、感慨万分”的高小贤细细交代了自己打捞集体化时期历史的根本动力。在漫长的思考积累过程中，高小贤酝酿着对50年代历史重要性的判断。

“从1950年代土地改革，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急剧变革带来了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也奠定了60-70年代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转机制——而这又正是80年代改革的基础和背景。因此，要想认识80年代以后的农村妇女变化和发展，不了解50年代是不行的。我做了很多50年代的资料整理和田野访谈，积累了有近百人的口述访谈资料，包括一些劳模和妇联干部的访谈。我很喜欢她们讲述的故事，从中看到了新中国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一代妇联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1]

一旦对高小贤的思考和行动历程熟悉起来，这段自白便能析出历史的分量与厚重感。例如，她提到的积累了近百人的口述资料，是与海外妇女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合作，对陕西农村妇女50年代前后的历史记忆进行的访谈。正是高小贤这位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成为了贺萧打开中国农村历史面貌的关键所在。后者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推出了《记忆的性别》这一经典著作，而与贺萧的盛名相比，在同一田野现场深度浸淫的高小贤仅产出了一篇相关的期刊论文[2]。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书中曾提到的访谈方法，让农村妇女按孩子出生的十二生肖年份讲述历史记忆。

作为掌握原始材料的另一当事人，高小贤鲜少被公开论及，甚至也未因此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一面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书写保持克制的姿态，在合作研究启动时便达成了默契。贺萧在书中提到，她“和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作计划”[3]。这意味着，即便共处同一田野现场，历史书写者也要依接受者的心理预期和认知结构作差异化处理。换言之，不同思考者的知识前提和对话语境，从根本上左右着对历史面貌的关切和理解所在。而作为50年代的同时代人，高小贤显然和彼时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程的思考路径保有距离。因而，“他者”的历史书写带给高小贤的刺激，使其在延宕正面处理50年代历史的同时，也持续校准着她对50年代历史的认知。

常年累月的思考进展细致入微地凝结在高小贤决意启动的纪录片工作中。她力求让历史当事人现身说法，还原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语境和脉络，恰是在探入复杂性的同时，构成书写历史现场的另一声部。

又比如，高小贤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的介入方式，使其成为时代进程的具体承担者。学界将高小贤定位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妇女/性别研究的先驱性代表人物之一，尤其致力于扎根农村社区从事妇女发展项目。[4]从个体生命历程与大时代的关系来看，成长于集体化时期的高小贤，思考、工作和实践生涯密集地在80年代中期以后爆发，这与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构成平行关系。她身体力行地在学界、发展界、公益界三个领域活跃，有着跨越体制内外的社会身份和行动空间，真切地与转型进程的复杂性展开博弈、协商。为此，我们梳理了高小贤老师思考与实践历程中的一条关键线索，以生命史勾连现当代史，谨为悼念！

**▍**现代化与农村妇女问题

1982年，高小贤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在面临分配去处时，她更希望去高校或研究单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然而科研单位的分配名额极少，文革后党政机关干部则青黄不接，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机构改革对干部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因此西北大学这类省管院校便成为党政干部后备力量的输送地。当时很多单位不愿意要年纪大的，但没想到的是，高小贤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却被陕西省妇联相中了。

在把握高小贤对妇女问题的兴趣时，一种下意识的归因是强调她妇联干部的身份与职责。然而，这一简单化的理解方式，会不可避免形成两个认知盲区。一方面，高小贤所置身的妇联系统已区别于集体化时期，妇联作为党政部门组织机构改革的内在构成，其自身如何承载并回应多重改革后果？这关系着新时期的妇联如何重构妇女工作，以及高小贤如何从中寻找到具体的工作结合点。另一方面，妇联组织就其代表性要求而言，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力求综合，那么高小贤的核心关切何在，这与其工作和思考的具体展开逻辑有何关联？

在改革的形势下，妇联组织不仅面临着改革对广大妇女的压力，而且承受着自身改革的压力。双重压力下，恰恰是在妇联系统内，最早意识到妇女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自1986年以来，相继成立许多妇女学会、研究会。短短几年，这种研究会已经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成为常设性的妇女研究组织。它们的任务，主要是直接面对妇女实际问题，探索解放妇女的对策和方法，以及妇女工作的具体措施。这种研究会仍然隶属于妇联，但却打破了妇联的封闭结构，积极引入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近年来，它们针对不同问题如（“拐卖妇女问题”、“妇女信教问题”、“妇女就业问题”、“生养基金问题”）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研讨会、讲习班，组织调查研究，及时反映各种妇女情况，在唤起社会警觉、壮大女界声势、敦促妇女自强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5]

作为“联系党和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彼时妇联系统有感于转型时期的妇女问题与组织合法性、代表性的内在关联，因而积极助推以理论研究来回应现实。置身于这一时代氛围和组织环境中，高小贤有意识地依托妇联系统引入外部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

1986年6月10-14日，高小贤牵头了由陕西省妇联联合省社科院举办的“改革与妇女”研讨会，吸引了来自16个省市的71名学者、专家与妇女工作者参会。她事后回忆这次研讨会的影响非常好，“李小江的第一篇发言，不但是研究的人反映好，连我们刚上任的妇联主席都认为好——她是从公检法司系统调来的一个新主任，她觉得她到妇联来不知道怎么干，（听完之后）她突然间觉得呢好象眼睛一亮，知道下一步她该怎么样，抓什么工作了”[6]。 

1986年6月，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前排左一为李小江，右一为高小贤。（图源“半边天文化空间”微信公众号）

在会议期间，高小贤发起创立了以“关注妇女问题，促进两性平等”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民间妇女组织——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简称妇研会），关注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妇女失业、下岗、女大学生就业难、农村妇女看病难、贫困地区孩子上学难等社会热点问题，尝试探讨妇女发展的新路子。

这奠定了高小贤开展妇女研究的逻辑底色，即通过研究找出原因、提出对策，进而影响政策决策，通过政策干预解决问题。[7]这一根本关切，使得高小贤后来以妇研会为枢纽进行体制内外的合作时，坚持批判性与实践性结合。事实上，观察高小贤后来的知行历程，在理论与实践的来回反观中所习得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把握方式，形塑了她诊断并介入中国当代发展问题的特定路径。

在妇女史学者宋少鹏看来，这批知青代学者，基本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论背景，因此对结构性要素和制度问题尤为关注。“80年代初期的话呢，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间去做事，我喜欢两种生产理论，我也对那个异化理论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在恩格斯《起源》的两种生产（理论）中间来看中国当时的这个男女不平等，把它看作是因为人的再生产不被社会承认，所以我也是（国内）最早提出生育价值统筹的那批学者”。[8]“两种生产理论”对于生育的重视，已经初显对两性性别差异的敏感，基本上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性人视角的理论范式。[9]

如果说环境的整体氛围为个体的生长提供了土壤，那么个体回应时代的方式既能觅得结构的踪迹，也能彰显某种因时因地的具体语境。作为在红旗下成长的一代人，高小贤从小受到“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熏陶，这一身心认知与感觉经验很大程度上以正负交织的方式，构成了她进入妇联后积极投入妇女工作的思想动力。她曾谈到对妇女研究的兴趣基于两点。[10]

一个是现实的需要，现实中不断冒出问题。在1982年，作为社会转型前奏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农村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比如买卖婚姻导致妇女抗婚、逃婚甚至自杀。通过妇联各级系统的上报材料，高小贤直接接触到了社会改革中的这些“阵痛”。当时恰逢社会学迎来一波重建热潮，她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有很强的责任感，热心理论研究的她希望能从社会学的婚姻家庭角度回应妇女问题。此外，在个人成长经历中感受到的性别不平等，也让高小贤对女性的处境有所体认。在高小贤的回忆中，对两件事的印象格外鲜明：一是父亲有三个女儿，但她的奶奶仍认为“她儿没娃”；二是在工厂招工时，她的已婚身份被认为会造成坏影响。

倘若细致梳理那一时期决心投入妇女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个人的性别化遭遇几乎是个常量。因此，如果放到彼时更大范围的知识群体当中，高小贤自述的原因一作为变量，对其后来思考与行动的影响便需要被特别凸显。

对于中国性别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感知，在青年一代中常常存在一种倾向，即以90年代为坐标，以及90年代以来蓬勃涌入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来理解“性别热”的动力机制。近年来，随着80年代这一关键“前史”被从遗忘状态中打捞出来，中国妇女研究的展开方式，则呈现出知识分子立足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对话历史-现实的时代感。

在那一时期妇女研究领域对本土议程的自我叙事中，80年代的投入热度可称得上掀起了一场“妇女研究运动”。其中的领军者，正是今年2月12日仙逝的李小江。随着改革大幕拉开，在“告别传统”“后革命”的时代氛围中，以历史“断裂”为前提展开的认知实践，一并刺激着对“妇女解放”传统的反思。从倾向上来看，当时的妇女研究者渴求摆脱在阶级论基础上建构出的非性别化的身体，对“男女都一样”的阶级话语的反叛，转向张扬妇女的“主体性”与“有性人”的概念。[11]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分享着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妇女知识运动，即便以李小江批评李泽厚启蒙姿态中的男性中心为分野，却在关键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层面达成了一致。[12]1991年出版的《妇女研究在中国》收入了李小江的一篇综述《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前景瞻望》，她谈到：

当前的社会改革，在冲击“公平原则”的同时冲击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使妇女陷入解放以来空前未有的困境，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促使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无疑是女性理性自醒的绝对必要前提。这种觉醒，最早出现在70年代末，在许多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中初露端倪。当代中国妇女文学的崛起，是中国知识妇女理性自醒的先兆。……我们不难发现，女作家笔下表现的妇女问题，几乎全部集中在知识妇女中。……整个社会层面上看，这些问题在广大中国妇女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们却记录了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中国女性在心灵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反映了中国妇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和执着探索的方向。……1985年以后，城市改革在全国范围普遍展开，从新、旧两个方向上诱发了诸多妇女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妇女研究破土而出。

从中可见，在城市知识女性的认知中，对女性个体觉醒和主体性的强调，与肃清封建主义与历史传统的残余，以及通过自我提升来摆脱从属地位直接相关。从而径直接续着五四未完成的启蒙进程，即在市场环境中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理解女性所处的生活现实。[13]

事实上，在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对封建主义以及农民这一小生产者的批判成为知识界的主流。[14]因而，即便农村因解放生产力带来了经济蓬勃，但城市而非农村成为时人定位现代化方向的心理坐标。反映在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的理论视野当中，城市改革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一体两面的关系，关乎着知识妇女对现代中国出路的根本想象。而这一理论预设恰恰成为了高小贤自觉不自觉需要加以处理的问题。换言之，尽管与当时的现代化路线共享城市化、工业化等知识前提，但由于首先目睹了农村在经济改革中涌现出的妇女问题，高小贤有意将农村妇女的遭遇放置在城乡、工农、区域中的权力关系来思考，从而复杂化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从现代化模式出发思考妇女处境，以及将农村妇女问题的当代展开与现代化模式进行关联的思考倾向，使得高小贤极为自觉地聚焦经济发展路线与妇女发展的内在张力：

尽管社会现代化会直接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的就业和人类自身再生产被社会承认，创造物质基础，但它却不能影响和改变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较之于生产力的发展更为稳定，它的改变往往要通过社会革命，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发地实现。……工业化……给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天地。……这极大地改变了妇女以往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状况，使妇女的地位有了突破性的改善。但是妇女就业人数的增长，并不等于妇女在收入上和男性平等。……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较高的失业率，而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妇女在生育中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补偿，妇女因此在就业上受到各种限制，并且影响到她们的劳动收入。[15]

在1991年12月高小贤写作的《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中，她同时关注到了农村工业化中的“妇女回家”问题，以及农村妇女进城当“打工妹”的问题。这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农村妇女面临着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在工业化和引进市场机制时，遇到的外部环境和具体政策各不相同，因而发展得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的优势和政策的优惠要快一些，西部及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要落后一些，相对来说工业发达地区的妇女变化要大一些，落后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妇女仍处在传统制约之中。这说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有赖于现代化进程。那么，农村妇女地位改善是否可以坐等现代化的发展呢?这里涉及一个理论问题，即:现代化会带来妇女地位的自然提高吗?

在1997年发表的《农村妇女研究综述（1991-1995年）》中，高小贤在关注农村妇女的非农转移、农业女性化，以及妇女与农村发展等问题的同时，敏锐地感知到了与彼时妇女界在研究进程和关切旨趣上的差异。

相对于农村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变迁的急剧，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中国妇女研究在它起步的初期所给予农村妇女的关注却是极其有限的。……1991-1993年，农村妇女研究处在一种平稳的发展状态，无论从发表的论文数还是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队伍都没有大的发展。……1994-1995年是农村妇女研究的繁荣时期。无论是从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来看都有很大的发展，其标志是1994年召开的两次有关农村妇女的专题研讨会，即：2月北京市妇联和新华社在北京举办的“’94农村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和9月由《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在河南省新乡召开的“’94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研究相对表现出的活跃是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密切相关的。’95世妇会使中国妇女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妇女组织以及学术间交流迅速增加，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资助的一些和妇女发展有关的研究项目中许多是和农村妇女有关的。

因此，相较同时代的其他思考者，正是对农村现实的熟悉和关切，决定性地影响着高小贤在现代化的视野之下对乡村妇女发展的积极介入和全情投入。而95世妇会前后，国际组织和机构对中国农村发展项目的资助，使得高小贤顺畅而自然地转向了妇女发展界。

**▍**跨国视野下的反贫困进程与妇女发展

在长达20余年的行动干预过程中，高小贤与同伴们的足迹跨越陕西、宁夏、江西、四川等省区，遍及丹凤、宜川、紫阳、西乡、合阳、山阳、镇安、千阳、镇巴、彭阳、贺兰、兴国、遵道、剑阁、宁强、岚皋等17个贫困县的近百个农村社区，孕产期保健、产前检查、健康教育、人畜饮水、资助贫困生、修桥铺路、援建卫生院/卫生所、小额贷款、社区发展基金、妇女及其社区组织能力建设等词汇成了她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常话语。

事实上，对一个团队而言，机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时间上来看，1996年，妇研会成立了陕西妇女热线，致力于为转型时期遇到各种困难的妇女提供资讯、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等帮助。这标志着妇研会向公益机构转型，从以学术研究为主逐渐转向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干预行动。

促成这一跨界转变的有几重因素。[16]1993年11月，高小贤应邀参与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区域NGO论坛时，有与会者对全国妇联的NGO身份提出了质疑，这促使她第一次开始从学理上梳理妇联与妇研会的关系，进而意识到妇研会不是妇联的一个部门，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和独立的管理架构。其次，在以陕西省妇联的名义向福特基金会申请项目时遇到的磕绊，使高小贤意识到，民间妇女组织做事的空间和自由度要大一些。

另外，高小贤自1985年在南开大学接受过定量研究方法培训后，实际操作的几个大型问卷调研都不是很理想。其中，很多问卷的问题设置，农村妇女听不明白，直接影响了调查的质量。而调查过程中碰到一些寻求帮助的妇女，却时常无能为力，也令高小贤感到心里有愧。1994年2-8月赴澳大利亚进修质性研究方法的经历，给高小贤的行动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认知资源。

接触到质性研究方法、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后，它们主张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很认同。了解到女性主义研究的批判性和行动性，它挑战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学科视角，不标榜中立，要发出女性的声音，以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而行动研究作为一种寻找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好解决了我之前的困惑，既满足了我对理论研究的偏好、也给了我们这代人从青年时代就扎根于心的社会关怀和抱负落地实践的机遇和路径。[17]

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平等关系的认同，反映出高小贤对发展行动中纵横交织的权力关系的敏感。高小贤曾反思:

是将她们看作发展中的包袱，被动的受益者呢，还是看作参与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在研究过程中是尊重和熟悉她们的文化，从她们的需要出发引导她们参与，还是轻视她们的文化而一味地指责她们“素质差”；是和她们平等地交朋友，还是表现出一种城里人或知识分子的优越感。[18]

后来，高小贤明确提出“贫困群体是反贫困行动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发展机构在内的减贫工作者应进行“主体重构”，改变自身对贫困群体主体性的认识，以克服潜在的政府系统习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作风，企业以资本为重和发展圈内的精英意识。[19]这在无形中激活了集体化时期理想化的群众路线对干群关系的理解，即人民群众既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变革的主体。而正是在贴近倾听并调动妇女积极性的同时，高小贤“从青年时代就扎根于心的社会关怀和抱负”能有效落地。

如果说80年代对高小贤的关切成型尤为关键的是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把握，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那么这一向妇女发展领域的转型可谓在“取师”域外的知识与实践资源中，为把握中国问题、活化历史经验提供了另一重建设性。对高小贤而言，中西交汇的知识视野既与西方“理论的旅行”热潮共享一个时代背景，也在具体的接受方式上呈现出高度的在地性质。

事实上，面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多样化的思想资源，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研究界的一个接受重心，很大程度上近乎压缩成了强调男女差异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又简约成了“主体性”和“自主性”这两个概念。[20]这一接收方式带来的后果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所强调的主体性，某种程度上本质化了男女在自然生理上的区别，强化了个体在主体意识和生存需求上的特殊性，打散了群体的联结与认同。

然而在高小贤看来，与妇女研究界不同，借助国际发展资金推动妇女发展的一系列另类实践，采纳的是将社会性别与发展结合的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范式。这一工作方式强调基于个体对公共生活的社会参与展开“参与式赋权”，以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展开批判，从而接续着社会主义女权的传统，继承着集体化时期的妇女解放话语与行动逻辑。[21]

高小贤曾介绍，她们的机构在做社会性别培训时，最后会把美好的战略性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通过手段与目标的理论对接，外来的“社会性别”视角与“男女平等”的本土理论实现了对接，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嵌入主流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妇女发展界接纳“社会性别”的认知基础。[22]

这一时期，妇研会主要形成了三个关注领域：一是农村妇女发展，其中在四个贫困县有长期的项目点，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妇女识字与技术培训、人畜饮水、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等，手法上推动参与式和赋权政策；二是推动社会性别培训，培训对象涉及县级女领导、妇联干部、警察、法官、记者、基层干部及农村妇女；三是反对家庭暴力，开展有关家庭暴力的调研、倡导、立法与培训，并形成以妇女热线和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为依托的服务网络。[23]

例如，1997年，妇研会在陕西省的国家级贫困县丹凤县毛里岗乡实施了“贫困地区妇女健康教育项目”。[24]当时，国内其他的妇女发展项目多强调妇女的生产角色以增加她们的收入。但妇研会认为，倘若忽视妇女所承担的其他角色，如再生产角色，将复刻传统的两性分工模式，往往会加重农村妇女本来就已经很重的负担。因此，在经济短时间内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更为关键。这要求从社会性别关系和观念的角度来改善妇女的健康状况。

具体而言，在一期健康教育中，通过参与式农村需要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培训，使妇研会、丹凤县妇联、县卫生局、县扶贫办、毛里岗乡政府等所有合作伙伴了解参与式、赋权（empowerment,获取信息与资讯、获取资源与机会、结成网络与组织、提升决策权）的概念，以保证在执行中目标和手法的一致；再从PRA培训班中组成调查组，通过参与式需求评估让农村妇女表达心声，依据她们的需求确定健康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并应她们的呼声增加了县医院医生到村义诊的活动，使她们参与项目决策；由当地妇女推选出热心为群众服务，有相对高的受教育程度且在妇女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骨干，先由骨干接受集中培训，再组建健康学习小组进行普及；借助参与式项目终期评估，继续倾听妇女对项目的看法，包括对后续项目的需求。期间，妇女将健康和社区无安全饮水的状况联系起来，提出改善人畜饮水的建议。

在启动人畜饮水项目时，1998年的特大水灾正祸及当地。于是项目组决定暂缓执行，优先回应灾情，开展了以修复农田、恢复生产为重点的灾后重建项目。虽然这与健康教育无关，但因回应了村民们最紧迫的需求而产生了极好的口碑。且无形中增强了妇女在社区中的形象和地位：毕竟没有妇女的努力使前期项目成功，村庄怎么会得到灾后重建的帮助呢？同时，妇女骨干在灾后重建项目中积极参与宣传管理事务，令一个起初没有妇女内容的项目，也因具备了社会性别敏感度，推动了妇女参与和发展。

而妇女参与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更有助于改善社区的社会性别环境。由于引水项目是妇女在健康教育后提出的，回应妇女这一需求不但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也带给了妇女建设社区的自信和自豪。在工程修建过程中，妇女骨干大都参加到项目管理小组中，承担水泥、塑料管等物资的入库、出库登记和管理，村民投工投劳的记录等；建成后，又作为管水小组成员负责抄水表、收水费、巡查管道等工作。这就将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转化为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通过妇女骨干参与社区项目的实施和管理，挑战了传统上只由男性掌管社会事务的格局，也有效发挥和锻炼了妇女的能力和作用。

随着村民对通过项目参与社区发展越来越有热情，有限的援助资金也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男性村民很可能代表社区利益与妇女争夺资源。因此，妇研会在当地干部和妇女骨干当中举办了参与式GAD培训班，及时协助项目伙伴认识到妇女在社区和项目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培养妇女骨干的能力增长，使她们逐步具有和其他相关群体谈判的能力。

二期健康教育则回应了妇女希望扩展内容的建议，另外增加了针对男性村民的健康教育。一方面，在一期结束时男性曾提出“为什么健康教育只给妇女而不给我们”；另一方面，不少妇女病都和男性有关，改变男性的观念和行为有利于妇女的健康和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也会对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和观念带来改变。

对高小贤而言，借助社会性别与发展所把握的“中国妇女”主体性，虽然关注两性差异，却更加着力在其“社会”性上，进而承继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中关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认识[25]。与此同时，对性别视角的引入旨在透视社会性别制度，而非将具体的个人独立出来进行定位。这与社会主义传统中对制度改造的思路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更能在农村社区中得到男性农民的支持。这一高度社会化的路径，既能帮助妇女自我觉醒，也有助于改变妇女所处社区的性别环境，为妇女发展搭建了一个串联体制内外，覆盖机制建设和观念更新的支持性网络。

在发展项目的推进中，集体化时期的妇女解放话语与行动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权益保护话语与行动逻辑能被综合调用。其中的关键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与发展项目的执行者多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的知青经历使其与农村保持着情感与人际资源的联系：

她们熟悉中共妇女工作机制与农村妇女工作手法，依靠农村妇女，组织农村妇女，通过社会性别意识提升来培育妇女的主体性、能动性，把妇女组织起来形成妇女的群体支持，通过文化宣传营造支持性的社会氛围。观察她们的行动逻辑，重心仍是组织妇女。这些在农村社区的干预行动虽强调从社会性别切入，但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并没有制造男女对立，她们把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地位差异归咎于传统父权文化，通过鼓励和组织妇女参与社区服务与管理来提升自身在社区的地位和威信，借此反向影响与调整妇女在家庭与社区中的性别关系。[2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小贤介入农村妇女发展的行动，既受益于域外的知识和行动资源，也自然而然地激活了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群众工作中锻造的与农民身心共感的历史经验，以及一套基层工作机制。因而，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左右，相较城市，农村社会关系的主要形态仍与集体化时期保有相当历史联系的特点，使得了解农村，且身处熟悉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工作方法的妇联系统的高小贤，能够有效转化多重有利的主客观资源，用以重新建设农村。

而1995年前后国际发展资金进入中国农村的特定诉求，既构成了对高小贤在农村行动的助力，也为后来中国民间机构社会行动的起伏与波折埋下了伏笔。高小贤提到，在2003年非典期间，妇研会计划通过大型宣传画来激励城市居民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然而，在向与妇研会合作时间最长、资助额度最大的香港乐施会申请动用一批其他项目多出的款项时，很快遭到了回绝——乐施会关注农村不愿对城市做出回应。[27]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贫困问题及大量的贫困人口，成为联合国及一些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关注对象，90年代开始大量的多边双边援助机构进入中国开展扶贫发展项目。……十几年前西部曾经是中国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背景就是所有的国际援助都是以反贫困为主线的，中国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所以大多数的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也都在西部地区，扶贫发展项目催生了本土最早的一些社会组织，这是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特点。[28]

事实上，西部地区对国际发展资金及其资助偏好的依赖，不仅仅意味着个别项目可能存在的推进障碍。2008年左右，国际发展机构在华发展势头趋缓，参与式发展、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公益性实践整体性地走向了衰弱。[29]与此同时，中国公益组织的板块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内公募、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东部逐渐代替西部，成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活跃区域。[30]但企业背景的国内基金会缺少社会发展的视野和相关的知识储备，GAD范式在中国公益界越来越边缘化。[31]

事后回顾这一发展历史，高小贤认为，2000年GAD网络的成立，标志着GAD在当时中国的反贫困领域中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同时透露出第一代GAD的工作者期望突破外来理论、积累中国经验和建构本土理论的抱负。[32]遗憾的是，后来的GAD网络从一线发展项目实践者的交流平台，转向了针对政府的政策倡导。[33]现在回过来反思，最大的遗憾就是一开始为GAD网络选错了资助方，以至于后来GAD网络一直被资助方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34]

对高小贤而言，这并非是唯一一次将一线实践者组织起来彼此助力的尝试，而这一行动意图，往往凝结着她对在地的另类实践的探索。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组织人员的增加、工作范围的扩展，妇研会团队不得不面对合作管理的繁杂问题。高小贤曾反思道，团队“成立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并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化决策与管理制度，会员的参与多在活动层面而少在决策层面。……无论是前期的‘做研究’，还是后期的‘做项目’，都是想利用民间组织寻找一批热心妇女研究或活动的人士共同做事。在这里，‘组织’是工具，‘做事’是目的，因此很少把‘组织’本身作为‘问题’去思考，更别说作为‘目的’去推动了。”[35]为此，致力于改善机构的管理水平，推动组织机构的规范化、民主化、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能力建设”培训陆续开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的公益组织相互结识、沟通，这帮助民间妇女组织意识到，自己并非是“某一个”，而是本土全局事业中的重要构成。同时，由于能力建设所用到的理论和工具，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水土不服的现象很突出。高小贤坦率地指出：全部照搬西方的一套模式有很多缺陷，国内很多组织已经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了，说明他们的生存之道是适合这块土壤的，因此建议“能力建设”采用参与式发展中“同伴学习”的方式，建立同类机构学习网，相互分享经验，促进彼此成长。这一想法在当时活跃的妇女组织中得到了呼应，进而开启了6家妇女公益组织能力建设项目的另类实践。

6家妇女公益组织创始人，左起：梁军（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谢丽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高小贤（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王行娟（北京红枫妇女热线）、郭建梅（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龙思海（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图源“半边天文化空间”微信公众号)

无论是妇女发展项目，还是同行网络的组织化建设，这些不断积累的对本土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如果将其放置在时代氛围的宏观语境中加以追踪，便能凸显出其中的可贵之处。如果说1995年世妇会是中国融入世界大潮的关键契机，那么以入世为标志，中国社会对新世纪的想象则涌动着“接轨”西方的振奋。因此，高小贤对本土化问题的追问，需要从正反两个层面被加以廓清。一方面，这是一种与“接轨”叙事保有张力的问题意识，且这一思考路径可以被放置在妇女研究的历史脉络之中。另一方面，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又共享了朝向西方的知识预设，从而以一种反向的方式确证了“接轨”叙事的内在基底。换言之，从实践出发产生的知识反思及其对实践的调试作用，既在整体上内在于新世纪初期的理论准备之中，也为松动这一叙事提供了重新阐释的资源。

具体而言，作为知青代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以及理想主义教育培育出的社会人格，使得她们明确秉持着“想要在本土历史实践脉络内确立自己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跨国理论和实践资源产生了距离感，这“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衔接了晚清以来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基于殖民危机而产生的那种具有民族主义意味的知识抵抗传统”。[36]相较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这一知识抵抗传统在高小贤处体现为知行间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本土化的思考再叙发展项目中的体用关系，从而延续着晚清以来对西方现代性的某种肯认。

**▍**从中国经验出发召唤妇女工作传统

以2003年为契机，高小贤跨入了公益行业的大圈子中。与此同时，在能力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让高小贤的团队尝试向支持性机构转型，即把妇研会发展成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构。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妇研会因以往在农村社区发展和防灾减灾领域的经验成为众多基金会选择的合作对象，扎根灾区重建长达5年。期间，高小贤逐渐体认到了，2008年以后，西部地区在公益领域的边缘化。

在亲身经历这些行业生态的变动时，高小贤也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思考契机。2008年前后，中国学界开启了关于集体主义时期经验的讨论，意在告别左右之争，深入把握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经验在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方式、伦理道德等层面作为一种“新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意义。[37]在此视野下，农村社区作为中国社会自治传统的载体、集体化时期改造的对象，以及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哨，承载了理念型构与机制变迁的多重遗产和弹性空间。

这刺激着高小贤思考中国的GAD项目有无集体主义时期的经验遗产。在此基础上总结2004年在合阳县实施的“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项目，高小贤“明显地看到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的手法，如妇女骨干选拔、县妇联干部包村，从出台政策到由点到面的推广机制，以及社会动员中使用的地方戏、宣传画、路边的大标语等，都有浓浓的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工作的痕迹”；其中，与集体化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妇研会作为民间妇女组织，主动与国家妇联系统联手合作，“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女赋权等国际妇女运动的理念与参与治理的议题对接到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不断扩大妇女权利的空间”。[38]

如果说对本土化的思考仍然在理论与实践、特殊与普遍、中与西等二元对立范畴中展开，此后，高小贤转向对中国经验的阐发，意味着她的“反思经历了对外部支配性权力——从理念的西方中心到实践方面的西方霸权——的抵抗性思考，再到自信地向内寻找与整理自身经验的认知转型。整个反思过程也是她对中国妇女与性别发展项目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理解加深的结果。”[39]

90年代后，随着国际援助“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各个理论流派都进入中国，我们执行了很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在学习实践这些外来理论的同时，也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够娴熟地使用这些工具原来有些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农村基层工作方法，这促使我从“本土化”转向中国经验的思考。我一直在问: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开始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我们有着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自己的“妇女/性别与发展”理论?[40]

在高小贤对妇女发展项目的回溯中，如何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张力关系中，综合转化出符合新时期需要的行动指南和认知资源，构成了她对中国经验的生动阐释。其中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良性互动展开的“中国式合作”，介于职业化和工作队的项目管理模式，以及“即中即西”的道术互补。妇女/性别与发展范式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某种历史延续。两者既共享以生产为中心、推动妇女参与发展的妇女工作方针，在实践层面也能分别提供参与式发展、公民社会等社科分析框架与干预逻辑，和集体化时期积累下来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并将妇女工作与扶贫攻坚、合作医疗、基层民主、新农村建设等政府中心工作结合，以实现相互补充。[41]

事实上，如果说高小贤在不同语境下，将妇女与发展实践与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工作经验进行反复对照，展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自我阐释与自我更新上相当程度的自觉性。那么，顺此踪迹深入她对自身知行历程的梳理方式，也将更有效地帮助我们打开农村视域关联妇女发展议题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语境。

我们对农村妇女的赋权更指向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女人单个的力量是很难突破的，所以必须建立妇女的网络。……个体的主体性，往往是文学里面的表现，是知识女性的东西，是中产阶级女性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有农村情结，我们在农村扎根，我们愿意跟农村妇女在一起。……妇女研究、妇女组织和农村社区发展的这段姻缘与历史，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延续了妇女研究自80年代兴起以来就一直秉持的特点，即对底层妇女的关注。这使得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与广大的农村妇女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是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让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妇女工作经验，在与国际合作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得以传承和发扬。这一点很有意思。……当我在长时段历史中回顾与思考90年代的妇女发展组织时，我觉得，妇联在50年代农村工作中积累了许多方法和经验，这些传统在发展类的民间妇女组织的社区项目中是得到继承并发展了的。如果说GAD本土化，这是否就是中国经验? [42]

因此，在对新时期妇女发展项目的有益资源进行打捞时，高小贤对以农村妇女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的关注，以及对知识女性跨越阶层的群体连带感的强调，正是通过对革命传统中“妇女”这一集体概念的召唤而完成的。更进一步，这一对妇女群体的指认，落脚为体制内外的妇女组织与所代表群体之间的有机关联，以代表性重建的关键环节，凸显出结构性力量和组织机制的重要性。

正是通过反复体认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经验何以是特地语境的产物，历史的展开过程在高小贤的视野中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对照性资源，而非机械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其在处理50年代口述材料时的某种滞后性。这种等待既是研究者更新自身知识、视野的内在要求，也是在等待一个更为辩证理解古今中西关系的时代接受语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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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

[8]同上.

[9]宋少鹏.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8,(05):49.

[10]《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访谈课题——高小贤》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wp-content/uploads/sites/787/2020/05/gaoxiaoxian_m-1.pdf.

[11]宋少鹏.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8,(05):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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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宋少鹏,高小贤.“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历史语境、组织实践、理论反思[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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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同上.

[40]《高小贤:用视频再现新中国的妇女与妇女工作——在<半边天史话:妇女运动篇>系列纪录片西安发布会上的致辞》，半边天文化空间https://mp.weixin.qq.com/s/kQ4Gj8_lDJ1onbuaK-KV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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